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形不仅发生在父辈身上，我和大哥也亲身经历过。有一回，农村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参加高考，分数不太高，在可上可下之间，亲戚就打电话让已在省城的我和大哥帮忙找人。亲戚在电话里说，市场经济，他都明白，办事都得请客花钱什么的，这些都没问题。他让我们把该花的钱先垫上，必要时他马上就带钱过来。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和大哥怎么有决定另一个人上不上大学的能力呢?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可怜巴巴的农村孩子能考上大学不容易啊。我和大哥就找到一些老师和同学，通过人托人，人再托人，最后总算求爷爷拜奶奶地把事给办成了。不算欠下的人情，光现金花就了我和大哥三千多元。不久，那个亲戚感恩戴德地来到省城了，我和大哥跑前跑后又接待他好几天，临走时亲戚自觉很大度地甩给我和大哥1000元人民币说：“让你们哥俩费心了，今个高兴，多给你们拿点儿，就不另给孩子们买东西了，剩下的钱就随便给孩子们买点儿啥吧。”当时一个月只有二三百元收入的我们有种被噎住的感觉。后来我们终于理解了，就当我们救助了一个穷困大学生吧，尽管我们自己尚未脱贫。同时，这件事的发生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城市里的我们和乡村的穷苦农民来说，对“请客”和“花钱”的理解，绝对是天上人间两种不同的概念……
想到这里，我又觉得很对不住就要到来的二叔。二叔和那些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亲戚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说过，二叔是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一向都很倔强。如今二叔终于要来“麻烦”我们了，肯定是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再说，二叔除了是我们的二叔之外，他还救过我和大哥的命呢。我二叔可和那些一般的乡下亲人不一样，和人们印象中一般的乡下人也不一样。我们的二叔英俊洒脱，沉着整洁。救我和大哥命那年，三十几岁的二叔正当着生产队的队长。可以说，那时的二叔正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最有意思的时候。那时候，二叔也是有两个儿子的人了。在我少年的印象中，我二叔总是喜滋滋地跟人们说，他有两个大儿子，还有两个大侄子，希望他们将来都能有出息……
我上一次见二叔还是在十四年前。记得那年高考刚刚结束，我正在等录取通知书，我爸还远远比现在年轻，也比现在脾气大。一天，我爸终于有了一份难得的好心情，决定带我和大哥回阔别已久的嫩江边儿上——我的祖母家——走上一趟。
祖母家东北壕外那绿色飘带式的嫩江是我们童年最美丽的记忆，多少年来它一直对我们有种莫名其妙的诱惑。十几年之后，我们魂牵梦绕的嫩江水还如当初那样碧绿吗?嫩江边儿上还有当初那么多小鱼和小虾吗?儿时的那帮小朋友们都在干什么呢?我们一直惦记着回故乡去看一看。
在去江边儿之前，我爸就义正词严地和我们交代好了，“到江边只许钓鱼，不许下水。”
我和大哥答应得十分干脆：“肯定不下水。”
可是，那天实在太热了，不谙水性的我和大哥怎么下的水我们事后都不曾回忆起来，我们只是万分惊恐地记着那天我们手挽着手，被湍急的江水裹挟着一步步滑向深渊……
当时，我爸好像在江的对岸正割着芦苇和蒿子什么的，当他发现水中挣扎的我们之后，就拎着镰刀跑了过来。然而，当年过早地进了县城的我爸同样不会游泳。我爸在江岸上急得团团转，先是挥舞着镰刀，怒火中烧地命令我们如何如何……无济于事之后，我爸就开始了更无济于事的捶胸顿足，呼天喊地，最后哭得声嘶力竭……我至今认为那天的我爸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绝望、最无奈的男人。
两个活生生的儿子就要没影儿了，眼瞅着就要完了，一切都完了……
可后边事情的发生，让唯物主义的我不得不唯心主义地确信：骨肉亲人之间肯定存在着心灵感应。关键时刻，负责给生产队护青的二叔骑着一匹红色大马遥远而意外地狂奔过来了。
二叔没有来得及下马，而是和大红马一起直接跃进了汹涌的嫩江水……
江水湍急，二叔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把我和大哥一个一个从虎口样的漩涡里拉了出来，然后再拼尽全身力气把我们一个一个托举到江岸上去。最后，精疲力竭的二叔自己反倒险些被永远地留在汹涌的漩涡里，搭救二叔的是他那匹极通人性的红色大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