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入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仿佛置身梦中，恍兮惚兮，不知今夕何夕。大学校门真的向我敞开了吗?我在心里反复问着自己，一颗心却早已不知飞到了哪里。
我1973年初高中毕业，那时候大学早已停止招生，工厂也很久不招工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年春天，我在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来到一个叫“五·七知青农场”的地方，开始了“新农民”的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中，我喜欢上了写作。每天晚上当别的知青都上床睡觉了，我在床头上点亮一盏马灯，不是读书就是写作，每天早晨起来，鼻子里都会擤出两根长长的灰条子。我还与别的知青一起，创办了一张油印小报《洪流》，刊登我们创作的诗歌和劳动体会，农场有两块黑板报，也成为我们发表作品的园地。办油印小报和出黑板报都在业余时间进行。
生活尽管艰苦，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梦。开始，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下地干活，这年夏天毛主席给反映知青生活状况的李庆霖复信，并“寄上300元，以聊补无米之炊”。毛主席这封信改变了成千上万知青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从此，知青的文化教育受到农场重视，我们每天早晨可以有一个小时的读书时间。虽然没有教室也没有老师，但当我们重新捧起课本的时候，一种久违的对知识的渴望，重又回到心间，像冬天的炉火、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着我们。我还被我们班的知青推荐为老师，每天为班里的知青讲数学课。我心中的那个梦也像春天的草一样生长蔓延起来。
两年多后我招工来到胜利油田，在钻井队当了一名钻井工人。钻井队驻扎在孤岛——一片荒草甸子上，驻地除了几排简易房，就是一望无际、莽莽苍苍的芦苇丛了，上班是机器隆隆的轰鸣声，下班是风吹芦苇的萧萧声。钻井队分成四个班，每个班8小时，一天24小时轮流倒，我再次过上了除去吃饭睡觉就是上班干活的日子。心中的梦如断了线的风筝，刚刚还在手里拽着，眨眼之间已是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了。1977年传来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国家恢复高考。那时候我刚从钻井队调出来，听到消息后书还没找全，就匆匆进了考场。名义上我是高中毕业，其实刚升入小学五年级学校就停课了，后来停课复课，从小学到中学没正儿八经地读几天书，考试结果可想而知。虽然知道自己考得不好，但心里还是存有一丝侥幸，默默地期盼着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期盼也一天天化为泡影。
上大学的希望彻底破灭，但我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并从未间断过写作，在自己的不断努力下，1981年我调入胜利油田创办的企业报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机会终于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四化”建设亟需更多人才，大学校门纷纷向已经工作的成人敞开大门，为了给全国的企业报培养新闻人才，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面向全国企业报招收了一个干部专修新闻班，报社同意我报考。破灭的梦再一次向我招手，我也又一次看到了希望。临近考试的一个月前，报社给我们几名报考的同志放了假，让我们集中时间复习。那一个月，我足不出户，天天看书看得昏天黑地。我再次走进考场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了。
报社共有3人报考，我是唯一的幸运者。当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里的时候，那一刻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一天我是怎么回的家，又如何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写的信，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了。也许幸福就像一坛老酒，因为我等得时间太长，那个让我期盼已久的梦来得太迟，这坛酒才酿得如此醇厚，如此浓烈，我仅仅品尝了一小口就醉倒了吧。
得到我要去北京读书的消息，年近70高龄的母亲不远千里从老家来到油田为我送行。送行是一方面，那时候儿子只有两岁多，我的突然远行，妻子既要工作又要独自担负起家务的全部担子，母亲放心不下也是其另一原因吧。
我终于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列车载着我对亲人的挂念，载着我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向往一路飞驰。那一年我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