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局部反省到了紧要关头，第三队开了一次支部大会，对这一阶段局部反省的情形作了初步的总结，还提出了对今后的要求。快散会时，却引起了一场风波，风波越闹越大，一直吹到陈毅的耳朵里。
本来，支部大会是按规格进行的。在这次支部大会上，支委会对这一阶段的局部反省进行了一次初步总结。把半个月来学习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这是一个按老格式作出的总结，没有多少太新的地方。一般支委会的报告一完，大家一同鼓掌，就可以转入小组活动了。可是，这次不然，支部书记的报告已完，掌声还没有响起，一个学员便挺身而出，批评支委会的报告是老八股，是老一套。他要求支委会对被帮助者的态度提出严肃批评，提出纠正的要求。对那些态度不好的被帮助者，应该进行尖锐的批评。不要搞“明人不说暗话，响鼓不用重敲”颠倒是非的手法。
在进入局部反省时，支委会让各个小组开展思想互助。在开展互助活动中，出现了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两个新名词。那些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便戴上了被帮助者的帽子，那些自己没有多少问题要审查的人，被称作帮助者，换句话说，被帮助者就是那些重点审查对象，而帮助者则是审查那些重点对象的人。
这个对被帮助者进行批评的人话音刚落，呼的一声，一个被帮助者便站起来说：“这个话我不同意，这次局部反省，没有反省出大问题来，只搞了一堆‘萝卜、白菜’。关键不在被帮助者的态度，而是帮助者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也可以说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如果被帮助者本来就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你硬说他态度不好，难道这是正确的吗?是对的吗?”那个批评者又站起来说：“这个话本身就应当批评，有的人明明身上有问题，明明身上有屎，却硬要捂住，还说这是香的，没有臭味。”
这顿隔山炮引得几个被帮助者一起站起来说：“党的会上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说真话，说得明明白白。不应当讽刺挖苦，搞隔山炮。”
支部大会上分明出现了两派意见、两种作风。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帮助者和被帮助者，形成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两条阵线。
这本是好几个小组都存在的问题，此刻浮出水面来了。彭康对支部书记说了一声：“很好!把大会延长一天，大家把心里话都掏出来，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第二天，大会一开场，便出现了山洪暴发的局面。那些帮助者都走到一起，那些被帮助者当然也走到一起。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整风文件，发言时便翻开书本，引经据典。有的帮助者翻看着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说：“我劝同学们把这篇文章多看几遍。要做一个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襟怀坦白、真实诚恳的人。对别人的好心帮助，应当好好地想一想，把自己身上的毛病，自己心里的问题，大大方方地端出来。不要夹着尾巴做人，一点尾巴都不露出来，结果你的尾巴还不长在你的身上吗?”
说这个话的人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是新四军司令部的高级参谋。他这通话具有极大的挑衅性，像朝着被帮助者这支队伍里撒去了一把硫磺，立即发出一团火亮。一个被帮助者高举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书，指着那位高级参谋说：“你们来审查我们的问题，要不要讲实事求是?按照实事求是办事?”审查者的队伍里站起一个人来，大声问道：“我不知道，你说的实事求是是什么?自己身上分明有病，却不肯医治。你的病得不到好的治疗，你的病会好吗?”被审查者队伍的人群里，又冒出一个大高个子：“请问你，你说的襟怀坦白是什么意思?”日本留学回来的高级参谋说：“有什么就说什么。对帮助者来说，就是要把心里的话讲透，不要吞吞吐吐，讲半截子话;对被帮助者来说，就是要不讳疾忌医，你说呢?”那个大高个子说：“好!你说不讳疾忌医，但你总不能把小病说成大病，用杀老鼠的药去治感冒吧!说实事求是也好，说坦白也好，都要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是什么样的事情就说什么事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把一说成二，把二说成一，把小的说成大的，这叫襟怀坦白吗?这叫实事求是吗?”
双方你来我往，针尖对麦芒。会场上的火气越来越大，彭康站起来说了一句：“实事求是很好!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局部反省、我们的政治审查就是要按照‘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办。大家都是文化比较高的人，学了这许多文件，提到联系实际，一到局部反省，便把实事求是抛到九霄云外，这个不好。请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讲实事求是。那位同学的话讲得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把一说成二，不是实事求是;把二说成一，也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四个字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到了毛主席手里便被改造了，改造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东西，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创造。我们在整风学习中，要把毛主席这个思想认真学习，深刻体会，把我们的整风搞好。”
毕竟彭康是个大学者，是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在这场热浪滚滚的辩论中，他还是保持着一位学者应有的儒雅风度。
下午开大会时，彭康没有来，却由支部书记带来了一个大信息，说：“今天中午陈毅同志给彭康同志一个电话，问这里支部大会开得怎么样。彭康告诉陈毅，支部大会上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局部反省。会场上出现了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帮助者和被帮助者，壁垒分明的争论。我看这场争论，一天也争论不完。陈毅同志听了彭康同志的这个电话，高兴得哈哈大笑，说，你放手让大家争，把实事求是这个话争个清楚，争个明白。这四个字，关系到我们党的生命，关系到我们党的风气(当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如果一天争论不够，就争论三天，三天不够就争论一个星期。一定要把是和非、正确和错误争个清楚，争个明白。这些人将来成了高级干部，如果他们在思想上对这个问题还是稀里糊涂，是会搞坏好多事情，要出大危险的。我们党的历史上，许多正确的东西最先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这些少数人往往成了斗争的对象。这是一股歪风，我们这次整风，就是要把这股歪风扭转过来。今天下午，彭康同志没来，因为他同几个支部委员正在商量怎么把这场争论大展开来，把这场争论引向深入。明天上午他一定来参加会议，听大家的发言。”支部书记刚说到这里，那些被审查对象里的那个大高个子站起身来说：“我提议今天下午休会，各个小组每个人都去做好准备。明天上午，请陈毅校长和彭康同志参加我们的大会。全队的大炮、小炮、烟花爆竹齐放起来。”高个子的发言，淹没在全场如雷般的掌声中。
辩论延续了三天。三天后，小组会的风气大变，许多被审查者的脸上绽放出了笑容。
华中局党校的这次整风结束后，有两种评论：一种评论说好，好就好在按实事求是来进行政治审查和思想总结;另一种说不好，一些还真有问题的人，在实事求是的掩盖下溜掉了，所以政治审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时隔不久，传来了延安整风出现了大批有政治问题的人。华中党校只抓出了一半个特务，这个事实证明，许多有问题的人都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的掩盖下溜掉了。过了不久，又传出在延安政治审查中搞了逼供信，搞错了不少人，直搞得学校不少学生不肯结业，不肯出去工作，纠缠着非要把问题搞清楚不可。这时正值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把日本的关东军消灭干净，东北地方急需干部的时候，这些干部却在延安，不肯上路，直到毛泽东同志出来向大家道歉，让他们先去东北工作，按工作的表现来为自己的政治面貌作结论，这些有意见的人才高高兴兴地去了东北。这件事情的教训使黎青对实事求是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使他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