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你们生活，管你们学习。”温总理另外一句话温暖人心，在人心所向的政府面前，自由主义的言论变得孱弱，自由主义者开始不说话或不反驳了。
绵阳上一次感觉地震的威力，还是在1933年，同样地处汶山地带的迭溪(今茂文县)发生过7.5级地震。历史总是重复的，以制度先进、科技发达而骄傲的人类并没有逃脱大自然的惩戒。人们用“抗震”这样的词语说话，依然是人定胜天的思想，灾是救过不少，我们何时能抗得过震呢?
大地仍在轻轻地颤抖、摇晃，余震不断。那些渐渐习惯的人们在灾后第三日就陆续搬进室内生活，绵阳城内、城外依然是火热的场景。那些不非法的集会、友善的警察、在志愿者之间产生的友谊，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彼此分担的良好感受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绵阳一起，成为人们记忆和怀念的一部分。
2.北川，终点(上)
飞机缓缓下降，人们争相从舷舱往外俯视绵阳周边的一座座山川、河流、道路，以及那些聚居的城镇村落。日本NHK的记者孙肇增坐在前列，他打开DV机，纪录下灾后第四日绵阳周边的俯拍画面：一切似乎如常，绵延的山脉、弯曲的河道显示出这里是四川盆地的边缘。在过去100年间发生过14次地震的龙门山地震带并没有直接延伸到这里，公路、房屋的状况从高空看下来一片平静。
这趟从北京飞往绵阳的飞机上，连头等舱都坐满了人。总装备部的20名解放军医护人员组成的救援队，将直接去到绵阳的解放军医院——后来得知，那几天绵阳所有的医院都成了战地医院，外科医生们在露天帐篷里做手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清创和缝合，孩子们的哭声在医生们的理性和忙碌中渐渐平息下来。除了医生、记者、志愿者，这趟飞机上的其他人还有一种身份：寻亲者。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在这样一个时刻冒着危险前来，灾后的余震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频繁，灾后当天就又发生过2000多次小震动，在随后的那几天，大地一直在间歇性地、迟钝地抽搐，像是一个年迈的帕金森综合症患者。
到达绵阳机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刚刚离去，一个小时之前，他在机场的会议室里与已在前线指挥了三天的国家总理交换了意见，他们召开了临时指挥会议。温家宝以其情感归属上的人民性和亲切色彩，受到民众的普遍拥护，网友们则以“宝宝”相称来表示对这位总理的亲昵和依赖。在他任职总理的第五年，其声望达到执政生涯以来的顶峰，与以铁面、强有力而著称的上任总理一样，被拿来与世界范围内的著名政治家周恩来一起相提并论。
每当灾难来临，需要“全民总动员”的时候，红星就会照彻这个国家，这令世界媒体感到动容，从漠视生命到视生命本身为最高价值尺度，中国的改造者们在经历了经济复兴之后，终于有能力、有意识去尝试完成这种转变。
在会议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去了这次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北川(Bei chuan)——整个县城变为废墟，这个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在2002年的统计数目是18293人，没有人能确切得知有多少人被埋在地下。
从绵阳机场到北川县城，沿路的景象也许将深深印在这位领导人的脑海中：
在通往北川的国道和普通公路上，沿途经过安县、秀水镇、擂鼓镇，那里受灾的情况随着从平原到山区的地理改变，而越来越严峻，公路两旁被毁坏的房屋与居民们的神情历历在目;泥石流与山体滑波留下的痕迹在青山、雾霭中显得尤为刺眼，这片范围巨大的山岚之中掩映着众多自然风景区、森林公园、岩洞和溪流，假如不是地震，游客们会在与水墨画完全一致的中国山水中留连忘返，即便是地震之后，人们内心仍能升腾起对大自然的美好感情，它仍然能引发人们观赏美景的愉悦，道德感强烈的人也许会为此而羞愧——你怎么可以在灾区去体验游客的乐趣呢?你不应该心情悲痛才对吗?
对摄影记者而言，在去往北川的路途中，你拍的每一幅照片，都没有下一幅照片更悲伤、更震撼、更摧人心肝。在进入北川境内后的一条岔路上，是一个很小的集镇，清真寺毁坏得只剩下一个门楼和牌匾;从停在路边的殓尸器具中散发出阵阵异味;脚下有可能绊倒你的电线;没有完全塌倒的房屋就在左边，也在右边，它们的结构和形状已经没有一间是完全相同的;一位年迈的居民佝偻着腰在整理受灾后的砖块，他的皮肤的颜色已经与废墟的黑色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在缓缓运动，就会受目光忽视;巨大的厂房没有浓烟冒出，呈现出战争后的残破面貌。这一切场景，像极了克里斯多夫·甘斯导演的恐怖片《寂静岭》：你已经踏入了一个毫无生气的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