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桥印象 沿北京中轴线，从长安街向南走几公里，是天桥艺术中心。2019年9年2日，我去参加纪念我国著名诗人郭小川百年诞辰活动──《“百年小川”诗歌音乐会》，有幸来到这里。听说旧社会时，这里是下层平民的消闲场，是各类艺人杂耍卖艺、大展绝活的喧嚣之地，非常的热闹。“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这是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对昔日天桥盛景的经典概括。侯宝林、马季等相声大师都曾说起过。如今，这里高楼林立，马路笔直，林荫花丛，车如流梭，已是与早年迥异的另一种繁华景象了。早年的艺人在街头卖艺求生，全凭看客赏赐，没有收费标准;而现在这里虽然仍是“艺术中心”，但演出都在大楼里举行，除了售票，有的场合还有其他门槛，不是谁都能随便进出的。这里值得一提十分难得的是：在有些庄严肃穆意味的“天桥市民广场”的边上，一排矗立着八尊塑像，每座塑像的周围，都被花屏衬托。这几个塑像，既不是英雄，也不是伟人，而是旧社会最底层的卖艺人中的佼佼者。他们依次是：大金牙、曹麻子、穷不怕、王小辫、沈三、程傻子、常傻子、赛活驴。令我叹息的是：虽然被立了像，却连一个正规的名字都没有，全部使用绰号。绰号中，还有三位连姓氏都没有。不是为他们塑像的今人不尊重他们，而是在当年，他们绰号的响亮程度，大大地高出了他们的本来名字。
在每一位塑像的前面，都有一块平卧着的刻石。刻石上的文字简略地介绍了各位先师的情况。 大金牙，本名焦金池，是唱“拉洋片”的。
曹麻子，本名曹德奎，是说滑稽数来宝的，他在表演的时候，头上还要系一根窄带，挂着一个铜球，头动球摇，引人发笑。 穷不怕，本名朱绍文，是相声创始人。他以说单口为主，也会唱。每天开说前，还要用白沙子在地上撒字。侯宝林也会撒字，不知道是不是受他师传或影响? 王小辫，没介绍本名，说他的绝活是耍中幡。三丈有余直径半尺的大竹竿，挂着两串铜铃(为了哗愣哗愣地响)，重达几十斤，耍的时候，扔起来托在手上，顶在肩上、头上、胸前、胸后，最后用牙接住。 沈三，本名沈友三。练气功和摔跤。最拿手的节目是“双风贯耳”和“胸前开石”。“双风贯耳”就是在太阳穴上砸砖;“胸前开石”是将一个碾盘压在胸上，用铁锤击碎碾盘，而人却安然无恙。 程傻子，名字不详，但是一提耍狗熊和顶碗的程傻子，远近驰名。他能头顶十三只花碗，再弯腰折腿地整出几道花样来。演完这个，又敲锣打鼓地耍狗熊。 常傻子，名字不详。他能用手掌劈碎大鹅卵石，还能用手指将石头戳碎。当他表演之后，就兜售他的“百补增力丸”。
赛活驴，本名关德俊。他有个驴型道具，用黑布制成，驴头描绘得很细腻，穿在身上栩栩如生。表演时，在场子中间摆上三层三条腿的板凳搭成的“旱桥”，然后他妻子关金凤化了妆，骑在驴背上走过“旱桥”，并表演各种难度较大的惊险动作。 有了这些文字的介绍，再看那些人物的造型，真的全都神态鲜明突出，表情滑稽可爱。各自身伴挣饭的家什，演着拿手的好戏。 那天举办的是晚会，到达那里的时候天都黑了。我在广场上徜徉的时候，并没有细看，特别是文字，已经看不清了。拍了几张照片，更是效果很差，模模糊糊。但是产生了念想，总想再去一趟。 整整一个月之后，国庆节放假，我儿子有了工夫，我让他陪我去一趟。我们爷俩各骑一辆自行车，连游带逛，一个半小时后才到了那里。这回看细了。 我儿子爱追求具有特色的东西，吃午饭的时候把我领到了“大海碗”餐店，要了两碗炸酱面。因为是老字号，又是“北京特色”，所以很贵。字号肯定老，店里的人还有的特意穿着民国时期的服装呢，能不老吗!特色也有，这个特色就是味道太咸了，害得我回来时多喝了不少水。不过，别听我胡乱褒贬人家，店里的生意还真挺火，座无虚席，进屋想就餐得像进银行似的，需要先抽号，面条来了才能有座。我们站着等待了二十多分钟，面条才上来，座位也就有了。当然，这比马季的相声《多层饭店》里的那碗面条快多了，那碗面条是经过了三天的层层审批才批下来的呢!还没说到煮的时间。哈哈!这回想头没有了，再也不惦念着去了。
二、不废江河万古流——瞻仰三位名人故居 听说中国文坛巨匠郭老、茅盾和老舍的故居离我的住处都不太远，并且他们三家互相距离也不太远，我就把想去瞻仰瞻仰的意思报告给儿子。因为我对北京城内还是很不熟悉的，更主要的是我年岁大了，若单独行动儿子不放心，所以想去哪里，必须由儿子领着。 找了一个星期天，儿子扫码打开了两辆共享自行车，我们兴匆匆地就出发了。儿子朝这种行动叫“骑行”，自我来北京以后也已经“行动”了好多次了。这次我们去的地方虽然占了两个“不太远”，但是要在一天内全走一遍还是看不好的。所以我们前后去了好几次呢。
三位名人的故居已经升级改称纪念馆了(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知道这两个名称有什么区别)，规格以郭老的为最高，茅盾次之，老舍的再次。这也正好与三人的名望、地位相配。进郭老的纪念馆是要购票的，幸好规定七十岁及以上的老人享受免费，所以凭身份证我就可以白进去了，而我儿子就得花二十元钱。茅盾和老舍的纪念馆就省去了这个手续，进门登一下记就行了。
