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往青藤书屋的路，是一条窄路。
从鲁迅故居到青藤书屋大约一公里的路程，慢慢地走，开始还数着步数，将近一千步的时候，就数乱了。一条石板路，看起来长长的，如同延往历史深处，雨后路面有点湿滑，仿佛书屋主人的生命底色，泛出坚硬的光。大约一千五百步的时候，看见了书屋的门面，它嵌在墙壁里，如果不太留神，甚至会错过。书屋在江南的古宅中算不得宏大，但干净利落，有简约之美。
和鲁迅故居相比，这里安静多了。
院子里，一条碎石小路，一口石井，一株女贞树，一丛绿竹，雨中摇曳几株芭蕉，院中老藤苍虬盘桓、扭曲，也有一种纠缠中的倔强。听人说，老藤是紫藤，院落中原有的那棵青藤，在历史的动荡中被移除，一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移栽过来。
关于青藤书屋，徐渭画过一幅立轴。画面中的三间屋舍，房顶都是茅草，周边生长芭蕉、翠竹，背后一块巨石，墨色浓淡对比十分强烈。房屋左侧应该是一处藤架，看起来枝条蔓蔓，但不如紫藤那么张扬，也许是他画过的葡萄，或许也是青藤。青藤，也叫木莲藤，古书上常称之为薜荔，就是在墙壁、乱石空隙中存活的藤类植物，如果遇到可以攀附的支架，它的生命就会铺张出来。徐渭的老宅原来叫榴香书屋，后来改为青藤书屋，换了一种方式，留一缕独特的芬芳。
在给自己的画作题跋的时候，徐渭写下了“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幅联句，这是他的自我写照。读南腔北调几个字，想起鲁迅《南腔北调集》，这个书名有趣，有来历。据说曾有人写文章讽刺鲁迅，说他演讲口吃，讲话南腔北调，那人不无恶毒地说：“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我想这个攻击鲁迅的人写完这句话，一定也洋洋得意，觉得自己的话讲出来很是漂亮。可是，鲁迅自己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也是因为这个南腔北调，便有了《南腔北调集》，是自嘲，是戏谑，也是反击。
徐渭在绍兴出生长大，也曾在北京工作过，行走过齐鲁燕赵等地，说话可能也是“不入调，不入流”。鲁迅和这位绍兴前辈有着类似的经历，而且性格中都有狂狷的一面，用“南腔北调”做文集名称，也许是对这位同乡的隔世回望吧。徐渭和鲁迅都善于自嘲，他们以此来消解生活的不完美，这是一种自信的态度，这更是在绝望中的奋起，死磕到底的意志。
《青藤书屋图》纵104厘米、横39厘米，纸本淡彩。画面中最抢眼的是一块形状奇特的山石，浓墨勾勒，中心位置三间茅屋，门敞开着，屋内空不见人，左侧一处藤架，屋后竹林、芭蕉各具姿态，院中小桥曲折，卧于池水之上，似乎是和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徐渭说自己住的是几间东倒西歪屋，画作中，房屋还算规整，只是自喻人生境况，文字背后不仅有苦闷与心酸，还有强烈的自我肯定。这就是自嘲的力量，我就这样一个人，又奈我何?
