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外科
虽然戴着口罩，但从她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口罩上方的眼神，仍然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女孩。
她说，13号床。
她说，刘春。
她说，叔叔，你跟我来，我帮你拔管。
我在护工黄阿姨的帮助下，艰难地从病床上坐起来，下床，右手提着导流器(姑且这样称呼吧，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跟在年轻护士的身后慢慢走出去。黄阿姨尽职地走在我的左边要搀扶我，被我拒绝了。我想，一个被管子伸进胸腔，顶住肺部好几天，终于熬到了拔管这一步的男人，他已经度过了住院最艰难的部分，没有理由像个弱不禁风的老人动辄让别人施加援手了，肺结节手术病人也要向社会传递乐观自信正能量。
到了一个简易的操作室，年轻护士和黄阿姨将我慢慢放倒在操作床上，然后黄阿姨退到两米外的门口，好奇又警惕地观察着年轻护士从操作室各个抽屉里取出各种器物，包括医用手套、棉签、纱布、消毒液、镊子等等。我突然感觉到这个护士好像有些心虚，虽然动作看起来比较熟练。于是我也担心起来了。为了缓解我的紧张，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她说话，我问她，医生这次给我身体开了几个刀口。她回答说，两个。我说我以为一般要开三个口子才好操作呢。她说不一定的，要看具体情况的。其实当时最想问年轻护士的一句话是：此前你独立操作过拔管流程吗?但我不好意思问，这样不信任感太明显了，老男人必须守住自己的面子。
年轻护士不失熟练地揭开两个伤口的保护胶布，然后消毒，再消毒。我紧张地闭着眼睛，感觉下一步就是拔管了。但突然她停了下来，没说话，飞快地离开了操作室。我睁开眼睛，黄阿姨仍然在两米外的门口像门卫一样守候着。我们对视了一眼，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空气弥漫着迷惑与不安的味道。时间在此刻变得异常缓慢，以至于我一度把三十秒当作三十分钟。大约过了三十秒吧，来了一个30岁左右的男护士。男护士给自己的双手消完毒，然后对我说，准备给你拔管了哦，有一点点痛，我会给你轻轻地揉一下伤口以缓解这个疼痛。他还没说完，我就感觉到一阵尖锐的刺痛闪电一般划过我的心肺，如同一道光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我想那应该是软管正在离开我的胸腔，但这刺痛仍然让我禁不住抽搐了一下，并发出了代表疼痛的声音。但很快，我感觉到男护士在用消毒棉布压在我的伤口上轻轻摁揉，这是一种厚重的、大范围的、令人放心的痛感，让我明确：事情在向好，不会再有方才那种闪电般的刺痛了。
男护士熟练地重新消毒、涂药、包扎、固定，然后说，好了，可以回病房了。黄阿姨同样熟练地帮助我起床，协助我穿好上衣，披上外套。站起来的时候，我习惯性地低头，想去拎导流器，发现地上空空如也。
回到病房，立马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不需要借助外力，自己也可以非常缓慢地躺下了。但我一直对年轻护士突然离开了几十秒百思不得其解——是我油腻而圆润的身材让女孩子不忍直视，还是这个实习护士突然被我的伤口吓怕了?
