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小镇的老师，就跟城里人没有区别了，从他们的相貌上，根本看不出一丝在乡下上班的痕迹。他们穿着时髦，戴着眼镜，要么在步行街逛，要么在高档商厦买衣服，要么带孩子去游乐园，要么约三五好友吃火锅打麻将。他们完全拥有着城市人的所有脾气和架势，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城里人，只是在乡下呆几天罢了，他们压根就没把自己当作乡下人。待在乡下多好啊，空气新鲜，没有雾霾，人又自由，过得轻松，他们这般安慰自己，也算心理按摩，但内心深处，总在试图逃离乡村，满心焦虑。即便如我一般，在城里，没有家室妻儿，也像个流窜犯，从乡下逃到城里，从城里返回乡下，在逃避和归去中来回腾挪。窝在南城根，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打发时间的，翻几页书，上一阵网，或者和那些跟我一样逃进城的在乡下当老师的同学，坐在啤酒摊子上，挖一阵坑，斗一阵牛，然后被初夏的太阳晒蔫在塑料椅上。
周日下午，有事的老师，提前坐班车回了学校。其他人大多周一早上走，因为这样可以多当一夜城里人，多在楼房睡一觉，多陪一阵家人。
周一早上去上班，实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走得太早，睡不醒。早上五点半，就得起来收拾，昨晚睡得晚，五点半起床，眼皮还缝一起，犹如钢丝串连，根本睁不开。六点，眯缝着眼，昏昏欲睡，来到开车老师家楼下。等人，几分钟内，大家到齐，上车，再次向乡下进发。七点稍过，就要到学校，因为学生七点半就到校了。在车上，一屁股坐下，便开始补二觉。去小镇的路，糟糕透顶，到处坑坑洼洼，刚刚睡着，续上出门前的梦，车一颠簸，人被惊醒，如此反复，想要睡踏实，并非易事，加之车的靠背不合适，得仰着身子。一路过去，醒醒睡睡，迷迷糊糊，实在受罪。
到了学校，一切老样子。上课，下课。上课，下课。日子单调，重复，像二楼办公室墙角那只蜘蛛吐出的丝，单调，重复，似乎总也吐不完的样子。
接下来的日子，所有当了两天城里人的老师们，连续五天，又成了乡下人。我们被西秦岭的山风吹着，被黄土高原的阳光晒着，被孩子们的吵闹和作业缠着，被莫名的怅然和焦虑捏着。
七
我在小镇当老师时，因是中心小学，学生有四百多。学前班一个，一到四年级，各两个班，每个班四十来个学生。近来，遇见前同事，跟他聊起，说现在只有二百来学生了，或许有一天，就没有了。他瞅着远处莽莽青山，说，没有了学生，我们该咋办?我说，没有了，你们就都进城了。我们都笑了。这笑，五味杂陈。
不是孩子没有了，而是都转学进城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来小镇参加统考，光中心小学就上千人，一下课，波涛汹涌的学生冲出教室，瞬间把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我当老师时，下课后，校园里已是稀稀拉拉。曾经震耳欲聋的喊闹声消失了，曾经做早操时密密麻麻的阵势消失了，曾经繁忙但简单又无欲无求的日子消失了。曾经嫌学生多，太吵，太闹，太烦，要是少点，多好。如今，真少了，满眼望去，像秋天的庄稼，这搭一株，那搭一株，真是稀疏，心中便生了伤感和失落。
孩子们一个个跟随父母进城上学了。这些年，农村劳力全部外出打工，他们带着孩子，来到城市，在城中村租一间房，每月两三百元房租。屋里留下女人，给孩子做饭，早晚接送。男人早出晚归，找零活干。在农村，教学条件本来简陋，师资力量也很有限，教育资源更是匮乏，而随着学生越来越少，老师也便逐渐失去心劲，不再好好上课，心不在焉。老师教不好，家长有意见，便给孩子转了学。学生越少，老师越没有动力。这样，便成了恶性循环。
我有两个侄子，老大在中心小学上四年级，老二在村小上学前班。暑假前，表哥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两个侄子在城里找一所学校。一来感觉老师不好好教，二来他们两口子都在城里打工，娃在身边，能管上。于是，我托人，花钱，找了所学校。表哥在学校附近租了民房，女人管着两个娃，他搞装修，挣钱养活一家四口。
我在小镇当班主任的那学期，第一天报名，三十八个孩子，过了两天，少了两个，又过了一天，又少了两个。他们的父母来取课本，才知转学去城里了。我跟老母鸡一样，领着自己的小鸡，越领越少。
在小镇，至少还有二百来学生，更严重的，其实在村小。比如我们村，我上学时，算是鼎盛时期，全校五六十人。接着越来越少，主要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原先生三五个，现在都是两个。原先生一堆姑娘非要等个儿子的人家，现在生两个姑娘，也便刹了车。如此这般，村里的孩子一茬少过一茬。后来，三四年级只有两三个孩子，便合并到邻村了。所剩一二年级，不足十个。再后来，随着打工潮一浪盖过一浪，孩子们跟随父母，统统进城。那些本不想进城的，被时代携裹着，身不由己，也带着孩子进了城。现在，我们村的小学彻底倒闭了。站在山梁上，朝学校观望，黄土夯起的教室摇摇欲坠，地震后临时搭在校园的活动板房，歪歪斜斜，蓝漆剥落。满院荒草丛生，山鸟、老鼠、野兔在教室里的破课桌里安家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