徐渭不像鲁迅家道中落，祖宅也比较豪阔，徐渭祖上留下来的遗产也只有这几间老屋。况且他一生并未显达，在他畸零的人生中，这样的一处住所，犹如精神家园，即使很破败，也足以遮风挡雨慰藉平生。
老屋之中有一幅徐渭的半身肖像，画像中徐渭身材微胖，脸颊丰润，因为不是完全的正面，看起来，眉梁很宽，稀疏的胡须也根根干净。两侧是书法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你觉得这幅书法有点奇怪，它不是出自徐渭之手，表达不出徐渭的个性，为何不用《青藤书屋图》题跋上的几个字呢?视线再与徐渭画像对视，你似乎难以发现这个人身上的南腔北调，他的眼神更温和一些，也有一种睿智的光芒，你看不出任何癫狂的迹象，反倒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养尊的师爷。
二
徐渭做过师爷。
绍兴人做师爷，也要从徐渭说起，在绍兴师爷这个群体里，徐渭地位也相当突出。绍兴有一个师爷文化馆，馆内出名的师爷大部分都是清代人，明代只有徐渭一人。也听人说，绍兴师爷都尊徐文长为祖师爷，可见其影响之大。
徐渭天资聪颖，有才学，六岁能读书，九岁能做文章，二十岁考中秀才。少年时代诗文就已小有名气，但他的科举之路却异常不顺，直到四十一岁，八次不中，最终还是一介秀才。在前途暗淡的时刻，当时的浙直总督胡宗宪听说他的才能，就请他加入幕府，我估计徐渭心里也是做过一番挣扎的。师爷这个职业，既不算官，也不算吏，是官老爷家幕后的一群参谋。绍兴人实际挺不愿意被人称为师爷的。鲁迅谈起师爷也说，在绍兴，那些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一是做商人，一是做幕友。幕友就是师爷，鲁迅说，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做师爷，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我们今天在影视作品里常见的师爷总是一副奸诈的嘴脸，这是严重被黑化了的师爷，做师爷也是要有真本事的。“师爷”古代也称为宾客，战国四大公子都豢养宾客，关键时刻可以出谋划策，甚至拯救自己。权贵聘请师爷做智囊，到了清代开始繁盛起来，师爷也大体上划分为刑名、钱谷、书启三种类别。绍兴师爷要入行，就得拜师学艺，他们要学的可能比科举考试的内容还要多。这些人必须会诗能文，通晓算学及典章律例……因此，“千人学幕，成者不过百人;百人就幕，入幕者不过数十人”。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十一岁的徐渭入赘绍兴富户潘氏。岳父在广东阳江工作，他便跟随协助办理公文，这应该是徐渭作为师爷的起步阶段。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经历过科举失败、丧妻之痛的徐渭，三十七岁时开了一间学堂，几个小孩子来读书。那个冬天，零星收上来的一点儿学费，成为他有限的经济支撑。冬天的阳光，打在窗棂上，他在暗淡的光影里看到一丝希望。
这时候，倭寇在东南沿海骚扰百姓，掠夺民财，胡宗宪作为前线抗倭总司令，把办公地点前移到了绍兴府，经人介绍，他请徐渭代笔写了几份给朝廷的文书，其中包括《代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成功诱擒海盗头目王直，这是胡宗宪的一大战绩，皇上嘉奖，胡宗宪就要写一份谢表，任务就落到了徐渭头上。那一年，徐渭为胡宗宪写了三篇官样文章，但并没有留在总督府任职，数赴而数辞。胡徐二人地位悬殊，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量，才能更加了解对方。
徐渭说：“其后公愈折节，等布衣，留者盖两期，赠金以数百计，食鱼而居庐……”
袁宏道说:他“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公大喜”。
胡宗宪寻求的是徐渭的才华，为此，他出手大方，不仅提供了高额的薪金，还有美食和房产，更有读书人需要的诚意与尊重。
于是，徐渭下定决心，正式成为胡宗宪的幕僚。
沿海战事紧张，胡宗宪历时七月，久攻不下，遭到朝廷言官弹劾，如不是有阁老严嵩袒护，很可能就会被罢官。而在此时，一只白鹿扭转了局面。胡宗宪觉得这只雄性白鹿可以作为祥瑞进献朝廷，就让徐渭撰写了《代再进白鹿表》呈献给嘉靖皇帝。
这篇文章实质上是一篇马屁文章，但对于书法史上的徐渭可以说很重要，因为这是徐渭留存至今最早的一篇小楷作品。我们看惯了徐渭的草书，再看他的这么工稳隽秀的楷书，实在有点儿诧异，总会想，这是我了解的那个徐文长吗?
是啊，这时候的徐文长还算是个“正常人”，因为他考虑到了阅读对象，况且这不是你展示艺术天赋的时候，人家主要看你的文章内容，书法只要写得工整、美观就好了。果然，嘉靖看了这篇《白鹿表》，龙颜大悦，对胡宗宪的信任危机暂时解除，另外还表扬了徐渭的文章。从此，胡宗宪更加器重徐渭。
徐渭代胡宗宪写过多少篇文章呢?徐渭曾回忆说：“予从少保胡公典文章，凡五载，记文可百篇，今存者半耳。其他非病于大谀，则必大不工者也。噫!”