在我们病房，三个病人患的都是同一种病，都要动刀子。由于我入院最早，同时也做过一些相关科普，所以我一直在为另两位病友普及这种病的知识。我发现他们对待自己的身体比我更盲目，本来是肺部的问题，有一个甚至没有去看呼吸内科，就跑到胸外科来叫医生帮他开刀，弄得医生接纳也不是拒绝也不是，直接把安排在病房里的他们晾了好几天，他们就越来越以为自己患的是绝症。但这两对来自桂北农村的中年夫妻，他们的诚恳和豪爽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肯定会写出他们的故事，但不是今天。
晚饭后，三个病友和他们的护工或者家属继续讨论病情。其中大家谈到社会进步，所举的例子是以前医院开刀口子很大，现在有微创手术了，口子可以很小。黄阿姨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个一寸到两寸之间的距离，说我这次手术的口子也开得很小，其中最大的那个也就是那么一点长。我突然就想通了年轻护士离开的原因——伤口的大小是相对的，对于见惯不怪的资深护士而言，一寸多长的伤口与一根毛发无异，但对于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甚至还在见习期的年轻护士来说，也算是一条不小的河流了。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多年前也是在一家三甲医院做骨科护士，在给一些伤情难看的病人打针的时候，病人还没有喊疼，她就已经先哭了。
病房聊天活动结束后，晚上10点左右，我照例从所在的病房撤退到走廊，在征得护士站人员的同意之后，选定走廊上的一张病床睡觉。每一次，护士都要问原因，因为在她们看来，走廊人来人往，阳性和发烧人员越来越多，很不安全。但当她们听了我的理由之后，都表示理解——同病房的两位病人大哥打呼噜和他们说话一样豪迈，他们的家人也时不时以鼻腔的轰鸣应和。用黄阿姨的话说，我们这个病房就像野猪林。其实我也是打呼噜的，只是声音较小而已，至多算是人畜无害的小野猪吧。为了保持心理上的优势，我必须搬离房间。
我是12月16日住进来的。严格地说是18日住进来的，因为17日和18日是周末，不做手术，而那两天正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最后两场比赛，我每到晚上9点后就逃回家看球，然后又悄悄回来或者不回来。而白天是有许多事情要做的，主要是拿着各种单子，在医院各个科室跑，做各种检查。同时也要随时接受护士们的召唤。17日，一个护士找到我，说要给我剃腋毛。我跟她来到操作室，掀开右边的衣服，让她剃右边的腋毛。她说，左边的也要剃掉。我说我是右肺有问题，开刀也是开右边，左边的腋毛对手术没影响吧?护士说，这是手术流程规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操作的。于是我只好脱掉了左边的衣服。
通过那几天的准备工作，我有了一点个人心得——冰冷的手术，从另外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艺术性。比如剃腋毛，除了出于手术规定，有没有出于对称的讲究?
对于剃腋毛，我没有更多想说的。我没有狐臭，腋毛对我并不十分重要，甚至护士要把我剃成光头，我应该也不会有多大的抵触，何况剃了还会再长。我是一个温和的人，崇尚有话好好说，反感那种不宣而战的行为——记得十年前我在另一家医院做阑尾炎手术，手术结束好几天，我才发现陪伴三十多年的阴毛不见了。
18日下午，又有一个护士找到我，要抽动脉血，以备手术配血。护士问，你想从手臂上抽还是从大腿根部抽?我说我对动脉的布局一窍不通，由你自己按照你的习惯决定吧，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从大一点的血管抽，免得插错针，我怕痛。护士说，那还是从大腿根抽吧，请把裤子扒到膝盖下面。
那一天我才知道，大腿根部的动脉距离男人的命根子如此之近。护士抽血的时候，手只要稍稍一抖，就能碰到。我一直抑制自己不要胡想，我怕有一根真正的动脉会突然蓬勃生长。但事实上我多虑了，50岁的男人了，他的任何一条动脉都只能呈现出符合他身体状况的表现，想象再丰富，也不能撬动现实，更何况这个男人刚刚动了手术。护士抽完血后，用两根棉签压住针口，要我用手摁压20分钟才能放开。由此我又了解到摁压20分钟的科学性——动脉和静脉不同，如果动脉针口没有压好，会在体内流血，外面是看不到的，所以为了保险，必须多压一点时间。
如果那个下午你正好来到胸外科病房，又正好经过13号床，你会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以一种十分诡异的姿势侧身半卧在床上，他的长裤被褪下到膝部，一只手撑住头部，另一只手下落不明。
凌晨，两个值班的医务人员在交流业务，听语音，应该是那位拔管时临阵退缩的年轻护士和为她解忧的男护士。年轻护士的语气里有一种可想而知的谦虚，基本上都是请教各种医务操作问题，年长的也非常耐心，知无不言。我很惊讶于在这样一个地方，人类之间还能保留着如此融洽的交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酒逢千杯知己少、话不半句投机多的情况。我从手术室出来那天，被安排在重症监护室里观察一天一夜，也听到一个年轻护士向一位年长护士请教怎么写新闻报道，估计是医院有内部的网站和公号，对每个科室有发稿要求。年轻人的求知欲很强，遗憾的是，年长的回答有点语焉不详。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在新闻单位干了30年的老编辑，我真希望有一个人指着我对她们说，找旁边这位被你们开了两刀的要死不活的中年男人吧，他拿笔和你们拿刀的效果是一样的。
在重症监护室，我旁边床上一位60多岁的老大哥不断地找话题跟值班护士聊天，由于老大哥的热情和健谈，我这个从来都记不得别人名字的马大哈竟然在重病期间记住了一个护士的名字。当然，为了表明我和老大哥没有共同爱好，具体名字就不说了。老大哥之所以对这位护士有极其特殊的好感，是因为这位护士是第一个替他打针的，用他的话说，温柔又熟练，一点都不疼。于是后来别的护士为他打针，他表现出十分不情愿的样子，嘴巴直嚷嚷：我要XXX护士帮我打。当天下午，他离开重症监护室之前，一脸真诚(我也看不到他的脸)地向护士表白：可惜我不会搞文学，如果会，我一定写5000字的文章来好好表扬你。那个时候我又想说，你旁边这位虽然被开了两刀要死不活的，但是只要价钱合适，这5000字他还是可以随时帮你安排的。但我还来不及开口，护士的回答就把我的发财梦打消得一干二净，她对那花心老头说，大叔，您动的是心脏手术哦，不要过于激动!