三位名人的展览构成是一样的：都是由已辟为展厅的宅居于此的房屋;房间里的陈设和生活及工作的用品等实物;挂在墙上和摆在橱柜中的展现活动履历、作品成就、社会交往等等方面的图片和书籍;以及庭院风景等几部分组成。另外还有门卫房、卫生间等工作人员以及游客必须的附属设备。
庭院中都有主人的塑像，但茅盾和老舍仅是头像，而郭老的则是全身，并且大小以及材质也是不一样的。庭院的面积和房间的数量差距更大，郭老的能相当于另两人的总和。当然，郭老的纪念馆若与宋庆龄的纪念馆相比，那就逊色多了。宋庆龄是国家名誉主席，最高元首级别;郭老官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也属国家领导人，但不能和国母比肩。 三位名人都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有意思的是，三位的出生排序也恰好是郭老为长兄，老舍为末弟，茅盾在中间。郭老早茅盾四年，茅盾早老舍三年。郭老与茅盾的享年也很近，郭老86岁，茅盾85岁。只可惜老舍屈了，活了67岁，是自杀身亡的。
郭老的履历分为六部分：少年时代1892—1913、创造十年1914—1925、北伐途次1926—1928、流亡十年1928—1937、抗战洪流1937—1945、迎接新中国1945—1949。堪称是辉煌的历程。其实郭老还有最后一部分，是从建国后到他去世前。这一部分也展出了，但是没有排到前面那个序列里，也没有标上标题，标题的位置上只有“1949---1978”的数字。这一部分展出的也是他在文化交流方面的社会活动，但是最令我关注的也是最被人诟病的文革时段，却被巧妙地略掉了。 另两人的履历没有回避文革这个阶段。特别是老舍，他就是死于文革开初的暴乱时期，并且是非正常死亡。他是不堪忍受批斗会上的折磨而投湖自尽的，他的履历就结束在这个点上，你怎么回避?所以，在老舍履历的最后一部“丹柿小院1949.12—1966.8”里有两张图片，一张图片的说明用中英两种文字写明：“1966年8月23日，老舍书桌上的台历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天。”另一张图片是已经不存在了的太平湖旧景，说明上说，这个湖后来因修地铁被填平。
茅盾在文革中的境遇甚至比郭老都好。他只是被抄了家，靠边站了而已，没有遭大罪。而且，在身后由共产党中央为他披戴光环，其荣耀也是他的身份的顶格。当然茅公也是受之无愧的，比如他献出自己的稿费作为文学奖基金，就连我这一辈子都不能与这个好事搭边的人，都对他的这个举动由衷的赞佩!郭老呢，运动刚开始，他就自己抄了自己，把他一生的文字心血都付之一炬。那是多么难心痛心又撕心的选择呀!但是他比老舍明智，他只焚书，却不坑儒，自己说什么也不跳进火坑里。文革十年中，郭老倒是没靠边站，但是他比那靠了边、进了牛棚的人士们还难而又难!
三位都是著作等身的大家，文字之功享誉国内外。但是他们都是我爷爷那个辈分的人，时代的隔阂和我自身条件的限制，使我对他们的大作拜读甚少。实在是羞愧羞愧!他们的书，在我读后留有印象的，有郭老的《李白与杜甫》。因为这部书是评点唐代两位诗界泰斗的，又是出自郭老的大手笔，更主要的是出在文化荒芜的年代，我如饥似渴地并且跟着郭老的观点他说啥我信啥地看了下来。茅盾的《腐蚀》，以一个非正面形象为中心人物，真实细腻地揭示了她的内心世界。这是在广大作家已经形成了以正面人物为中心人物的写作方式并且读者也适应了这种阅读习惯的年代我看到的“另类作品”，看后令我回味不已。这个幸运是因为作者出版此书与我看到此书中间隔了几十年的缘故。其实这两部书都不算是他们的“牌子”作品。老舍，我有一部他的剧作选。作者在序言里写道：“剧本不大好写，所以我要练习练习。”于是，他就把一条又脏又臭的“龙须沟”搬到了舞台上，这得多么难下笔呀，先生不愧是大家!当然，若论老舍最亮的名牌，还应让给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这次瞻仰，在每一位的展厅里都有意外的获知。首先郭老：我不知道他还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一场秘密的武装暴动，竟然还有那么庞大的一个组织，并且身为文人的郭老还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并担任了宣传委员会的主席。我猜测，那个组织可能就是北伐军的班底。茅盾：茅盾出生在江南水乡名城乌镇，书香家庭。但他的经历却多坎坷：他少年丧父，中年丧女，老年丧妻。他的成名当首推他母亲的启蒙和熏陶。他母亲陈爱珠，知书达礼，通晓文史，思想开明，是世代名医家庭的闺秀。老舍：老舍是满族旗人，出生在北京。他出生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他后来幽默地说：“是灶王爷上天，我落了地”。因为第二天是立春，所以父亲给他取名“舒庆春”。
参观结束，当我要写一篇观感的时候，想起了杜甫的两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像我这等“尔曹”，“身名俱灭”是自然的;而我瞻仰过的这三位圣贤，靠自己的成就，成了不废的江河，必然会万古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