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6月是塔什干城最好的时节。碧空如洗，温度适宜，甜美欢畅的奇尔奇克河和银子般的湖泊陂塘，沁润着塔什干的葱茏和茂盛，艳阳下阿拉伯式建筑圆形穹顶上的琉璃五彩斑斓。城东黛青色的恰特卡尔山，守望着这座城的活力和越来越现代化的面孔，一如它守望这座城千年来的古老与悠久。
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中亚最大的都市，位于西天山西麓，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筑有城池，汉译石头城。隔山而居的是西天山东麓的中国喀什，两城都由冰雪融水所滋养，绿洲上平畴沃野，阡陌纵横，肥腴富足，人烟如织。只是喀什的河向东奔流，而塔什干的河向西南而去。
和喀什一样，塔什干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名城，当年欧亚大陆贸易通道上的商业枢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凿空之旅，与西域各国建立了直接的官方联系，此后使团来来往往，商队络绎不绝。大唐玄奘西行取经，沿途传播中国文化，在讲经诵佛中，与各国人民广结善缘，在中亚和南亚千百年来的文献记述里，他的音容代表着中国和中国人的美好形象。张骞、玄奘都曾在塔什干留下足迹。
塔什干城从古到今一直见证着中国和中亚人民的友好往来、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
2016年6月22日，进入人们视野的是一群来自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他们通过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增进着中国和中亚人民的人文交往和文明互鉴。
当地时间18时15分，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塔什干亲切接见了来自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西北大学在乌开展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习近平主席与大家逐一握手，详细询问了每位考古、文保人员的单位和姓名，并在接见结束时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而在出访前夕，习近平主席在乌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谱写中乌友好新华章》。文章写到：“中乌都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人文交往一直是中乌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了重要努力。”
习近平主席接见的人员中，来自西北大学的是该校中亚考古队的王建新教授和梁云教授，以及硕士毕业生吴晨。他们正在撒马尔罕的泽拉夫善河流域进行考古挖掘，追寻从中国迁徙到中亚的古代游牧民族大月氏的踪迹，开展丝绸之路的考古研究。
王建新教授63岁了。头发被风吹成了大漠戈壁的颜色。长而浓密的眉毛表露着刚毅和坚定。沉静的眼神是阅历和智慧积淀出来的通透。脸膛上的皱纹如同岩石上的刻痕，这不仅仅是岁月的刀功，也是执着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印记。他的背已经微微驼了，因为谦逊的力量，也因为常年奔波操劳。
此时此刻无疑让人激动万分。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他所在的西北大学，以及中国所有的考古工作者，这都是一个莫大的荣耀。陪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学生和伙伴，儒雅沉稳的梁云。而梁云也已经人到中年。王建新教授想起和他一起战斗的同事们，马健、任萌、习通源、赵东月、热娜，还有刘俊瑞、冉万里、杨璐、周剑虹、田多、李悦。光荣和喜悦，幸福和激动，应该和他们一起分享，当然也包括他身后的西北大学的师生们。
这时距离王建新教授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已经过去了17年，距离西北大学创办考古专业过去了60年，开展考古研究过去了80年，距离前辈黄文弼先生开创丝绸之路考古过去了90年。
他忽然感到时间紧迫，责任巨大。十几年来，沿着河西走廊，再到天山南北，一直到今天站在中亚的土地上，他是西北大学几代考古学人中走得最远的一个，工作上取得了非常有分量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上也有重大突破。但中亚考古工作才刚刚打下基础，大月氏研究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切还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后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虽然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进入中亚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的学者，但相比于西方，还是迟到了，落后了。
而且中亚的考古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这里一直是世界考古学界的聚焦点，更是考古学学术的角力场和竞技场。中亚文化异常复杂，历史上周边力量和人群多次进入，文化多次融汇，种群多次融合，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形态，文化堆积纹理交织，很难辨析。中亚，这个有限的区域空间里，却投射着整个欧亚大陆的文化倒影。这是因为中亚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中亚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在。
大熔炉与万花筒
把目光投向世界地图东经60度北纬45度。这里是中亚内陆湖泊咸海。咸海的两条水源河，北边的叫锡尔河，南边的叫阿姆河。两条河及其支流所涵盖的地域被中国古代称为河中地区。这块区域介于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与里海之间，是一大片广袤而干燥的荒漠。锡尔河和阿姆河中上游，以及沿天山、帕米尔西麓的绿洲，古时候叫索格底亚那，中国古代称之为粟特。锡尔河和阿姆河下游及咸海周边的绿洲，古时候叫花剌子模。阿姆河以南一直到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周边的绿洲，古时候叫巴克特里亚。自古，中亚的文明就发生、衍替、幻灭在这些绿洲之上。
中亚地区向东，是东方的中华文明。往西是西亚的两河文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往南是印度河恒河文明。往北是草原地带的游牧文明。中亚就处在世界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表面看来是三大农垦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边缘地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何尝不是另外一个中心?
