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她没有来上课，我就给她母亲打电话，问孩子上学来没。没来，在家，就安下心。要是来了，没到学校，万一瘫倒在路上，就麻烦了。他们家离学校远，走路要半个钟头，她肚子疼，走路慢，其他学生前面走了，留她一人在后面，出点事，也无人知晓。后来，我才知道，女孩有焦虑症。我上课期间她没有发病，可能是我上课环境相对宽松吧。
有几天，女孩没来，我打电话问，她母亲说要去城里看病。随后，我离开了学校，也不知她的病好些了没。
还有一个女孩，叫什么晗，我把姓忘了。女孩瘦瘦的，被校服包裹着。有时梳两个马尾，有时一个，不过都扎得整整齐齐，丝毫不乱。脸白白的，极为素净，像极了一颗白瓜子。她的学习一般，但人聪明，也乖巧，就是有点懒惰和粗心。后来，我得知她是我堂姐的女儿。
既然是堂姐的孩子，我就格外关心一点，当然，也就比别人严格一点。虽是亲戚，但我该批评还是批评，该吓唬还是吓唬，不能因为是亲戚，让孩子产生更多惰性。
每次上课，看着梳洗得干干净净，穿戴得整整洁洁的孩子，我就想起堂姐。十多年不见，她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了我的学生。她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六
在小镇上，几乎所有干公事的，每周五一下班，迫不及待，齐刷刷全进城了。因干公事的，几乎全在城里买了楼房。家在城里。其实不光我们小镇，所有乡镇都是如此。平时，因为工作，因为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大家都留守乡里，各干其事。到周末，就进城，当两天城里人。周一，又回到乡下。每周如此，周而复始。
我们小学也是如此。
每周五下午，大多数老师就按捺不住了，草草上完两节课和一节自习，赶回宿舍收拾东西，准备进城。大扫除完毕，有时有降旗仪式，有时仪式便免了，只为早点进城。
起初，学校老师没有私家车，大家都坐班车。下午有一趟车，专门拉干公事的，要经过小镇。中学、信用社、小学、乡政府等，依次拉上来，人就挤满了。没法坐，大家站着，脚底下堆满大包小包。坐单趟车，从小镇到城里，车票十五元。
也有个别不进城的，要么是年龄大的老师，家在乡下，要么城里暂没买房，长期住校。周五放学，他们倒是消闲了，不慌不忙，洗洗衣服，干点家务。没有了学生的喧嚣和教学的繁杂，校园里只有几个人，清清静静。
前些年，政府在城郊盖了保障房，每平米两千元左右，很便宜，但地方偏僻，没人买。后来政府为回笼资金，将这些房分配到各乡镇，乡政府、学校、卫生院等单位，很快就把这些房消化掉了。后来，那个小区同全国房价一样，水涨船高，到了六七千元。很多在乡镇干公事的，大都集聚在了那个小区。小镇的老师们，也都住那里。
后来，有些老师手头宽裕，买了双排座。因为便宜，装的人多，实惠嘛。有了车，中午，给那老师打个招呼，放学后，就可以坐他的车了。实在挤不上的，就坐班车。车里装着一堆人，大家说说笑笑，像刚从笼子出来，解放了一般，自由，舒坦，心情大好。到了城里，每人给那老师十元钱，算是车费，那老师推辞一番，接了钱。
从学校到我家，路程约二十里路，但我很少回去，直接坐着车进了城。我一个人像孤鬼一样，从乡下钻进城里。不是不回家，是回去实在无聊，在城市的人堆里挤惯了，回家，感觉被世界抛弃了一般。于是，一放学，火烧火燎一般，跟其他老师一道逃离了乡村，像一只老鼠，生怕迟一步，会被捉住，重新塞回笼子。
因为要进城，我在南城根租的房子一直没退。周一到周五空着，周末我去住。用别人的话说，我人走了，但根据地一直没放弃。我算过一笔账：每次进城，没处住，睡宾馆，最便宜八十元，三晚上，二百四十元。一个月假设来三次，就要七百二十元。我如果租房，一月也就二百元，而且爱怎么住就怎么住，爱睡到几点就几点。
有了在南城根的出租屋，我还觉得在这个城市有立锥之地，还不是局外人，还没有被淘汰。说什么怀念乡村，回到故乡，也只是嘴皮上说说，要真在乡下呆个一年半载，早就憋疯了，逃跑了。在城里过惯了，即便是寄居，是漂泊，但早被乱花迷了眼，被红尘糊了心，看着那些妖艳而过的女人，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看着那些人潮翻滚的街区，即便跟自己没有一根毛的关系，但看看，过过眼瘾，心里也是踏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