21日晚上开始，医院里的阳性突然增多，随后两天，发烧的已随处可见。那几天，阳性的、发热的病人陆续被转移到另一栋楼的某个地点，阳性的和发热的医护人员也被转移到同样的地方。随着人数的增多，一些发热的病人和医护人员也只能留守原地，一边照顾自己，一边为病人服务。只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你才会真正地感觉到医护人员的伟大，我为自己年轻时曾经拒绝过本城一位学医的大学生的表白而向华佗扁鹊李时珍孙思邈等等前辈道歉。
由于医院已不再要求48小时核酸绿码，所以谁是阳性谁不是阳性已经无法区别，病人闲聊，彼此间有一点小恐慌。病人转走了一部分，出院了一部分，前几天还熙熙攘攘的胸外科病房突然空旷起来。而我也出于对阳的担心，悄悄地跑到医院内部核酸点测了一次核酸。
同病房的一位病友原定是某天早上手术的，但到了那天早上，他突然发起了高烧，手术计划只好取消，为了保护体温暂时正常的妻子，他们马上收拾行李办理出院手续，像一阵风，消失在波澜不惊但暗流汹涌的胸外科病房。他的妻子临走前专门把从家里带来的十多个橙子分给了我和另一位病友，我婉拒不掉，在他们离开后把水果转送给了护工黄阿姨。而另一对夫妻，仍然选择坚持住在医院，我曾经多次和他们交流过他们的病情，我认为他们没有到呼吸内科就诊就径直到胸外科做手术的做法，非常荒谬，是对自己身体的极度不负责任。每一次，这对来自乡下的中年夫妻都很诚恳地倾听我的意见，让我感到自己的话已经完全打动了他们，但实际上每次听完就完了，他们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后来我想，也许还有一些事情是我所没了解的吧。这样想之后，我收敛了好为人师的习惯。
我出院那天，正是冬至。过了冬至就是大年了，但我看不到这座城市有任何喜气的景象。由于医院里发烧的人越来越多，病房区咳嗽声、清喉咙声和吐痰声此起彼伏。早上起床，我叫黄阿姨先离开医院回家过节，但黄阿姨客气地一定要陪我到11点打完最后一针，然后帮我收拾物品，提到出院结算处，等我结算完毕之后再送我上出租车，她才去坐公交赶回数十公里外自己的家。几天的相处，这个农村的老大姐给了我良好的印象，好几次我都想跟她说，黄阿姨，你做事做得好，以后我或者我朋友住院的话一定再找你帮忙。但马上又觉得这样的说法过于奇怪，于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挥挥手，相互别过。
在一个夜晚听见夜莺
我喜欢在夜间读诗，不管自己是年轻，还是白发苍苍，不管身边是否摆放着叶芝所喜欢的炉火。寂静的夜晚，一切都睡去了，唯有思想飞扬，那是多么美好的感受。特别是对于像博尔赫斯这样的诗人，如果在人声喧嚣时品读，结论将使你万分诧异。因此，我一直怀疑那些认为博尔赫斯不重要的人是不是选错了读书时间的缘故。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属于夜间的，它的看似随意却极端机智，他的纯粹和大气只能在万籁俱寂时才能让你更深刻地品味到。我已经是第四个夜晚捧读《博尔赫斯文集·诗歌卷》了。每当读到他那自由自在的优秀诗作，我那被世俗尘垢的心门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缓缓打开，然后我听到了冥冥中的天籁。
1993年，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正疯狂地沉湎于海子的“麦地”中不能自拔，博尔赫斯跳出来给了我当头一棒：“原来诗歌还可以写得不那么热烈的。”那是一本由王家新和唐晓渡编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外国二十世纪纯抒情诗精华》，收入了博尔赫斯的八首短诗。后来我才知道，这八首诗不算是博尔赫斯最有影响的作品，而且翻译质量也不太高，但这并不影响一个绝代才子的智慧对一个异国文学青年的醍醐灌顶般的启示。