中亚，一个注定有很多故事的地方。
绿洲农业天生脆弱。水源的有限制约了它的规模与扩张，地域的分散阻隔了它的集中与联合。所以绿洲农业不能像大江大河的大平原农业那样形成并供养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以此抵御侵略、赓续文明。传统社会里，中亚几乎没有建立过像样的、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些分散的绿洲城邦。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竞争的时代，中亚始终处于下风。周边地区的势力像潮汐一样，一次又一次拍打、浸漫着这一区域。中亚真的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来往的都是过客。
这里发生过六次较大的文化融合与衍替。第一次是波斯文化的到来。
中亚的北方，北纬50度左右，这里属于西风带，酥油般的雨水浇灌出一条从欧洲喀尔巴阡山脉至东亚大兴安岭的草原地带。这条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大草原，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和舞台。黑海和里海北岸，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山，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和叶尼塞河上游，以及蒙古高原之上，有多少征伐与杀戮酝酿、爆发?驰过莽苍草原的不仅仅有疾风骤雨，还有铁骑与刀剑。
公元前3500年，里海和黑海北岸的古印欧人开始南迁。公元前1500年左右，印欧人中被称作雅利安人的一支南下到中亚南部和伊朗高原定居，而远在东方的黄河中下游，正是夏商交替之际。公元前1000年前后，雅利安人建立了米底和波斯两个政权。在我国，改朝换代正在进行，这次是周朝推翻了商朝。公元前553年，波斯崛起，建立起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他们的王是居鲁士二世，而我国进入了春秋晚期。
居鲁士二世，“百王之王”“大地之王”，雄图大略，狡黠凶悍，统一伊朗高原让他雄心勃勃，也让他更为贪婪。他挥师北上，攻伐中亚。而此时，游牧在中亚的是马萨格泰人。马萨格泰王是继承丈夫王位的托米丽司女王。公元前529年，居鲁士二世遣使向女王求婚。这是一位清醒而聪慧的女人，托米丽司知道，居鲁士二世贪恋的不是她的美色与贤惠，而是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拒绝之后，紧随而来的当然是战争与杀戮。居鲁士二世诱杀了女王的儿子斯帕尔加皮塞斯。没有什么比杀掉她的孩子更能让一位母亲疯狂了。托米丽司不仅仅是爱戴她的所有部众和臣民的王，更是一位母亲。丈夫去世了，天塌了，儿子被杀了，心肝被掏了。托米丽司调集所有军队与居鲁士二世决一死战。波斯军队大部覆亡，而“百王之王”的居鲁士二世当场战死，托米丽司割下他的头颅装入一个盛满人血的皮囊之中。
居鲁士二世之后的第二代继承人大流士一世，继续征讨中亚，最终打败马萨格泰人，占据了这一地区。大流士一世不但具有居鲁士二世的刚猛，更是一位有政治谋略的统治者，他力行改革，统一货币集中财政，建立行省加强集权，修筑驿道通畅交通，确立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统一思想意识。
波斯帝国共有二十多个行省，中亚就有七个。中亚从此被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波斯人在中亚不仅仅建立据点与城堡，更重要的是鼓励移民和推行文化。中亚的语言文字、政治体系、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最终连种群都全面波斯化。这里成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语地区。中亚的画板上被波斯文化狠狠地涂了一层，大脑灰质里的波斯遗存甚至脉续至今。
第二次是希腊文化的到来。
希腊马其顿帝国的崛起，发生在希腊内部各城邦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马其顿位于希腊半岛东北部，本是希腊众多城邦中不受重视的、边缘化的落后小国。然而世事难料，国运往往跟人的命运一样充满戏剧性。被轻视的有可能成为最尊贵的，最边缘的却有可能独占鳌头。就在雅典和斯巴达各率盟军互相杀戮之时，马其顿置身事外，作壁上观。当希腊各城邦危机重重开始衰落的时候，公元前359年即位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开始力行改革发展经济、建设军队、加强王权。马其顿迅速成为军事强国，并臣服希腊各城邦。
公元前336年，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即位，两年以后开始率军远征东方。公元前330年攻灭波斯帝国，公元前329年占据中亚。而此时距离波斯大帝居鲁士二世征战中亚，已经过去了二百年。就在亚历山大大帝即位的前两年，公元前338年，东方中国正处于战国时期，秦国已经完成了商鞅变法，变法主导者商鞅这一年被车裂而死，但变法成果保留了下来，秦国开始为统一中国夯实基础。
