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在汪曾祺的水灾叙事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后人对汪曾祺的种种评价，有这样一个很不错的归纳——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士绅并非是某个城市的“专利”，在高邮小城，或者如同高邮一般的诸多小城中，这样的人很多，只不过他们在一个时期、一个地方表现得更加突出一点，毋庸讳言，这种品质和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城乡共生的生活。本来，市井与乡土在地理上被人为割裂，在精神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是因为水，它们又发生着肉身和精神上的联系。作为在市井中悠然生活的士绅，他们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即便是灾害到来的时候，他们事实上也可能比乡民有更多获救或者逃跑的机会，但是，当车逻洞的水一泻千里带来患难的时候，无情的水流中也有士绅们心里流淌出来的悲天悯人之意。
汪曾祺在此生活的十九年，特别是经历了那场刻骨铭心的水患，历朝水患中士绅们对民生之艰的喟叹，成为一种隐秘而强大的民间情绪，维系着绅民之间的联系。今天，虽然城乡被“二元”两个字在形式上割裂，但这种相互的安慰与共生依旧生生不息地温暖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溯流而上的话，远到屈原的《离骚》中也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情叹息。在我们这个历来重视农业的国度，关注水土交融基础上的民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而今天我们关注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也自然是此中世代流传的民本思想。这不仅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更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话题。
汪曾祺作为文学家，用深情的笔调写了许多与水有关的文字，以至于他的文字里总是有水意。在《菰蒲深处·自序》中，他讲道：“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而在《水乡杂咏》中他更是直陈：“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
水土在城乡是一个话题，更是一个关乎民生的伟大命题。对于写作者而言，“沾染”了一点联系都会是幸运的。文学里的城乡世界中，水患或者缺水既是灾难，也是力量，更是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