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略记得那是麦收后抢时播种玉米的最紧火的时节，年轻的村长掮着铁锨走进我的院子，高挽到膝盖的裤管下是沾着泥水的赤脚。我让座。他不坐，连肩头的铁锨也不放下来，一副急不可待的架势，倒是不拒绝我递给他的一支烟。他说，你去把场塄下那二分地种上包谷，到时候娃们也有嫩包谷穗儿吃嘛!
我一时竟然很感动，却有点犹豫。我在两年前调入省作协当上专业作家，妻子和孩子的户籍也随之从乡村转入城市，刚刚分到手且收获过一料麦子的责任田，又统统交回村委会重新分配给其他村民了。专业作家对我至关重要的含义，就是可以由我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行程了。几乎就在那一年，我索性决定从城镇回归乡村老家。我在祖居的屋院里读中国新时期文学一浪高过一浪的小说，读着刚刚翻译过来的陌生的世界名著，也写着我的小说，是一个不再依赖土地丰歉生存着的乡村入了。村里的乡亲有人送来一把春天的头一茬韭菜，几个刚刚孕肥的嫩包谷穗子，一篮沾着湿土的红苕，常常引发我内心的微妙感慨，过去我曾拿着这些东西送给西安城里的朋友，现在我自己反倒成为接受者了。我在接过一把韭菜一篮红苕几个嫩包谷穗子的时候，分明意识到我和这块土地依存的关系割断了，尽管还住在祖居的老屋里，尽管出出进进还踩踏着这方土地，却无法改变心底那一缕隐隐的空虚的发生。我对村长好心好意的提议之所以犹疑不定，是因为我已无资格耕种哪怕巴掌大一块土地了。
村长显然早已揣透了我的顾虑，解释说，村口场塄下这一畛子地，猪拱鸡刨，你交回的那二分地分给谁谁都不要，这几年都荒着，你种点包谷谁也没意见……说罢转身出门去了。
我便种上了包谷。这二分地在村子东头的场塄下。当年的新一茬的篙草正长到旺盛时，比我还高出半头。我丢剥了长袖长裤，握一把磨得锋利的草镰，把蒿草齐摆摆砍掉割尽，再用镢头把庞大的根系一一刨挖出来。因为天旱土壤干硬，也因为几年荒芜土质板结，牛拽的犁铧开掘不动，只能用双刺镢头开挖，再把大块硬土敲碎，点种下包谷种子。大约整整干了三天，案头正在写作的小说或散文全部撇下，连钢笔也没有扭开，手掌上的血泡儿用纱布缠了几层，仍有血丝渗出来。又过了几天，于夕阳沉落西原的傍晚，我在湿漉漉的地皮上看见一根根刚冒出来的嫩黄的旋管状的包谷苗子时，心底发生了好一阵响动。我坐在被太阳晒得温热的土墚上，感觉到与脚下这块被许多祖宗耕种过的土地的地脉接通了，我的周身的血脉似乎顿然间都畅流起来了。
我在这二分地里间苗定苗，锄草施肥。三伏的大旱时节，村长便安排村民开动抽水机灌溉，轮到我的地头的时候，我便脱了鞋子，用铁锨挖开灌渠的口子把水放进地里，双脚踩着沁人肌肤的井水，让每一株包谷都浇灌得足饱。眼瞅着包谷拔节了，冒出天花和红缨来，绿色的包谷穗子日渐肥大起来，剥开一条缝儿，已经孕出白色的一排排颗粒，用指甲轻轻掐一下，牛奶似的稠汁蹦溅到我脸上。我掰下一篮，剥去绿色的皮壳，等待周末从寄宿中学回家的女儿，那是作为一个父亲最温馨的等待时刻。
我后来在这二分地里种过洋芋(土豆)，收获的果实堆在屋角，有亲友来家，便作为礼物相送。也种过白菜和萝卜，不知是技术不得要领，还是种子不好，那白菜只长菜叶不包心，只能窝泡酸菜;萝卜又瓷又硬，熬煮勉强可食，生吃很不是滋味。只有栽种大葱大获成功，许是我勤于松土，那葱长得又粗又高，葱白尤其多，做料子菜自不必说，剥了皮生吃也很香甜，我常常是一口馍一口生葱吃得酣畅淋漓。我在务这二分地里的庄稼和蔬菜的劳动中，渐渐稀少了到河堤散步的习惯，或者说替代了。我在一天的阅读或写作之后，傍晚时分习惯到灞河边上散步，活动一下在桌椅间窝蜷了一天的腰和腿。河堤内侧的滩地里是汗流浃背忙于做事的男人和女人，河堤外侧的沙滩上是割草放羊的孩子，我往往在那种环境里感到不自在，很难生出古典和现代才子们赏山阅水的情致来。现在，当我在那二分地里为包谷除草或为大葱培壅黄土的时候，满脸汗水满手土屑，猛不防会有一个我能闻声辨人的人发出的声音：“还是把式喀!”然后就在地头坐下来，或者他抽我递给他的雪茄，或者我抽他的旱烟，然后说他儿子或女儿遇着什么难事了，需得我去帮忙交涉，我比他的“面子”大哇……我往往在那种时刻，比之在河堤上散步时的感觉稍好。
那是至今依旧令我向往而无法回归的年月和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