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老于死了，一个人在北京的泡沫板搭建的小小格间里没了呼吸，过了十天才被警察发现。
老于是我们曾经落脚过的大院里的邻居，一家人住在我家的隔壁，在北京四环丰台区新宫附近的一个未被开发的村子的里面，一个月房租两百元的小房间，住了老于、妻子和两个孩子。
住进大院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是跟随父母来北京的“漂二代”，那时我们一家五口人蜗居在一个只有十四平米的小房子里，一个衣柜、两张床几乎就是全部的家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为过。平日的做饭洗衣都在公共区域，清早还要和其他四户人家错开时间洗漱。
老于家的情况和我们家不相上下。
大院里挤满了从老家初来北京讨生活的“漂一代”。院子狭长，生活有很多不便，大家在各自的十几平方米里挤挤挨挨地生活着，既没有隐私也没有边界，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融洽又紧密，各有分区，也时有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互拉扯着、依偎着落入这个巨大城市的洪流之中。
大院的邻居在我眼中就像亲人一样，但我唯独不喜欢老于，可比起其他邻居，老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是众多“北漂”人的另一面，有小聪明也够努力，但最终没能留下，也没能回去。
像所有北漂的人一样，初来北京的老于意气风发，怀揣着梦想，坚信北京遍地是机会。
2003年非典刚刚过去，刚刚二十五岁老于背着一个泛白的破旧解放包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绿皮火车。这个包还是他考上村里最好的初中时，村里一人一块钱的贺礼中凑来买的，大家都希望他能好好读书，有出息。
可上了初中之后，他开始觉得读书无用，和那些不爱上学的坏学生一起，每天逃课、勒索保护费、对路过的女孩吹口哨。
不想让他这样继续荒唐下去，父母做主给他包办了婚姻。“先成家，后立业”，他妈说男人都是这样，以后老婆管管就长大了。
但在老家，他想不到要干什么，因为没钱的话可以回家和爸妈借点，姐姐妹妹也都嫁人了，可以补贴自己一点，游手好闲太久，父母姐妹都生了嫌隙，在妻子生下小儿子并且以离婚要挟下，二十五岁的他终于坐上北上的绿皮火车。
妻子怀里抱着大儿子，自己哭闹不止的小儿子。旅途很长，要一天一夜才能到达北京。晃晃悠悠的车厢内挤满了怀揣着北京梦的人，偶尔有同行人用方言攀谈。相对便宜的慢车停靠了很多没听过名字的地方，两个人一路上看着站牌也算是长长见识。
除去孩子的哭闹声，旅途还算惬意。可是还没到北京，他的解放包连带着里面所有积蓄就不翼而飞了。
老于想了半天也没想到是哪个瞬间，可能是在他把车窗拉下来，用塑料瓶接完小儿子的尿，拧好瓶盖，扔到路边时;也可能是妻子熟睡，自己和隔壁桌湖南人谈起各自的未来规划，互道“于总”“王总”时;又或者是他看着光泽的大波浪黑发和椅子背没有遮住的白色的光洁的皮肤想入非非时。
总之，包丢了，老于蔫了。
后来他和周围人聊天的时候谈起这段往事，总是用“命该如此”的无奈语气告诉大家，原来北京早就给了初来乍到的他一个下马威，以此警告他，让他速速离开。
只是那个时候他还太年轻，把所有的失意都归结于命不好。
年轻的老于天不怕地不怕，他很快致电家人又借了钱汇过来，在北京匆匆落了脚，并且一心做一番大事业。毕竟他妻子那个看上去脑袋缺根弦的小学毕业的大哥都能靠做服装赚到钱，来了几年之后回家过年都能一瓶一瓶四特酒跟流水一样往外送，现在不仅回老家开了连锁店，还找了小情人，日子别提多滋润了。
老于瞧不起他，但大哥的生活，同样让人艳羡到嫉妒。
自己比他们都更有脑子，只是不屑于读书，怎么会不如他过得好呢?
做服装的成本高，老于一时拿不出那么多本金。
和其他老乡一样，进入市场的第一步，老于决定从小商品卖起，打定了主意后就一头扎进商品供应市场，从距离家公交车两站地的新发地市场悉心选择商品。生意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天要往返市场十多次，常常为了省下一块钱车费而来回都“腿儿着”(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