那一年我19岁，还是四川一所轻工类中专学校的三年级学生，但已经学着写了好几年诗歌。在“认识”博尔赫斯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诗歌阅读经历即使不算太复杂，也不能说是简单了。从1988年的余光中和席慕蓉开始，我已经阅读了至少一百个中外诗人的作品，当然，花在这些诗人身上的时间是不尽相同的，有的只读过一两首，有的则几乎找到了他们的“诗歌全集”，比如聂鲁达、艾略特、何其芳、海子、余光中等人，并记下了大量笔记。至今仍令我时常产生虚荣感的是，我自作主张地将艾略特的《荒原》三种译本按照自己的理解综合成一种新的“译本”。现在看来，这些诗人的作品大多数是明朗的、热烈的，作者和读者都会深受感染而全身心投入里面的意境中。即使是艾略特也是如此，他虽然喜欢绕弯子，喜欢顾左右而言他，喜欢夹杂不清，但最终仍然需要呈现某种东西。这种处理方式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我的诗歌观念。更不需说聂鲁达和海子飞蛾扑火般的热烈了。而博尔赫斯不是这样，他几乎不主动提供任何具有定论的思想指向，他只是平淡地，甚至是漫不经心地独白，似乎有意和读者拉开距离。这样的诗歌在我当时的记忆库里前所未有。
现在看来，博尔赫斯的诗歌也并非不可解，撇开那些陌生而碍眼的典故，我们也可以感到来自字面的汉白玉般的美感，如果再花些脑力，还可以自顾自地为它们冠以些许涵义。当然，要理解那些似乎本来就没有承载具体意义的字句也不是易事，我的经验是：尽可能多地阅读，然后找出相关的部分相互对照。在我的经验里，博尔赫斯的不少诗歌之间具有互补和互证的关系。比如“屋宇”或“屋子”这个意象，如果把他的有关诗句串连起来，会得到相当有意思的结果——他把他所看见的屋宇称作“天使般的屋宇”。“它们有拂晓的色彩，有黎明的色彩/它们的光辉是八角形建筑面前的一种热情”(《天使般的屋宇》)，他决定沿着“深邃而普遍的黑夜，寻找自己的屋宇”(《拂晓》)。那么屋宇又代表着什么呢?其实，“这间屋子/是你度过迟缓又短暂的夜的地方”(《致一位不再年轻的人》)。虽然这样的解读是读者的一厢情愿，而且其结果似乎也并不高深，反倒有可能使本来含义深刻的诗歌变得浅薄，但这种方法也未尝不符合博尔赫斯的作品风格——他喜欢画一个虚无的圆圈，只要有开始的一笔，就必然存在终结的暗示，只不过这个结果需要读者在迷宫般的结构中去寻找而已。
对于诗歌，博尔赫斯有一种神秘主义的态度，他的写作似乎就是为了挑衅读者的思维神经，其间还隐隐含着恶作剧的成分。读着博尔赫斯的作品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如果一个人照镜子时，突然发现自己的脸不在镜子里面，那将会是如何的滑稽。事实上，尽管博尔赫斯曾经发表过“镜子与交媾一样，都可以使人口增长”这样的看似荒诞实则经典的言论。在我看来，他是在表达一种对陌生事物的留意，让人在荒诞不经中找到生活的真实面目。我曾经为博尔赫斯的这个见解写过一首可以称为注脚的短诗《镜子里的幽灵》，该诗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我突然分辨不出左右
自己置身何地——有个人用另一只手
向我比画出同样的姿势
我转身，他也转身
我眨眼，他也眨眼
我怒目而视，他对我做出同样的表情
他就在对面，却无法触摸
这让我无法忍受。在我简单的房屋里
只有我和我的新婚妻子
想想吧：一个貌似友好的人
如影随形，每天同你会晤一次，或几次
他不可能是你，但与你有关
他使你一次次地幸福、落泪、孤芳自赏
然后生出无边的恐惧
有一次，我决心耐着性子要与他和解
对他露出献媚的微笑
而对面，他的嘴角翘起，表情有些暧昧
在诗中，那个“嘴角翘起，表情有些暧昧”的人与其说是镜中人的表情，不如说是博尔赫斯对读者的一种类似于揶揄的反应——你不在意时，我很认真，你刻意时，我倒漫不经心起来了。显然，他是在提醒人们注意阅读的姿态，或曰解读的方法：你不要刻意地寻找东西，否则会被幻象迷惑，事实上，一切都存在着，没有改变。这并非自相矛盾或故弄玄虚，而是一种竭力寻求之后的大彻大悟和返朴归真，如同中国禅宗从“花是花、月是月”到“花非花、月非月”再回转到“花还是花、月还是月”的三层境界。诗人在暗示读者：只有把握了其中的“度”，才能“望得见那可悲的背景/和各得其所的一切事物”(《致一位不再年轻的人》)。