希腊文化不同于游牧文化，也不同于我国的农业文化，它是典型的商业文化。希腊半岛多山地少平原，不宜稼穑，但它处于埃及尼罗河文明和西亚两河文明的中间，扼守黑海和地中海的水道，故此借地利之便发展贸易，成了亚、非、欧商贸中心和掮客聚居地。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半岛、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四处建立商业殖民据点，形成了联系广泛而紧密的海洋贸易网络，唯独缺少通往东方的陆上商道，此前这一商道被波斯占据。所以，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疆域沿着东西方的贸易通道而去。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们是农业国家，秦统一天下建立帝国，开疆拓土的边沿是东亚季风气候400毫米降雨线，这个区域内适合农作物生长。
天妒英雄。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突然病亡，时年33岁。帝国很快分裂为四个部分，马其顿王国、色雷斯王国、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中亚在塞琉古王朝统治之下，成为巴克特里亚总督区。希腊人大举迁入。公元前255年，巴克特里亚独立成为王国，中国史书称之为大夏，政权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30年。希腊人统治中亚长达200余年。
希腊人以建立殖民据点为手段，构建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控制网络，他们在中亚修筑了众多城堡。1500年以后，近代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趾高气扬地进入中亚，以文化布施者的态度，探寻这些城堡遗址，以此恢复祖先的荣光，夸大欧洲文化对中亚文化的贡献。希腊文化对中亚文化影响巨大，特别是建筑和艺术，以及商业模式。希腊风格给传播到此处的佛教宗教艺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体现在中亚粟特人建立商业聚居点的贸易方式上。
第三次文化融合和衍替是贵霜帝国完成的。
灭亡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是一支来自中国的神秘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就是张骞当年历尽困苦一路追寻，希望建立军事联盟的大月氏。也是2000多年后的今天，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苦心孤诣、四处探寻，渴望揭开神秘面纱的大月氏。大月氏早年游牧在中国西部“敦煌、祁连间”，充当着东西方贸易的中间商，他们垄断着玉石贸易，富足而强大。匈奴和大汉帝国崛起之后，东方开始了新的秩序重构，大月氏被匈奴击败，向中亚迁徙，在伊犁河谷停留之后，继续南迁征服了巴克特里亚，据其地而居。公元前129年，张骞历尽万难抵达这里，但大月氏已经乐不思蜀，无意继续与匈奴为敌。
公元25年前后，月氏五个部落之一贵霜统一其他四部建立了贵霜帝国，领土拥有中亚和南亚印度河流域。游牧民族的统治方式不同于农业民族。农业民族以地域设置管辖机构，进行征税和社会治理，人们自我介绍时总是说自己是某某地方人。而游牧民族并不附着在固定的土地上，所以统御人民按人群划分，派遣官员或者认可当地头人为某一群人的头领，此即为游牧民的部落，跟人种和民族并无关系，一个部落里往往混有多个人种和民族，人们自我介绍时总是说自己是某某部落人。贵霜部落是大月氏从中国以来就有的部落，还是在征服中亚过程中收服的当地民众，仍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所以贵霜帝国是大月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当地塞人、希腊人、东伊朗人联合建立的帝国，存疑至今。
但贵霜帝国对中亚文化的建设，却居功至伟。贵霜融合希腊、波斯、印度文化，发展出犍陀罗文化，对中亚的文化艺术和建筑影响深远。犍陀罗文化在魏晋时代传入中国。贵霜帝国大力推行佛教，改变了中亚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一家独大的格局。这是中亚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巅峰，留下了厚厚一层文化堆积，并对欧亚大陆的文化产生了巨大推动。佛教也是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并逐步推广，此时为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425年，贵霜灭亡于来自北方草原的嚈哒人。对于中亚文化来说，嚈哒人只是掠过大地的疾风，留下的不多，带走的不少。公元558年至567年，嚈哒帝国灭亡于内乱以及萨珊波斯和突厥人的夹击之中。
