“2001年的时候，我天天能赚二三百块钱。过完年，我老公就过来了。我老公脑子活，他看我天天倒腾衣服，买来卖去，就说，要是咱自己做，这利润不就更大了?”
他们一起到木樨园的服装辅料市场,准备买些东西回来加工服装。转了一圈，才发现，这里的东西，无论是衣料还是辅料，都比较贵。她丈夫说，同样的料子，辽宁西柳的批发价要比这里便宜三分之一，俩人商量，干脆回那边去进原材料，在北京直接加工，然后批发出去。
那时候，五道口也有个服装批发市场。他们在那附近租了地方，开始了前店后厂的劳作。
那段时间，人们的服装样式正在进行着一次大的转型，他们从西柳进料，在北京加工，一条裤子，成本价不过七块钱，却能卖到百八十元。批发价也就是三十元，最高不会超过三十五元。
从这个时候起，八姐就跟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奋斗在“动批”
八姐对服装设计还是有些天分的。虽然她没有上过什么服装学院，但从小就喜欢琢磨衣服怎么做好看，什么样的人穿什么衣服顺眼。她从动物园拿三个衣服款式，稍微改动改动，能够做出七种款式。有人夸她，问她从哪里学来的?她说：“小时候就想学服装设计，我妈说孩子多，拿不出上服装学校的钱。那时，我妈买一件衣裳，回家去我就能照样子改出来三件。”
就这样，他们的服装，开始出现在许多市场上，官园批发市场火，就往官园送货，万通市场火，就往万通市场送货。
那时候火到什么程度?五道口市场有两个工作人员，看到八姐家每天批发的量很大，就说，俺俩到西单整个档，卖你家衣服，你多少钱能给我们?八姐说，给你十五块钱，你卖多少钱我不管。这两个人辞职以后，有那么几个月，每天都要八姐给他们送三四十件衣服……
如果不是2003年那场“非典”，他们可能就这么干下去了。然而“非典”突袭，八姐可不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主儿，她虽然没有跑回东北去，但也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了。
等到“非典”一结束，他们就把五道口档卖了，转战西单。那阵子西单的服装生意非常红火，八姐的一个摊位，一天能卖五六千件，一年下来，挣了十万块钱。这是她从事服装生意以来，手头现钞最多的一年。
服装生意，随着各种各样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八姐审时度势，开始转战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
如果说，从2000年开始，八姐就和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有了种种交集，那么，从2004年9月开始，她就成为了真正的“动批”人。
这一年，她花了九万元在老天乐租了半年的档口。租了档口，就要上货，这时候手里钱又“紧”了，赶紧找朋友借了两万元整货……
他们在木樨园弄了个小厂，整了几十台车机，自己订料自己做。版型啊、款式啊，都照着年轻人喜欢的样式做，高中低档都有。货走得不错，他们的打拼，开始见到成效。
有了积蓄，他们就在乐天和白马市场租了摊位，两口子更加忙碌起来。八姐既备货又进货，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累得够呛，但干得也有劲。
说起那时的日子，八姐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到广东去打货，经常是连轴转。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广州后，也是饥一顿饱一顿。住的条件很艰苦，一般是五六个打货的租一套房子住。先去寻找适合你的厂家，然后看样、订货、拿货，都要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把你想要的货要到手。盯着厂家发货了，你要赶快往火车站跑，回北京的火车一天就那么三趟……”
一年以后，他们上了一个层次，签了品牌代理。卖代理的货，同时，也仿着所代理的品牌来做。夫妻俩，经常是一个到南方去打货，另一个就在北京批发卖货。
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火起来以后，竞争也日趋白热化。当时她代理的一个品牌，厂家在广东的东莞，一来二去，她做成了这个品牌在北京最大的代理商。一般情况下，每次进货，她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这里毕竟是北京“动批”市场，它的辐射面多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