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相到高邮修堤，提出要求有三：不听官方遣用，不受任何职务，不取分文薪酬。这是民间士绅阶层的骨气。当然，这里并非刻意将民间和官方形成对立之势，只是强调士绅阶层有自成一派的处世风格，它并不依赖于行政或者经济手段，而更多的以气节以及真才实学为基石，在危难之际更能突显其独特性，是一种非常迷人的民间自救形式。
三
乡人金实秋在《水边的抒情诗人——说说汪曾祺与故乡水》里，回忆了汪曾祺回乡的经历，特别是关注和考察水利的经过：1981年10月6日，汪曾祺乘车南下，7日先抵南京，在南京逗留三日，先找了初中同学、江苏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胡同生，听他介绍高邮的水利工程。10月10日自南京抵高邮，11月23日前往镇江。汪曾祺在高邮住了一个多月，期间走亲访友，游玩胜迹，也观察故乡市井人物，还要为母校与机关干部举办文学讲座。而《故乡水》是已经答应必须完成的任务，因此汪曾祺“硬是挤出时间，起早带晚地翻阅了当年出版的《运工专刊》《勘淮笔记》等大量有关高邮水情的文字、图片资料，还接连参加了由高邮水利专家、水利技术人员介绍情况的座谈会，访问了县里几位前后主持水利工作的领导同志，并到运河畔的车逻公社、‘十年九涝、十涝九灾’的全县地势最低洼的川青公社实地考察了一天。”
在汪曾祺的《故乡水》中，除了交代写作的前因后果外，还用超过一半的篇幅记录了对“老杨同志”的采访。这位老杨同志带领大家兴修水渠，让久受水旱之苦的车逻地区有了自流灌溉，但因为私自买卖耕牛筹集经费，修渠又占了私田与私坟，被人联名控告，最后的处理是撤职，留党察看。汪曾祺对这位“以民为本”的前官员相当欣赏，在《故乡水》的末尾写道：
对于这个人的功过我不能估量，对他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和挖掘私坟的作法无法论其是非。不过我想，他的所为，要是在过去，会有人为之立碑以记其事的。现在不兴立碑，——“树碑立传”已经成为与本义相反的用语了，不过我相信，在修县志时，在“水利”项中，他做的事会记下一笔的。县里正计划修纂新的县志。
意犹未尽，汪曾祺又补了一笔：“这位老杨中等身材，面白晳，说话举止温文尔雅，像一个书生，完全不像一个办起事来那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人。”
汪曾祺1986年写作的《他乡寄意》，再次确认了他1981年回乡的主要动机是“关心水灾”：
……县城的西面是运河，运河西堤外便是高邮湖。运河河身高，几乎是一条“悬河”……民国二十年的大水我是亲历的。湖水侵入运河，运河堤破，洪水直灌而下，我家所住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激流汹涌的大河。这一年水灾，毁坏田地房屋无数，死了几万人。我在外面这些年，经常关心的一件事，是我的家乡又闹水灾了没有?前几年，我的一个在江苏省水利厅当总工程师的初中同班同学到北京开会，来看我。他告诉我：高邮永远不会闹水灾了。我于是很想回去看看。我十九岁离乡，在外面已四十多年了。
苦水久矣的高邮城，对于汪曾祺而言也是苦楚的，这种苦楚之意和由来已久的士绅们对水之苦情的关注与关心出于同一种情怀。他和父亲汪菊生一样，即使在水灾频仍的时候，自身也不存在艰难的生计问题，但他们仍然会想到别人的苦难与悲情，这是一种自觉的情怀，所以水一直成为他人生和写作中的必然关注。
水破坏过历史，也养育着当下，更在某种意义上昭示着未来。水究竟在汪曾祺，在高邮小城以及平原乃至所有土地上有着怎样深沉的意义?对这个问题不必去做什么理性的探究与归纳，文学的表达反而显得更加人性和温情。水土关系的某种隐喻与哲思，就像是水乡人天生柔婉绵密的情绪，难以被真正地准确解读。多水或者缺水，都是水与土紧密而深刻的关系，这种关系维系着古往今来的许多事实，或至少是与生长有密切关系的——在平原的世界里，这更是超越肉身生长的一种精神构造。汪曾祺曾自我总结为：“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按学人杨早之意，他的文字里虽不乏洋洋出尘、不滞于物的道家风韵，但根底是儒家的诗教传统，也是士绅传统的伦理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