突厥勃发于北方草原地带阿尔泰山脉，公元552年建立汗国，此时是中国南北朝后期。突厥汗国最盛时期领有咸海到大兴安岭的广袤疆域。突厥与北周和北齐来往紧密，操弄和利用两个中原政权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583年，隋朝时期，突厥分裂为东西汗国。中亚为西突厥所据。公元618年大唐建立，12年后的630年，大唐灭东突厥汗国，40年后的657年，大唐灭西突厥汗国，在中亚设置北庭大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
中亚的第四次文化变动是中华文化的影响，这是一次文化融汇而并非衍替。
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击败匈奴之后就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中原到中亚的丝绸之路彻底打通。东汉继承旧制。三国时，曹魏政权仍然任命西域戊己校尉，屯垦戍边。唐代学习和沿袭汉代以来的政策，驻扎军队，统御和羁縻中亚各族，时间长达100年左右。中原和中亚往来紧密，丝绸之路走向全盛。中国的造纸术、冶铁术、灌溉术，以及养蚕、缫丝的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欧亚大陆腹地。盛唐诗人李白公元701年出生在中亚碎叶城，遗址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流域托克马克城附近。泱泱大国，华夏衣冠，中华文化辐射至整个欧亚大陆，产生了极强的文化吸引力，影响深远。
但中亚的实际控制者仍然是突厥语族人和当地贵族，突厥乌古思、葛逻禄、突骑施逐步势力强大。几乎与大唐一起崛起的是西亚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公元705年他们的势力已经到达中亚地区。公元751年，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怛逻斯大战一场，大唐战败。此后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再也无力无心组织一场战争对抗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侵入，从此退出中亚。
中亚也因此开启了第五次文化流变与衍替，那就是突厥化和伊斯兰化。
阿拉伯帝国进入中亚后，采取各种手段强制中亚人民改宗伊斯兰教，并破坏原有文化，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在中亚不再流行。840年回纥南入中亚和新疆，与突厥葛逻禄部建立喀喇汗王朝。喀喇汗可汗自称“桃花石可汗”。“桃花石”是古代中亚人对中国和汉族人的称谓。而突厥各部逐步在中亚扎根，开始的时候以马木鲁克(奴隶兵)的身份和角色进入阿拉伯帝国的各个割据政权。“家奴僭主”的戏剧开始上演，这些突厥兵逐渐掌握军政要害。公元962年，也就是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之后的两年，第一个突厥国家伽色尼王朝在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地区建立。当东方宋、辽、金、夏对峙的时候，中亚两河流域先后建立了突厥塞尔柱帝国和花剌子模帝国，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走向深入，突厥语族的各支语言成为中亚的主体语言。
这期间，东方文化再次渗入中亚。1124年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被女真人的金王朝消灭，契丹耶律大石西逃中亚建立西辽王朝，中原文化随之而来，对欧亚大陆产生一定影响，俄罗斯至今以契丹之名称谓中国。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入侵之后，统治中亚的是察合台汗国，后来也被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察合台汗国瓦解之后，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亚民族国家逐渐定型，从帖木儿汗国到布哈拉、希瓦、浩罕三汗国，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彻底完成，突厥语族国家奠定了近代中亚的政治版图和文化形态。
中亚的第六次文化融合和衍替是沙皇俄国的入侵。
十八世纪末，沙皇俄国开始入侵中亚，先从哈萨克大草原开始，直到1876年占领浩罕汗国。这次是长达120年的斯拉夫化。苏联时期推行无神论，伊斯兰教的影响被淡化。苏联也推行俄语和西里尔字母，俄语至今仍是中亚国家的通用语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亚五国独立，民族文化才得以逐步恢复与重建。
