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岁末，京城里终于下了场期盼已久的大雪。大白天，雪花纷纷扬扬，漫山填谷，既满足了公众观赏雪景的欲望，又给“瑞雪兆丰年”之类祝福提供了足够的谈资。行过未名湖边，看着冰面上嬉戏的少男少女，猛然间浮上心头的，竟是艾青的名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明知跟前的欢愉景象，与诗人当年的郁闷与感伤风马牛不相及，可还是念念不忘。就像今人仍在吟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半个多世纪前诗人艾青的感叹——“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依旧撼人心魄。更何况，我眼前的心境，确实也正被“寒冷”所“封锁”。
刚刚接到通知，要我在新年晚会上，代表北大“十佳教师”发言。除了几成套语的“获奖感言”，我更想表达的，是对于过去一年中不幸谢世的诸位师友之依依不舍。明知老成凋谢是自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可一个小小的中文系，一年中，竟先后有六位教授仙逝，着实让人伤感不已。
其实，我与这六位先生，都只是同事的关系，说不上深交或神交，故不敢谬托知己。即便如此，也觉得有责任写点东西，为了那曾经有过的“惊鸿一瞥”——因为交往不多，留在脑海里的，每每是那印象极为深刻的“一瞥”。
林庚先生(1910-2006)燕南园62号的家，我去过多次，或请益学问，或陪客造访;但私心以为，并非入门弟子，以林先生闲云野鹤般的性格，实在不宜过多打扰。作为现代中国有数的著名诗人，林先生治中国文学史，最擅长的，当属古代诗论(如“布衣感”、“少年精神”、“盛唐气象”等);但以诗人的眼光阅读、品鉴小说，也会有出乎想象的精彩表现。有感于林先生的《西游记漫话》不太被学界关注，我越俎代庖，撰书评《童心与诗心》，刊于1998年8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称说：“林著之解说《西游记》，选择了儿童的视角，以‘童话性’作为立说的根基，有学理上的考虑，但更与作者的个人兴致相关联。极度的好奇心、无边的想象力以及对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方式的向往，是童心，也是诗心，更属于保持童心的诗心。”据说先生对这则小文颇为欣赏，故清华大学版《西游记漫话》也将此文作为“导读”。虽然学术兴趣不尽相同，可我极为赞赏林先生的诗与人合一，文与学合一。将一生作为一首诗来苦心经营，希望经得起时人及后人的再三品读，这其实很不容易。
我本科、硕士阶段的学业，是在中山大学完成的;进北大后，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因而，对林焘先生(1921-2006)的学问很茫然。只知道林焘先生重建北大语音实验室，把上世纪20年代刘半农先生的语音实验传统发扬光大，了不起;还有就是他开设的《北京话调查与研究》，是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精品课程之一。我对先生的了解，是在专业以外——丰神俊朗，潇洒飘逸，喜美食，善昆曲，会吹箫。记得历史学家、当年清华外语系学生赵俪生提到，看中文系教授俞平伯在迎新晚会上唱昆剧，“心里总不是个味”(《篱槿堂自叙》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其实，老一辈学者之喜欢京昆，除专业研究外，更包含优雅的生活趣味。我不觉得此举有损教授形象，反而充满了敬意。林先生曾借为李方桂先生《中国音韵学研究》重印本写序，追忆抗战中他如何带上这部大书，加上一套昆曲曲谱和一支笛子，辗转到成都复学：“(李)先生有时兴致好，学习完了就请出师母徐樱，三人一起吹起笛子唱两段昆曲。跟从先生学习的三年，那种温馨和谐的学习气氛一直深深感染着我，使我终生受益无穷。”此等读书场面，今日只能作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文人逸事”来讲述。
对于徐通锵先生(1931-2006)的学问，我同样完全外行。他的主要著作《语言学纲要》、《历史语言学》、《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基础语言学教程》等，我连说好话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在获赠《徐通锵自选集》后，曾装模作样地拜读过若干文章。不过，这种专业上的隔膜，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除了平日见面打招呼，主要是在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上聚首。同是好学者，因学科相差甚远，专业趣味迥异，也都容易出现“傲慢与偏见”。遇到推荐奖励、审查论文、评定职称时，不同教研室之间，自然会有一些争执。这个时候，需要有人超越部门、专业利益，作持平之论。很快地，我就发现，并非行政领导的徐先生，其学术判断——包括对本专业以及外专业——平正通达，完全值得信任。以后，我认定，凡是语言学方面的，我听徐先生的。一直到徐先生退休，我的“盲目跟进”，从没出过纰漏。而且，隐隐中，徐先生似乎也是将我作为理解文学专业判断的“标尺”。我们之间，从没事先商量过，可一开口，基本上都是“同调”。