写这类官样文章，偶尔为之，还可以一展才华，但写多了，就会成为负担，因为难免不合己愿。违心谄媚，这对徐渭绝对是一个心理戕害。但也是因为胡宗宪理解他、赏识他、尊重他，他也有一种士为知己的侠气，况且人为稻粱、工作和自己理想的生活，有时候就这样纠结，古今同理。
杭州镇海楼曾毁于大火，胡宗宪重建后，请徐渭写文章，以表平倭之志。胡宗宪的心意，徐渭把握得很准，文章写完，胡宗宪奖赏徐渭纹银二百二十两。徐渭用这笔钱，在绍兴买地十亩，建造房屋，取名“酬字堂”。除了帮徐渭建造房屋之外，胡宗宪还拿出聘礼，为徐渭续弦杭州张氏。同时，看徐渭科考屡败，就托人相助，只是在众多考官之中，唯独遗落一位。巧的是，徐渭的试卷恰好落到此人之手，此人对徐渭文章大加批判，徐渭再次落榜，一气之下，再未参加科考。
总体上看，做胡宗宪幕僚的四五年中，是徐渭人生中最舒适的一段时光。我猜测他的画像，有可能是这段时期完成的，衣食无虞，心情大体舒畅，整个人都养得白白胖胖。
因此，徐渭晚年在回忆对自己有恩的几个人中，除了自己嫡母苗氏，还有因误杀妻子深陷牢狱时搭救自己的张天复、张元汴父子，此外，就只有胡宗宪了。
严嵩倒台后，胡宗宪被继任首辅徐阶视为严嵩党羽，以“十大罪状”被捕，不久胡宗宪在狱中自杀。胡宗宪之死，对徐渭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从此他失去了一个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人，而且余生之中也再未遇到如此礼遇。徐渭的生活状况更是每况愈下，除了经济窘迫外，也因为曾做过胡宗宪幕僚，深受牵连，精神上也因此受到重大打击。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徐渭收到来自北京的一份聘礼，一共六十两纹银。徐渭并没有像考验胡宗宪一样三辞三让，而是立刻动身，登上了北上的小船，他去北京城投奔的是礼部尚书李春芳。
嘉靖皇帝沉溺道教，他常用“青词”让道士与天庭进行神秘的沟通，“青词”必须用朱砂在青藤纸上书写。李春芳自己“青词”写的很有水平，有“青词宰相”之称，嘉靖很欣赏。可能是这份才华也有枯竭的时候，因此他想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源源不断输出高质量“青词”，持续博得天子宠爱，于是就看中了徐渭。但是，徐渭到了李府，才感受到李春芳和胡宗宪的差别。徐渭虽然号称青藤，面对那一张张写“青词”的青藤纸却一点儿也提不起兴趣。原因有二，一方面他讨厌写这种无聊的文字，另一方面是钱谦益在《徐记室渭》中的说法：“当是时，上方崇祷事，急青词。当国者谓文长文能当上意，聘致之。文长知与少保有郄，弗应。”这里的少保是指胡宗宪，而李春芳也把胡宗宪视为严嵩一党加以打击，从中也可以看出，徐渭念念不忘胡宗宪的知遇之恩。李春芳见徐渭不肯为自己出力，也没有把他当上宾对待。徐渭想辞职归乡一走了之，可是老板并没有在他的辞呈上签字同意，于是麻烦就来了，徐渭开始接到恐吓，说他也是严嵩一党，要加以追究。
徐渭感到很恐怖，就借了些钱，去北京平事，他打算把六十两聘金归还回去，但遭到了李春芳的拒绝。情急之下，他求助了同乡诸大绶。与徐渭相比，诸大绶科第顺利，他会试中得了第二名，廷试被擢成第一，授为翰林修撰，深受嘉靖重视。最后，诸大绶出面为徐渭平息了这场风波，徐渭也结束了他的“师爷”人生。
但这件事给徐渭此后人生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回乡不久，徐渭癫狂发作，数次自戕。《徐文长传》说：“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徐渭陷入了人生的绝境。
三
袁宏道曰：“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