中亚文化就是这么丰富与多变，无愧于“种群大熔炉”和“文化万花筒”的称谓。我们很难像对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美国那样，给中亚的文化概括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它的形态和表征太复杂，肌理和内涵太多元。它几乎集成了欧亚大陆各大文明的要素，它的多样性正是丝绸之路多样性的集中体现。所以，中亚考古是丝绸之路考古的王冠，是解开欧亚大陆文明交往的锁钥。离开了中亚，丝绸之路考古就等于失去了灵魂和法门。它也因此更能激发考古学家的求知欲和探索欲，这里注定是考古学家的天堂。
然而西方人却一直走在前面，这一领域的话语权一直由他们所主导。从十九世纪至今100余年里，西方的考古学家一直在此盘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西方的狂欢
就连“丝绸之路”的名字，都是由欧洲学者提出，并被学术界所接受。
李希霍芬，这位蓄着普鲁士大胡须的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868年至1872年对中国进行了7次地理考察。确切地说，李希霍芬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德国人，因为德国当时尚未统一。德国的统一是在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这时才有了“德意志国”的国号，他只能算是普鲁士人。而当时，中国大清帝国刚刚平息太平天国运动才四年。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之下，帝国的基石已经松动，江南各省离心渐存。李希霍芬考察了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最远到达陕西宝鸡，并从这里南下四川成都，后顺长江而下，抵返上海。李希霍芬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才35岁，为了使考察顺利，他还将护照上的姓氏改为“李”，以便与当时的权贵湖广总督李鸿章攀上“关系”。但在考察途中，还是遇到了危险。在山东博山煤矿，愤怒的矿工们差点把他围困起来，李奇霍芬藏到当地的一个地主家中才躲过一劫。1872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国，受到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的嘉奖和赏识，迅速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名流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中国考察期间，李希霍芬发现，古代的时候存在一个从中国通向欧亚大陆西端的交通道路网。1877年，44岁的李希霍芬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第一卷，其中提出“丝绸之路”的名字，并在一张地图上还标题了“海上丝绸之路”。
扼腕顿足，恨我国弱。“丝绸之路”这一辉煌的历史大剧，中国作为主角之一，却在学术研究中落后缺席。“丝绸之路”上的历史状貌任由他人以自己的喜恶和偏好，大言不惭地解释和“还原”。至今，中国及中国文化对“丝绸之路”和人类文明的贡献，仍然没有回归到她所实际应有之位。这就是王建新们的使命。
令人痛心的还在后面。
斯坦因，英国籍匈牙利人，全名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862年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家庭。这是让中国考古学界如鲠在喉的人物。不得不承认犹太民族的优秀与卓越。两千余年来，犹太人受尽磨难，但他们无论流亡何处，都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也培养了许多巨擘大家，马克思、斯宾诺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海涅、普鲁斯特等，他们的名字在人类文明史的天幕上灿若星辰。这与他们始终传承和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斯坦因崇拜的偶像是亚历山大大帝，中学时受到《马可·波罗行纪》和《大唐西域记》的熏陶和感染，立志游历和研究东方。21岁博士毕业后，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这是一个学霸级的精英人物。