早就听说，褚斌杰先生(1933-2006)是中文系的才子，少年得志，却历经坎坷;等到我进北大，褚先生已是满腹经纶的“蔼蔼长者”了。因妻子夏晓虹曾修过褚先生的课，80年代初还曾以学术实习的名义，追随其游走江南，故我见褚先生时颇感亲切，全然忘了彼此的辈分。更何况，每回中文系教师新年联欢，他总是百唱不厌山东民歌《拉地瓜》，博得满堂掌声的同时，也拉近了和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的距离。对于褚先生的主业——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我极少涉猎;说得上“认真拜读”的，是北大版《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先生惠赠的那本，被人家借走，弄丢了;我只好赶紧补买一册，放在自家书橱里，以便不时翻阅。我坚信，那是一本好书，能传得下去。我跟褚先生比较确凿的“学术联系”，是几年前主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约请先生编《屈原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那套书“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要求编纂者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参见该丛书“总序”)，褚先生完成得相当出色。记得那段时间，我们都住在西三旗，出门买菜或晚上散步时，时常能碰面。就站在路边，先生侃侃而谈，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我只管点头、抚掌，此情此景，至今难以忘怀。
大概是学科方面的缘故，今年北大中文系去世的六位先生中，汪景寿先生(1933-2006)是知名度最低的。但若进入正日渐红火的曲艺界，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在那个行当里，汪先生可谓“大名鼎鼎”。1980年，汪先生与侯宝林、薛宝琨合撰《曲艺概论》，对于这个学科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汪先生利用他在曲艺界极好的人脉，把诸多著名艺人请到北大课堂上，让学生现场观摩，了解什么叫评书，什么叫相声，什么叫京韵大鼓，什么叫苏州评弹，还有数来宝、二人转、山东快板等。这样精彩的课堂教学，自汪先生退休后，便难以为继了。说起来，我还是中国通俗文学学会的会长，可我接手时，汪先生已经退休，故没有多少请教的机会。不过，同在中文系工作，还是记得了一个段子。新学期开学，汪先生开门见山：兄弟我曾在公安局干过，熟人很多，谁敢在课堂上捣乱，请小心点。学生们先是一愣，后才慢慢回过神来——老师之所以像跑江湖、说单口相声的，就因为这是“民间文学”课。
由于政府的大力表彰，孟二冬先生(1957-2006)的事迹，现正广为传播。我与二冬兄算不上熟悉，但对其学术状态略为了解。在我印象中，这是个安静沉稳、脚踏实地的读书人，不靠天赋才华，而是以勤恳耕耘取胜。这点，读他的《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及《〈登科记考〉补正》，可以看得很清楚。天纵之才毕竟很少，能用心，肯吃苦，沉潜把玩，含英咀华，就是好学者。从一个专科毕业生起步，三进北大，最后做出如此成绩，实在不容易，这需要某种对于学问的痴迷。我欣赏他生病后的乐观与执着，更敬佩他出名后的平实与澹定。不说空话、大话、废话，始终保持书生本色，这点，很让人感动。
徘徊在未名湖边，忆及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写过一则短文，提及“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即将消逝的风景》)。也许，这个感慨，会永远存在下去，而且将日渐加深、加重。
雪仍在下，眼前的景色，变得模糊起来，曾走过未名湖边的诸多师友，正渐行渐远，进入遥不可及的历史深处。忽然间，记起了鲁迅的《野草·雪》：“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