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魏源升任高邮知州，这是魏源最高也是最后一个官职。后在任上被削职旋即复职，魏源再也没有赴任。魏源晚年曾寓居高邮两年，增补《海国图志》并作序，其“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现代中国史上颇有声望。可以说，这位湖南邵阳人是在高邮达到了他官运以及思想上的“高光时刻”。在里下河地区，即便是在高邮，对于魏源政声的了解，更多的是关于他带几万民众保堤的事情。兴化人后来将其附祀在范文正的祠堂，人们心心念念的依旧是他以身护田的事迹。可见，水与里下河平原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理好了水政，旱涝保收，大概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终极考核指标”。
二
汪曾祺对家乡水患的直接认识，以及日后走到哪里都惦记高邮水情，大概是以1931年江淮特大水患为记忆中心的。这是时年十岁的汪曾祺印象最深的一次水患，也是里下河平原百年未遇的一次特大灾害。汪曾祺在《我的家乡》中回忆这场他亲历的大水：
……阴历七月，西风大作。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长竹柄，一头用火烤弯如钩状，上悬一个灯笼，轮流值夜巡堤。告警锣声不绝。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一个浪头翻上来，会把东堤石工的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看来堤是保不住了。终于，我记得是七月十三(可能记错)，倒了口子。我们那里把决堤叫做倒口子。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为泽国。
1931年8月26日高邮决堤之后，沪上《申报》9月1日刊登了江苏水灾义赈会题为《救命!救命!!救命!!!》的紧急启事。后来的高邮救灾，主要由上海华洋义赈会主持，主体款项来自一位自称“林隐居士”的匿名善人20万元的捐款。华洋义赈会复堤的倡议者、监管者是美国传教士托马斯·汉斯伯格(中文名何伯葵)，工程的技术人员是隐退的王叔相将军。
对这场大水的救助由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完成，且民间力量远远超过了“当局”，这在赈灾历史上也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汪曾祺对于地方组织的救灾行动，在他的小说《钓鱼的先生》中有所提及，实际上，正是以小说人物王淡人的原型汪菊生为代表的士绅们通力合作，与政府共同完成了这场世纪灾难的营救工作：
……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蹚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执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淡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洋义赈会”发来的面饼……
汪曾祺强调“这件事写进了地方上人送给我祖父的六十寿序里，我记得很清楚。”文章中提及的“华洋义赈会”某种程度上成为这次救灾的重要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以自发自救为缘起的。士绅作为民间力量的主导，在这个危情时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时设在上海的华洋义赈会是一家教会主办的慈善组织，该组织在泰州地区的负责人何伯葵为何会组织来高邮调查灾情并最终提议和组织救灾工作?一方面是当时媒体的集中报道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就连美国航空英雄林德伯格夫妇也驾驶飞机在灾区进行了航拍和灾情调查;而另一方面也是兴化人的努力。兴化在里下河腹地，当地人知道运河大堤不修复，日后灾难还是会降临，所以兴化人赴泰州找到何伯葵，申告灾情，促使他靠着自造的船只到高邮地区调查灾情，并赴上海汇报情况，最终说服华洋义赈会确定拨款赈灾。
然而，修复高邮大堤的费用以及修堤的主要人员仍旧是民众中铁肩担道义的士绅们，这在后来的研究资料中也屡有提及。华洋义赈会收到江北的捐款范围很大，就连当时歌厅的舞女艺人都纷纷解囊相助，而这笔善款的主体部分则是一名未能查到姓名的“隐士”毁家纾难，定向捐助江北修复大堤。近百年后，再看这位隐士写给当时华洋义赈会的信——这是他与这场灾难唯一的一点蛛丝马迹的联系，依旧能够看到士绅们在大难面前的自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