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初夏的下午，我一直在内心地不断地迫使自己想象再想象，最后我终于想起了她的名字：“你是王丽英吧?”
她抓紧了手上的西红柿说：“谁叫王丽英?”
然后，她骑上下班吱吱响的女式自行车，潜入到城市如泥沙滚石的人流最深处。她不想再去做那个王丽英了。她制止我再把想象发展下去，我亲眼看着记忆在原地跌落，变成太阳下面的一片碎屑。
九
我听到一个挺新鲜的词叫“劫后辉煌”。有几个人在电视机里，真事儿一样论证这个词。人坐在那种地方，总免不了被观看者感到假模假式。
苦难过去了，有人尽力去强调在那之后发生的辉煌。所谓“劫”，特指中国的知青运动，特指到农村去，整日弯着腰侍弄土地上庄稼的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一切。
我看见，海潮正在退去，从苦涩的水里正升起了人，他们的身上闪着水和盐光。有人要夸张地强调这自然的光芒，好像盐沫的结晶也能作为人的光环。在某些人的简单思维中，劫难成了一块光滑平展的上马石，他们要骑着高头大马赴劫难后的宴席去了。
苹果树苗栽在土地里，四年之后必然结出红富士苹果。从过去到今天，难道只是从苦到甜的循序递进吗?
真正的苦难是不可躲避、不肯间断的。同时包容着笑和哭、苦和甜的劫难，我没有看见它像带着雷阵雨的云，齐刷刷地退向天边，再不回头。同样，我也没有见到，乌云顿散之后突然显现的辉煌光芒。天空总在明和晴之间交替着，正像我们健全的人向前走，迈出一个右脚再迈出一个左脚。
很多人围着今天的餐桌微笑，听一个人感慨，我们的昨天是什么样，今天又是什么样。这个人把来自洋人的酒喝多了，应合了中国的说法：酒后吐真言。他说，当年和他一起在苞米地里被汗珠“杀”得眼睛疼的人们，谁能想到他今天坐在德国产的大班台前面。有的时候，他同时使用两部电话机，两个线都是长途电话。我见到这个人快流出眼泪了。他是被他的今天感动出了眼泪。他说：“你们知道当年的我吗?我爬到牛背上去不敢下来，磨破了两条大腿，破裤子上都是血呵。”
在我们的周围，类似的人太多了。他们像追索债务一样显示着今天，强调着昨天和今天之间的大裂谷，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平复伤口的消炎粉，在那个裂缝里透出自然的明亮来，他们会呼叫着所有人都去注视：看那劫，看那辉煌!
鱼在接近水面的时候，人们看见它发亮的脊背。鱼突然说：“我是太阳!”有人会相信鱼的疯话吗?而苦难，正是一条环形长河，人只能是其中的一条鱼。
二十年前，喝酒的场合少而且隆重。每次有被抽调回城的知青离开农村，总会打一脸盆散装白酒来喝。所有即将回城的人肯定要先醉。我能记起来的一次，大家都醉了，争着把手表从窗口甩到外面的泥里，说：“这是什么东西，坠得我手疼，扔了这牙膏皮子换的玩艺!”
今天，各种各样喝酒的场合，一点也不厌倦地被人们重复着，连不懂得谈话内容的孩子们也学会了端起饮料去干杯。我们当年插队的年龄和他们今天沉迷在电脑游戏的年龄恰好相近。创造了“劫后辉煌”这类词汇的人有没有想到，“感觉很好”、很“辉煌”，正是人的下一个劫难?
我也许会写一篇文章叫“劫后之劫”。一个朋友听说了，劝阻我，他希望我还是平缓一些。可是，他凭什么只根据题目就断定了，我要写一篇激烈的文章?我只是想说出真实。而另外一个人专程来和我讨论：一个人想到了，就一定要写出来吗?他的印象里，有些东西可以想，却不可以写，这是他的原则。也许这同时是很多写作者、阅读者的尺度。可是，我们常常是为自己而写作。写作对于我，是自我的意义。我愿意只有纸和笔，没有眼睛和耳朵。作为一个个人，我或者会自由地完全排除障碍地去写;或者，从某一天起，我将只在头脑中冥想，干脆只字不写。我不喜欢左右四顾，哨兵一样去听一听，看一看。我可选择的只能是这两个极端：或者说话，或者沉默。
十
我们被派遣到这个乱篷篷的、永动机一样的人世上来了。太阳只拿出它最短促的光，照耀我们，之前之后都是黑暗。我们的身体，正好被自然的明和暗平分了一生。没有专门的委派任免，至高无上的神杖，谁也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人都要受难——说话的和不说话的，喊叫的和沉默的，自以为逃脱了的，恰好正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