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问过几个年长的北方老人，他们或者抽着烟，或者捋着烟叶，或者摘洗着青菜，淡淡地说，好像有那么一年，乡下“闹防疫”。有这事儿，死了点子人。
无声无息地，人就消失了，后来的人只说是“闹防疫”。
类似的事件，也许在有关部门和县志之类的文字资料中会有简略的记录，毫无情感色彩，很可能只是一些数字的罗列。
北方，黑油一样的土地上，重新又出现了人的踪迹。只要有泥土，房屋就垒起来。夜晚的压抑，使人钻到窝棚里，避开风雨寒冷;早晨，再站到天和地之间，两腿之间窜着风。种子从人的手指缝里均匀地落进被翻开的土地。除了人能讲述，面无表情的河流、岩壁、枯树和茅草都不能。可是，死去了的人，已经不能再说话。
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一批批城里的学生站到了缄默不语的土地上。
我在一九七四年春天下乡，在我之前之后十年里，中国有超过一千六百万的学生到农村去。在我们集体户向西南走一里地，有另外一间知青集体户;转过来，向西北方向，二里地不到，又有一间知青集体户。
我拖拖拉拉地拽着锄头，从地里回来，看见我们的土炕。炕席上有一副磨黑了的象棋盘，它几乎是我们的全部娱乐。冬天和下雨的日子，总有人挪开炕上堆的行李和粮食口袋，寻找丢掉的棋子，然后，盘腿上炕说：“杀一盘。”
一千六百万人，都有绝不雷同的记忆。但是，谁也不可能征集到他们的全部印象。不可能一千六百万人每人有一篇自述。谁也不可能迫使所有的人都讲话，虽然，他们中间的多数还都活在这世界上，早晨还能够站起身，在肮脏的公厕门口遇见了邻居还能够互相招呼，还能骑上残旧的自行车去工作。他们像在早餐中咽下一个馒头那样，把过去的经历都咽下去了。滋味已经淡忘，描述不清，或者他们什么也不想再说再想。
一九七四年，我被一个赶毛驴的人领到完全陌生的黄泥小屋里，那就是我的集体户。
我靠着一根木头柱子，守着它，我无声地坐了几个小时，等着天快黑下来，等着第二天闷着头到地里去干活，等着面对完全陌生的人们的尴尬都快过去。有年龄大的女生在炕上不停地走。我看见又肥又胖的脚，粗糙得跟炕面的泥一样的人脚。那天傍晚，就遇到了她们吵架，隔着长条木板桌，互相对泼着稀溜溜的小米粥，张开嘴骂出不堪入耳的粗话。
那几个女生都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下乡，在黄泥小屋里住了五、六年。眼看着一批一批人被抽调回城，她们的内心极不平衡。按今天的观念，她们早该去看心理医生。推算她们当时的年龄，不过二十五岁左右，比今天的我年轻得多，但是，她们那种残落破败的心态已经不可收拾。
一九七五年，我听说我们的邻县一个一九六八年下乡的女生因为回城绝望，在做饭的时候，往粥锅里下了耗子药，毒死了全集体户的知青。我理解投毒者的处境，她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又常遭到后来知青们的嘲笑耍弄和轻蔑。那种绝望，在她们身上随时会出现一种疯狂。
我们集体户的老女生都在我离开农村之前，费尽心机地离开了。有的去了矿山，有的去了酱菜厂，从此再没有消息，鸟兽一样掉头跑掉，绝没有想到再坐在一起。我了解她们。除了能写自己的名字，她们不能再写出更像样儿的东西。她们会极熟练地织出毛衣，却已经不会写字，更不会去讲述。讲和写她们都不需要。有什么用呢?她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反过来问我：能重新活一遍十八到二十五岁吗?不可能，所以一点用处也没有。
很多的事情偏偏因为屈辱惨烈而被淹没掉，留下来的是平庸安静和含糊朦胧。
一个当年的知青告诉我，他们集体户和我的情况不同，我们是由一届届学生拼凑起来的。那些老一代的知青，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直至今日，集体户里的人们，每年都聚会一次。其中一个知青，每年都被通知到，又每年都不参加。有人在街上看见他，穿一双胶鞋，蹬着三轮车。他不想和那些科长、小经理坐在一起，害怕在二十几年后再一次感到内心的被羞辱。
有不能说话的人，也有不想说话的人。对于社会和公众，他们使自己经历过的恰恰相当于零。他们的存在恰恰等于不存在。我并没有看到由于缄默者而造成的空白。弥合的力量，比任何生命的力量都更加恒久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