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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

时间:2024-02-24    来源:馨文居    作者:韩小蕙  阅读:

  一

  在亲朋好友眼里,他们是一群幸运的年轻人。2015年9月3日的晨钟刚刚敲响,他们就已在黑漆漆的夜幕中集合了;当万道霞光还没染红大地之时,他们就已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北京,天安门广场,将在上午10点,举行中国抗战70周年胜利日阅兵盛典。

  清亮的启明星渐渐隐进透明的天幕里,当东方一抹惊艳的红光快闪之后,整个天空越来越亮,越来越蓝,终于,漂亮无比的北京阅兵蓝雄壮出场了。此时的广场上还是静悄悄一片,只有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上面的红旗飞动着,将年轻志愿者们的面孔映照得更加生气勃勃。

  等我们步入的时候,广场上已是一片沸腾的海洋了。军乐团、合唱团早已齐齐整整就位,各国媒体记者早已抢占好有利地形,就连天空中的燕子也在一圈一圈地盘旋、等待着……此时此刻,最忙的就是那些志愿者了,他们一趟趟地来回穿梭,把观礼代表送到每个人的座位上,一遍遍地告之卫生间、取水点的位置,一次次推着轮椅上的老人来来回回,还为所有请求帮助的代表照相……当9点钟到来时,他们又开始耐心地、克制地、竭力地微笑着,不厌其烦地提请代表们尽快回到座位上,保持安静……

  终于,观礼台上的每位代表都就了坐,等待大会开始。这时,太阳开始显示它的重要存在了。高空万里无云,蔚蓝蔚蓝,纯蓝纯蓝,透明透明地蓝,炫目炫目地蓝,光芒四射地蓝。金红色的阳光直射下来,目光炯炯,赤胆忠心,情感浓烈,热情似火,与所有人亲密拥抱。所有在坐的人都熬不住地戴上了遮阳帽,拿着和平鸽造型的扇子扇风,找一切可以遮阳的东西挡住脸,然而汗水还是止不住地顺着脸颊往下流。北京九月的骄阳啊,果然比出炉的钢花还生猛。就在此时,我看见那些年轻的志愿者,笔管条直地站在大太阳底下,穿着白衬衫和黑西服,像钉子一样钉在岗位上。一个个小伙子的脸上红了一片片、紫了一片片、白了一片片,就像最严重的白癜风患者,而早上初见他们时,还是一个个帅气的白面书生……

  比起远在首都各处值守的数以万计的志愿者,他们觉得自己能来天安门上岗,是最值得骄傲的,然而当大会即将开始之际,他们却静悄悄地撤到了观礼台里面。阅兵开始后,当飞机摆出惊艳的“70”造型、拉出绚丽壮观的五彩绸带,当三军仪仗队踢出像一条线般的正步,当坦克方队隆隆驶过,当导弹车队威武地大展雄威,当无人机获得一片片惊叹时……这些年轻人却只能过过耳瘾。当和平鸽冲天翱翔,万颗气球腾飞成一条中华巨龙时,他们重又精神抖擞地回到岗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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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记得他们那一张张生动的脸。他们虽然年轻,都是不知名的普通人,但他们给我上了高贵的一课。

  二

  又是一个烈阳灼人的夏日。山峦般濡湿气团的重重压迫,再加上捂得连汗水都流不进去的口罩,人人都被憋得喘不上气来,不得不像钻出水的海豹一样大幅度起伏着胸脯,剧烈地吸着气。

  小区门口,人人都加快了脚步,像被大狗追逐的兔子,一溜烟地往自家楼里跑。

  可是也有例外。大院里一长排垃圾桶旁边,一位保洁员大姐一直站在那里。她穿着那种标准的纯蓝色厚棉布工作服,戴着口罩、帽子、手套,忍着强烈的腐臭味儿,坚持给垃圾把着关,将用户们搞错的重新分类投放。实在坚持不了时,就小跑到近处的小树林里吸几口新鲜空气,然后又快速回到岗位上。我记起昨晚去丢垃圾时,本想直接把“厨余垃圾”扔到绿色垃圾桶里,把“其他垃圾”扔到灰色桶里,但保洁员大姐向我伸出了手。我说:“我都分好了,你就别沾手了。”她朝我笑笑,还是执意接了过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垃圾分类确实很有难度,有时候你照着图表仔细对照着,却仍然会出错。比如最常犯的错误是把粽子叶、玉米衣、玉米核儿当成“厨余垃圾”,但其实它们都是“其他垃圾”。不过话说回来,又不是绣花,又不是写作业,又不是交博士论文,需要这么认真吗?

