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又干回了老本行——摆摊贩卖零碎小玩意儿。
老于擅长做小商品生意，但都做不长久。他卖的小玩意儿一般量不会太大。有的时候他会卖一把毛笔，他的家乡是有名的产毛笔圣地，他把毛笔运来北京，找个广场摆个摊子，只要不被城管抓到就能全部卖光;有的时候会带回来许多袋装的小水母，在橡胶材质的袋子里，装着三只或五只白色的食用水母，水母只有三天生命，他必须趁着水母死之前卖掉它们。他把要卖掉的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放在报纸里，把大报纸一卷，往胳肢窝一夹，转身就走了。
我并不知道他具体在哪里卖，但是回来的时候他手上一定是空的。虽然生意不错，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因此，老于特别爱占小便宜。
我们过年回老家，不工作的老于就主动要求帮我们看家。等假期结束回来的那天，我家屋内所有的洗漱用品几乎被他扫荡一空。短短一个假期里，老于把我家里的洗发水、沐浴露都用了个精光，甚至牙膏管里都空空如也。
大人不好意思说，我怒气冲冲地跑去问他，老于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怕那些用不完的，一个假期以后就全都过期了，所以先帮你们用掉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嗤之以鼻老于的“坏”，怀念老于妻子的好，我妈只是微微一笑，跟我讲：“哪有什么好人坏人，都是来北京打拼的，都不容易。”
再后来，四环的村子拆迁，周围的人陆陆续续地搬走了，房东阿姨敲开我家门，跟妈妈说明拆迁的事情，并减免了我家两个月电费。
我家待到了拆迁当天，爸爸上午去找新的房子，下午拆迁工人来剪了我家电线，我家匆匆搬去另一个院子。因为太过匆忙，屋子里东西没有搬完，我们把门锁了才离开。但那个时候整个村庄都要搬迁，正是慌乱的时候，贼偷当道。果然，第二天我们的出租屋里就被翻了个底朝天，家里平底锅被小偷拿走了，我藏在小包里攒了好久的三十五块六毛钱也没了踪迹。
但我们终于和村子说再见了。
在我家离开北京后，老于仍坚守在那里。
老于给我最后的印象也是负面的，我至今回想起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他来我家借老虎钳子。发出请求后，他大剌剌地站在门口等回复，而我小跑着进屋问父母。母亲皱着眉头有点为难地看向父亲问：“哎呀，咱们新买的，借他估计不会还来，那还借不借呀?”父亲叹了口气答道：“就当是送他的嘛，能认识都是缘分，现在都要分开了。”
结果不出意料，老于嘴上念叨着“用完就送回来啦!用完就送回来啦!”可直到我家离开大院，我也没有再见到那个崭新的闪着银光的老虎钳子。
我们离开后和很多邻居都没了联系，就像是一滴水融入大海里，人们的分离往往比相聚容易得多。
而我对老于的印象，只剩下一个瘦高驼背、犹如豆芽菜一般的背影。
离开北京，我家终于住上刷过白墙的楼房，生活越过越好，偶然想起在北京的日子，仍像是在梦里一样。慢慢地，融不进北京的伤痛被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抚平。
那些年的日子，像是老于卖的水母。我的父辈们是被困在塑料袋里，在装满杂质的水中挣扎的水母，收紧又放松，一下一下，艰难地游动。最后再也动不了。
逃出来的换了新水继续生活，没逃出来的也不一定能混出成就，最后在水里溺亡。
当我再次想起老于时，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一天，母亲和不久前才恢复联系的邻居聊天，对方问起妈妈还记不记得老于。聊起这个人，大伙抱怨了好一阵，邻居把他的死讯做了这通电话的结尾。
他的妻子、孩子回江西老家之后，就在老家借了钱买了小产权三居。在老于失联的那些日子里，儿子多次去电联系未果，而妻子因为习惯了他“饥一顿饱一顿”的送款方式，挂了电话，也不指望老于了。她选择自己专心工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没能发现他的异常。
老于的妹妹得知消息，来到北京，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发现了自己的哥哥。她请了很长的假期，带哥哥在北京求医，但他的病情已经到了医生也无力回天的地步。
老于妹妹留下来照顾他，却一直在承受病痛中的哥哥的怨气与责骂。
没多久，这最后一个关心老于的人，也离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