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对他们“取而代之”的政治设计，作具体的考量，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王道政治”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一个自称代表“天理”的利益集团(在其具体设计中，就是由“大儒”、“贤儒”、“儒士”组成的儒家利益共同体)垄断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二是权力的世袭制。简言之，就是要实行“儒士(儒家共同体)专政”，精英专政。李零先生说，从“否定现存秩序”的“乌托邦”到“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宿命”，其实，还有第三部曲：某些知识分子已经不甘于当“国师”，还要直接执掌权力，而且是不容分享的垄断权力。因此，他们要坚决反对“民主化”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而所谓“复兴儒教”，更是露骨地要将儒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宗教化，也就是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这“一家之言”，变成“独家之言”，不仅要恢复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独尊”地位，而且要赋予它意识形态专政的功能。这些“第四代新儒家”不胜神往的体制，在中国早就完满地实现过，那就是《中国道路》的作者也不胜神往的毛泽东时代，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达到“巅峰。”
状态的。说不定他们的想象力的灵感，就是来自毛泽东时代，以至文化大革命。
四、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夫子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界、学界的反应。有著名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认为“它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它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认为儒学的普及与通俗化也自有意义。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其中“十博士”的申讨，更是引人注目。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年第2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年第5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
(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