  我就非常想去跟这位保洁员聊聊。找了一点杂物,装进一个塑料袋,下楼到了她面前。我说“其他垃圾”,她照例平静地接过去,仔细检查,然后倒进灰色桶里。我没话找话地问她几点下班,下班后回家干些什么……她朝我笑笑,说:“五点下班,然后到家乐福再干三个小时,也是做保洁。俩孩子在老家,姐姐已上一年级,可以帮着爷爷奶奶带弟弟了……”

  我的鼻子酸了,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洇湿了口罩。恰在此时有人喊我,转身一看,原来是邮递员小方。他说:“韩老师,今天有您的杂志,我已经放在您家的信箱里,也给您发微信照片了,您尽快去取吧。”

  这又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我刚搬来那段时间,订的杂志老收不到,找了好几个层级的领导,问题一直没解决。最后,我找到这位最基层的邮递员小方,带着很大的火气跟他交涉。他默默听完后只说了一句“我争取吧”,从此,他在投递局的源头就帮我盯着,每次拿到我的杂志后都拍下照片发给我微信,倒把我弄得十分不好意思。当我再见到他表示感谢后,他很认真地对我说:“这是我的职责呀。咱们这一大片,凡我负责投递的用户,我一般都知道他们家订的是哪几种报纸、什么刊物……”小方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避孕手术失败后怀孕的,等发现时已不能打胎,为此原本跟他一起在北京打工的妻子只能回农村老家照顾三个孩子,挣钱养活全家的重担落到小方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也是每天下班后再去找点帮工什么的事情做做……

  他一直叫我“韩老师”。可是在我心里,他和保洁员大姐都是我的老师。不是吗?工作如此艰苦繁重,生活压力那么大,但他们还是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其实,别人是不知道的,领导更是看不见,就好比我们编辑的版面,表面上看都很美观气派,但文章的质量能差到天上地下,只有呕心沥血的付出才能达到云端,而又有几人能认真去看,能真正明白个中的自觉性是有着多么宝贵的含金量。

  保洁员大姐和小方都跟我说过,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做点粗话,你们城里人可能看不起我们。而我,眼眶又湿润了,我真想给他们鞠个九十度大躬,发自心底最深处的!

  三

  不再言说岁月的大洋大海,也不再言说历史的大江大河,我庆幸正值事业期的自己,赶上了国家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我退休之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轰轰烈烈,慷慨前行,解放思想,高歌猛进。在这可歌可泣的四十多年里,小小的我平凡的我,在小小而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结识了中国文学界大部分有声誉的老中青作家,采访、对谈、组稿、交心、聆听、学习、汲取……我从他们身上收获了多少阳光雨露和明月清风。

  我最被季羡林先生打动心弦的,是他那“君子克己,一心为人”的大善与大爱。老北大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有一回,居住在季先生楼上的那家卫生间漏水,刚好水滴在季先生卫生间的马桶位置。小保姆要去跟楼上说一声,季先生拦住不让去,说那是给人家添麻烦。于是一个奇景出现在季先生家里——上卫生间要打伞!

  我最被张中行先生震撼心灵的,是他“学,然后知不足”的大境界,还有定位于普通人的布衣本色。这位一辈子孤心苦读而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曾恳切地对我吐露心声:我这辈子学问太少,如果王国维先生在世,北大只有几位可以勉强评个三级教授,而我则连评教授的资格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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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被邓广铭先生拨动心弦的,是他推开正吃了一半的饭碗,神闲气定地与我交谈,一点也没有大历史学家居高临下的态度。那是我第一次去拜见他,之所以午饭时间打扰,是因为那天北大进门严苛,我怕出去下午就进不来了,为此我非常不安。殊不料邓老先生竟然对我说:“我替北大向你道歉……”

  我最被叶廷芳先生振聋发聩的,是他那个惊人的《政协委员提案》。在举国计划生育抓得最严峻的时代,他居然石破天惊地提出应该放开独生子女政策,否则将会给中国后面的发展带来祸患……

  我最感到对不起李国文老师的,是有一次编稿过程中不知怎么走了神,将他原本正确无误的文字改错了,使姜夔和白石道人变成了两个人。报纸就那么错着印出去了,白纸黑字被读者来信批评。我像闯下塌天大祸的孩子,浑身发烧地给国文老师打电话。万料不到的是,他竟马上故作轻松地说:“错了就错了呗,那有什么关系,我不怕影响我的声誉……”

  我最为蒋子龙先生痛彻心扉的,是他对国家大工业体系遭遇的忧懑之心。他曾工作过的天重曾是国家八大重型机械厂之一,后来却变成了荒草凄凄的工业废墟,他昔日的师傅和工友们则变成了大时代的“淘汰者”……