袁宏道是对徐渭进行再发现的关键人物。徐渭死后大约五六年，袁宏道辞去吴县县令，到绍兴老友陶望龄家小住几日。在陶家的书架上发现一套残破不堪、墨迹勉强可认的书籍，借着灯光读了几页，就被震惊到了。他说，获此奇秘，如魇得醒。于是，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这种读书之乐，比之五柳先生“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来得更为激烈。
袁宏道读的就是徐渭的诗文集。此前，他也曾读过徐渭的杂剧《四声猿》，只是不知道那个叫“天池生”的人就是徐渭。徐渭为人桀骜，名不出乡党，因为袁宏道的大力鼓吹，徐文长的名气才越来越大了。
袁宏道最赞颂的还是徐渭的诗，说他书法和诗歌一样奔放，而写意花鸟，虽然很超逸，但也只是空余时间玩玩而已。可是，这一笔墨戏，却开创了中国画的大写意流派。
关于徐渭的画作，最为人称道的是《墨葡萄》。我在某年春天，曾在一位老先生家里收购图书131册，大部分都是书法字帖，只有一本画册，翻开，甚喜，竟然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的《徐渭画集》。拿回来反复翻阅，徐渭用墨，浓的活泼，淡的透亮，浓墨之间的过渡墨气淋漓更加精彩。构图上，两根枝条成环抱之态，硕果累累却又飘零无依。叹绝徐渭用笔精妙用墨狂放，但转念一想，如果把徐渭的那首题画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去掉，单独再看画面，会有何等感受呢?我想对徐渭而言，诗歌是绘画的底色，就题画诗的书法而言，看起来歪歪扭扭，笔墨趣味和画面又一致和谐。
手边有一套中华书局的《徐渭集》，第四册收录了他的两种杂剧，随手翻阅，竟一口气读完。发现徐渭的戏剧作品和他的诗歌、书法以及绘画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也就是朱良志先生所言：道在戏谑。
《四声猿》是徐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被人们谈论最多。《四声猿》包含四个戏剧故事，分别是《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其中，木兰从军的故事流传最广，后来还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而《狂鼓史》则借祢衡击鼓骂曹的故事，尖锐地讽刺了奸臣严嵩，历来受到好评。杜甫有诗句“风急天高猿啸哀”，猿猴的叫声往往渗出哀鸣，徐渭将自己的剧起名为《四声猿》，自带悲剧基调。如果这组剧本读完，你会发现剧中的悲剧色彩实际上并不浓烈，反而结局相对圆满，甚至剧情中还有很多喜剧元素。标题和内容之间，出现一种反差，这也是徐渭的一种戏谑方式吧。
《狂鼓史》的创作缘起于徐渭的好友锦衣卫沈炼被严嵩冤杀而发泄的一腔愤懑。《狂鼓史》很短，只有一出戏，但它却是一曲极具爆发力的作品，有徐渭的侠气。徐渭骂人，骂得狠，骂得过瘾，骂得让人永世不得翻身。那感觉如同徐渭的一笔狂草，酣畅淋漓。但这出戏又不是一味地宣泄，在结尾处，徐渭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道出他的高明之处。祢衡即将被护送到天庭做校书郎，曹操被审判之后永远沉沦阴间，而在分别处，祢衡却对判官讲：小生有一句说话。(判)愿闻。(祢)大包容，饶了曹瞒罢!我想眼前业景，尽雨后春花。
眼前业景，雨后春花。这句话仿佛回荡在舞台上，余音绕梁，久久不散。
徐渭的学生王骥德在《曲律》中称《四声猿》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汤显祖也赞叹曰：“乃词场飞将……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汤显祖并不是真要拔掉徐渭的舌头，而是用这样的修辞表达嫉妒。就我个人来讲，更喜欢他的另外一部戏。
《歌代啸》是被汪曾祺称之为中国荒诞喜剧的开山之作的作品。他说：“文长以前，无荒诞喜剧。有之，自文长始。中国的荒诞剧，文长实为先河。”