斯坦因的事业开始于担任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那时他只有24岁。其后的三十余年里他多次前往克什米尔和中亚探险考察。1906年，他第二次进入中国，在和田物色了一个向导兼“师爷”蒋孝琬，1907年到达敦煌莫高窟，见到掌管藏经洞钥匙的王圆篆道士。诡秘的是敦煌作为佛教圣地，佛教经卷却交由一名道士看管。斯坦因欺骗王道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而他现在从印度来，专程寻访唐僧遗典。然后用一些马蹄银“买”走了24大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他文物。而“虔诚廉直”的王道士，并未私吞银两，他将全部所得都用在了修缮和香火上。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奥布鲁切夫、鄂登堡，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也都从莫高窟盗走大量文物。
今天，所有研究敦煌学和丝绸之路的中国学者，如果要查阅有关敦煌的文献，很多时候都得去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预约申请，等待审核。同意之后，登记签名，留照存记，然后戴上手套，才能一抚原典，多数人只能查阅影印资料。体验一下那种心情吧，诚如陈寅恪先生痛心疾首，“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865年2月，在斯坦因三岁的时候，斯文·赫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生。15岁时，在斯德哥尔摩港口参加了迎接探险家诺登舍尔德从北冰洋探险归来的盛大仪式。诺登舍尔德的成就与荣耀让这名少年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他发誓也要做一名探险家。1886年，他师从德国李希霍芬研习地理，正是受李希霍芬的影响，他将中亚和中国探险作为此生的事业，沉醉甚至狂热至一生未娶。他自称，我已经和中国结婚了。
斯文·赫定通过不同路线多次前往中亚和中国。曾从波斯进入土库曼麦什特、阿什哈巴德，再到乌兹别克历史名城布哈拉、撒马尔罕，最后抵达俄属中亚的首府塔什干。沿途考察了许多古代城堡遗址，并发掘了佛教废墟。斯文·赫定几次穿越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沿流考察了塔里木河。后来还进入西藏，绘制了西藏部分山川地形图，填补了西方地理学“空白”。
为人熟知并让斯文·赫定本人引以为傲的，是他“发现”了楼兰遗址。
1900年3月29日，斯文·赫定的探险团到达罗布泊北岸。这是斯文·赫定第二次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次考察受到瑞典国王奥斯卡和富豪伊曼纽尔·诺贝尔的资助。而此时的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这年1月，慈禧太后发布了维护义和团的诏令，整个春天义和团团民开始进入天津，6月初又进入北京城，烧毁11所教堂，四处屠杀教民，11日驻天津的各国领事组织联军开始向北京进发。当北京战火纷飞的时候，遥远的罗布泊将要发生一起丝绸之路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斯文·赫定来到一处貌似可以掘井取水的地方，结果发现铁铲丢失，于是派一名向导沿路返回，前往寻找。但是中途狂风大作，向导也迷了路。等到风暴过后，向导发现他竟然在一个古城遗址的边上，于是立刻向斯文·赫定汇报。楼兰古城就这样走出历史的迷雾，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一年以后，斯文·赫定作了初步的挖掘。此后的100余年时间里，中外考古学家分别对楼兰古城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挖掘，出土了许多惊艳天下的珍贵文物，包括那位1980年出土的带有神秘笑容的“楼兰美女”。还原了当年楼兰古城的繁荣与富庶，以及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盛况。
1909年，斯文·赫定回到斯德哥尔摩，迎接他的是他少年时代就渴望的像诺登舍尔德那样的欢迎仪式和无上荣耀的名誉，他被认为是全瑞典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对中国学者来说却别有一番况味。
1926年年底，斯文·赫定第五次抵达中国。这次的探险活动将会与我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开创者，西北大学考古研究的创立人之一黄文弼先生有一次深入的交集和际会。
近一百余年来，西方考古学家一直独占丝绸之路中亚考古领域。他们中的多数，是在寻找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城堡遗址。