  最让我心刀剜一样痛楚的是张洁的突然离世,从此,中国少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女作家。张洁从不炫耀她的成就,以至于只有很少人知道她曾获得过好几项国际文学奖,和她齐肩获奖的是博尔赫斯、索尔·贝娄等世界级大作家。张洁对文学的忠诚度很少有人能比,我亲眼看见她用写诗歌和散文的方式写长篇小说,即是说,一个个字、一句句话、一个个标点符号地反复“炼”……

  还有一位对我产生了终生影响的女作家,是曾对我下过“封杀令”的凌力大姐。她要求我不论何时、何种情形下,都不要报道她,即使在综合性新闻中也不要提及她的名字。当我问到她那些清代系列长篇小说为什么没拍电视剧时,她顽皮地一笑,说:“我不愿被糟蹋了,有人来索要时,我就故意出一个他们根本接受不了的高价,把他们都挡回去了……”一个人淡泊名利至此,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罕景观吧?

  四

  入夜,站在阳台往外望去,夜幕已低垂,在深蓝色苍穹的大背景衬托下,万家灯火如同万千个小舞台,明明灭灭地在表演。城市起高楼,楼楼争上游,春草似的见缝就钻,钻进去就疯狂地生长、开花、结籽,蓬蓬勃勃,一忽儿就葱茏了一大片。

  把目光收回,捧起一本书,每天,这是最惬意的时光。

  有人一日不可无茶,有人一日不可无竹,有人一日不可无花,有人一日不可无友。我,一日不可无书。有一次出短差,没带书,结果刚出门还没登上车,心里就开始慌了。

  是的,我还有一大群无声的老师——书籍。

  说来难以置信,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书,是《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方志敏的小册子《可爱的中国》。那是童年失学之际,家里的其他书都被作为“封资修”烧掉了,剩下的这几本红色书籍成为我反反复复阅读的“书师”,它们把文学的种子撒在我嗷嗷待哺的心田,使我再回到学校时,作文水平高出全班同学好几个量级。

  初中毕业进工厂做了小青工,形势渐缓,工友间流行起秘密传借地下书籍。有时下班后才拿到,翌日早上就要还回去,那就开夜车,整夜不睡也要突击看完。《红与黑》《九三年》《复活》《悲惨世界》《简·爱》《茶花女》《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世界在眼前轰然打开,外国那么远又那么近,身边的师傅们有时就幻化成基督山伯爵、罗切斯特、简·爱、艾丝美拉达……还好,我终究没有暴露偷偷读“黑书”。

  1978年恢复高考,离开工厂之际,地下书友们来家里作别。我们始终都在兴高采烈地聊一个话题,即各自如何与监视者斗智斗勇,在他们眼皮底下偷偷读书。一位的本职是车工,他就给每本书都包上书皮,写上“车工数学”当掩护;另一位曾被书记叫去谈话,诫勉他不能只钻数理化而忘记读红宝书,他说其实书记是在善意提醒他要注意防范……那一段求学的经历,奇异得好比汽车在云彩上开、耕牛在房顶上犁地,花花哨哨,光怪陆离。临走,一位师兄赠我一本《海涅诗选》,书页已经发黄了,卷边儿,封面上也有了条条裂纹,不知被多少次翻开过,也许还被当众朗诵过?好珍贵啊!我立刻把它包上书皮,装入行囊,在校园里一直陪伴着我。这是我第一本“藏书”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现在还在我专藏外国文学的书柜里占据着“第一师”的位置。

  高尔基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然是。不可想象人世间能够没有书籍!具体到我个人,还非常喜欢他的另一句话:“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不知为什么高大师要强调“青年人”三个字,难道读书不是除了婴儿之外、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做的事吗?或者,他要强调的是谁读书,谁就年轻吧。

  读书人永远是年轻。我永远都做年轻人。

  五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新桃,旧符。沧海桑田,岁月就这么不声不响地从身边走过了。抚今,追昔,千般感叹,万般不舍。

  当年我黑发如瀑时,曾写过一篇散文,言“老师”是我最不能接受的称谓之一。可是如今进入手机时代,职场上盛行起称呼“老师”,我也两鬓披霜,真是到了可以被称作“老师”的年纪,于是“韩老师”“小蕙老师”就成了我如影随形的标配。

  可是啊,我多么怀念跟在一帮大师的身后,潜心踏着他们脚迹前进的圣洁年代;多么怀念与一帮高于自己的先生坦诚交流,虚心请教的温馨年代;多么怀念和一帮文友聚在一起,静听他们高谈阔论、从中汲取营养的纯粹年代;多么怀念在大街上遇到陌生人做好事,被感动被激发,向他们学习,给他们助力,自己也得到升华的纯真年代……

  因为,我姓“爱”,名“学习”,字“学子”“后学”,号“青衿”。我一辈子都会跟在众多可敬的老师们身后,以师之长补己之短,以师之优补己之拙,以师之高尚补己之差距,以师之宽广补己之狭窄,“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于北京燕草堂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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