在另外的一些诗中，博尔赫斯反复提及了一些元素，譬如罗盘、大海、雨、塔、迷宫、玫瑰……他对宇宙万物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和感恩，他的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序言引用了托马斯·布朗的一段话：“在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份神圣，某种先于大自然，并且不必向太阳致敬的事物，凡不理解这一切的人还需从头学习人类的字母。”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博尔赫斯的短诗显示出了一种异于寻常的自然、质朴和博大。看来，展示生命中的真已成了他诗艺上的终极追求。与此同时，博尔赫斯又令人吃惊地表示了对诗歌技巧及诗歌语言的清醒认识，他拒绝把诗歌“融化为纯粹的词语音乐或降格为一捆炫耀的细枝末节”;“人们不能不厌恶那些堆砌词藻，对自己的内心的神奇毫无信心的作家，或是那些试图通过谈论金银珠宝来使作品闪光的作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在诗集《面前的月亮》中，博尔赫斯甚至宣称“我根本没有讨论技巧的心情”。这些话多少让人有一些吃惊，因为博尔赫斯的作品尤其是小说的技巧之出众举世皆知，为何他会说出如此“外行”的话呢?《博尔赫斯文集》的诗歌译者在该书“译后记”中的一段话也许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一疑问：“也许诗人博尔赫斯不如另外的博尔赫斯，一种叙事风格的代表人物，一个博学而奇诡的迷宫建造者那么引人注目，但博尔赫斯本人早已看到，文学技巧一旦被人认识到，就会失去效用，而博尔赫斯的精髓保留在他的诗歌之中……最终博尔赫斯将从他的诗歌的伟大中为自己赢得不朽。”信哉斯言!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话题。一个朋友说，最近20年来对中国青年作家影响最深的外国作家有三个，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我不知道这是他个人的见解还是某些调查机构通过调查总结出来的结果，但这至少能够说明博尔赫斯在中国青年作家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博尔赫斯作品的销量不可能与《挪威的森林》相比，但这不是博尔赫斯的错，只能怪这个时代过于浮躁。
由此我想，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类：批评家认可的和读者认可的作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作品评论家赞得声嘶力竭，而读者并不买账;某些作品批评家保持冷漠甚至嗤之以鼻，读者却趋之若鹜。这不是文学的错位，而是人心的错位，博尔赫斯不可避免地成为热门，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门面装饰品”。这不仅仅是读者的选择，也是博尔赫斯在对某些读者竖起了手掌——要是博尔赫斯成为村上春树，世界将会多么滑稽!
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博尔赫斯博大精深如他所管理的图书馆，捧起他的书就等于办理了阅览证。馆内藏书浩如烟海，我们一辈子只能接触到有限的一部分，只是，也许这一部分中的某一页、某一句话改变了你的某种观念，让你的目光更锐利、心灵更明亮，你就应该对图书的供给者表示感激……时针指向凌晨二点，我合上书本，关上灯端坐桌前，静静怀想着一个中年失明的伟大诗人、一个不朽的诗人，怀想他的欢乐、他的寂寞和忧伤，怀想他存留在这个世界上质朴而智慧的言辞。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行行神谕般的诗句——
众神给了其他人无尽的光荣：
铭文、钱币上的名字、纪念碑、忠于职守的史学家
对于你，暗中的朋友，我们只知道
你在一个夜晚听见了夜莺
──博尔赫斯：《致诗选中的一位小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