1923年法国有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研究学者A·富歇就开始了对中亚南部一直到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周边地区的考古调查。1937年在帕尔万盆地贝格拉姆遗址发现了丝绸之路的货仓。贝格拉姆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迦毕试国的都城，它扼守中亚到南亚的交通咽喉，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关卡。当时的挖掘者J·哈京，无意之中打开了两间泥墙密封的仓库，里面装满了贵霜时代的宝藏：罗马的玻璃制品、青铜器以及石膏模型，印度的象牙工艺品，以及中国东汉的漆器。
1961年，著名的阿依哈努姆遗址被发现，也是事出无意。当时的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在此处狩猎，发现一个农家院子里有石刻的雕像和一个希腊风格的柱头、坛座，就将此事告诉了法国考古调查队施隆伯格。1965年发掘正式开始，此时的领队是法国人P·贝尔纳。考古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经常“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巴克特利亚城堡遗址，位于中亚南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上，是阿姆河和其支流科克恰河交汇的三角高地。遗址有希腊式的宫殿、神庙、体育场和剧场以及列柱门，也出土了科林斯式柱头和赫尔墨斯柱。从出土的文物分析，该城建于公元前300年还早，应该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此处后不久，而毁灭于公元前145年左右，这正是大月氏南下灭亡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时候。阿依哈努姆遗址发掘的成果刊登在《法国学院纪要》年度报告上，正式报告已经出版8卷。该遗址的发掘因为战乱至今仍未结束。
这只是西方国家在中亚考古的一个缩影，而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考古学者都在中亚有发掘现场，长年累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亚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挖掘几乎被俄国学者所垄断，各种发掘报告浩若瀚海。关于中亚史前文明和欧亚大陆游牧文化的研究，不懂俄语不研习俄国的研究成果等于没有入门。
日本对于丝绸之路的痴迷和热心，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日本一些人也像西方所谓的探险家那样，嗅着味道深入我国西部，沿丝绸之路“科考”“调查”，侦探国情民情，抢掠珍贵文物。几十年来，日本学术界、出版界以及新闻界都对“丝绸之路”热情高涨。五十年代，甚至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丝绸之路热”。八十年代，日本学术界认为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应该是日本而不是西安。中亚各国独立之后，日本考古界大举进入，与中亚相关国家建立合作，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支流苏尔汉河流域各大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惹眼。近年来，韩国考古工作者也已前往中亚，几年下来也饶有收获。
西方考古学者用他们在中亚发掘的文物、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以及系统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筑起一道壁垒。在这个壁垒围起来的圈子里，他们是主导者。丝绸之路考古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这些西方文化中心论者的手里。壁垒难破，圈子难进。
迟到但绝不缺席
塔什干，王建新教授并不陌生的城市。2009年以来，他已经多次往返。高大茂盛的悬铃木浓荫密布，宽阔的街道洁净而飒爽，傍晚的微风正从恰特卡尔山上吹拂而来。披着霞光的塔什干，今天比以往更加清新明丽。
他们没有在塔什干驻留，当夜就赶回撒马尔罕。300多公里的路程，王建新和梁云像往常一样一路交谈，谈目前的工作进展，谈已经出土的文物，谈未来的工作打算。只不过这一次，王建新教授的话语明显多了很多，语调和语速也明显的高昂和急促，眼神更加坚定而明亮。
这次会见，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鼓舞和勉励，更多的是鞭策和厚望。中国固然是迟到者，但绝对不做缺席者。
而此时此刻，两千公里之外的东方，古城西安灯火阑珊。西北大学这所一直致力于丝绸之路研究的百年学府，当师生们获悉这一消息时，全校沸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