徐渭在剧本开始处的四句话，概括了这部剧作的主旨：
没处泄愤的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气，
有心嫁祸的是，丈母牙疼灸女婿脚跟，
眼迷曲直的是，张秃帽子教李秃去戴，
胸横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
荒诞的生活，辛辣的讽刺，徐渭的戏剧语言十分活泼，可以与他那水墨淋漓的画作媲美。徐渭博览前代杂剧，融合南北曲调，并且能从民间汲取艺术的养分。他写过一首诗，名曰《少年》，从中可以看到他接受过民间曲艺。这首诗的注曰：“郑老，姚人，为塾师于富阳，老而贫，人侮之。醉而为予一击大鼓，绝调也。”
《歌代啸》中几乎没有正面角色，这在剧本写作中十分独特。开场的两个和尚，张和尚吝啬贪财，李和尚赖皮好色，张和尚欲设计李和尚套取其钱财，反被李和尚用蒙汗药迷倒，偷了他的冬瓜，并编造出冬瓜成精而走的荒诞梦境。张和尚信以为真，竟痛打瓠子发泄怒气，继而情节推进，李和尚与情妇幽会时，被情妇母亲撞见，他竟然假冒牙医，开出“丈母牙疼灸女婿脚跟”的偏方。这出戏特精彩，颠倒错位，插科打诨，诙谐热闹，让人看后忍俊不禁。而后出场的官老爷，也是昏庸之辈，张冠李戴，错判葫芦案。前三出戏环环相扣，情节发展内驱动力自然而然，只是最后一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戏，感觉像一个大尾巴，整体上感觉有欠协调。
与《牡丹亭》的“雅”相比，徐渭的戏更“俗”，语言表现力上更为原生态，甚至有一些语言有性暗示，仿佛二人转中的荤口，但又与之不同。徐渭展现的是荒诞和讽刺，他让你看到世界的荒诞和困境。我们的戏剧传统中，悲剧或者史诗剧更受赞扬，而喜剧常常被排在次一等，甚至将喜剧等同于滑稽剧。实则，滑稽剧情节太单薄，而如《歌代啸》这样的喜剧作品，则是靠人物和情节推进剧情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绝对是堪称先锋戏剧，今天，我们看达里奥福的某些戏剧仍然保持这一特点。他们都抱着一种生命中可贵的诚意，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仍然保持故我，鼓起勇气，撼动顽固的旧秩序。
因此，除了诗歌、画作以及书法，还要看徐渭的剧作，或许，才更懂这个“南腔北调人”。
四
徐渭说，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小胖墩儿，但弱冠之年却身体瘦弱得难以胜衣，到了三十以后，又开始发福起来，就像你们看到图像上这个人一样傻呵呵的样子啊。
徐渭大体上是身材高高大大的白胖子，和我先前想象的那种瘦而矍铄不太一样。我的想象基于他的一幅画作，画面的主体是一位骑驴者。
徐渭就是那个山阴道上的骑驴者。
驴。倔强。北方的驴有犟驴、大叫驴之称。
和马相比，驴更让人亲近。马有一种高贵的品质，驴更草根。
很多文人都写过骑驴的经历。贾岛骑在驴背上苦吟，苏轼去凤翔府的路上，也曾路长人困蹇驴嘶，还有陆游的那头小毛驴，顶着小雨驮着他走向了剑门关……
他们也喜欢马，但很多时候，他们没有马可骑。马是稀缺资源，甚至是战略物资，长期被北方游牧民族控制。尤其是宋朝以后，北方不断锁紧马匹贸易，中原内地的马匹越来越少……
驴很朴素，有耐力，坐在上面颤颤颠颠，也是享受，文人爱之，它就有了“超逸”的品格。徐渭有次骑驴出行，走在山路上遇到危险，几次从驴背滚落。但他热爱他的毛驴，看这幅《驴背吟诗图》，仿佛在看徐渭的精神画像。宗白华道：“徐渭《驴背吟诗图》，使人产生一种驴蹄行进的节奏感，似乎听见了驴蹄的嗒嗒的声音，传达出画家微妙的音乐感觉。还具有一种戏剧感。”
徐渭的戏剧，是文字的加法，徐渭的画，是笔墨的减法，他们都出自徐渭那支戏谑之笔。绘画也好，写戏也好，都只是他生命中的一出戏，绍兴的老戏台上，还有徐渭写过的楹联，我记得一句：逢场作戏，原属人生本色。
他最后也成为了戏中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