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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有点胡气的地方，写好它并不容易。明代以来，谈北京的著作一直很多，有的已成经典。我历数那些有趣的文字，觉得写得最好的有两类人：一是客居那里的士大夫，二是有过异乡经验的北京人。刘侗、龚自珍、陈师曾都是外地人，他们对北京的描述，传神里透着哲思。老舍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写下了《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叶广芩移居西安后，京味作品才越发醇厚起来。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记得是邓云乡在一本书里写北京的风俗，好像一幅幅画，真的美丽。邓先生常年生活在上海，并不久居京城。于是便得到结论：北京的形象是由那些诸多非北京的因素构成的。
非北京的因素是什么呢?大概是漂流于此或移居此的人的眼光吧。我与邓云乡先生只见过一面，知道他一直出出进进于帝京，感慨自然不同于别人。那是在湖广会馆的一个堂会上，友人祝贺季羡林米寿，许多人聚在一起。那一天上演的是《空城计》，颇为好看。邓云乡特地从上海赶来，并写了旧体诗一首。大家都说这诗好，我便把它拿到晚报刊出来。对邓先生的学问我知之甚少，但他对北京历史与风俗的表述，都很有意思。他人在上海，却对旧京充满感情。久居北京的老人对此不太服气，觉得他对古城的理解有点皮毛。可是就文化沿革的记载而言，邓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北京的人文地理，在他那里是有点色彩和味道的。
邓云乡在北京求过学，对帝都的特色比一般人敏感。倒是久居城里的人，对此不太在意了。他的许多文章，代表了曾在京城居住者的心思，说起来真可以写一部大书。也由于他，我常常注意那些外乡人初入北京的文字，这或许与我是个异客有关。北京这个地方，因为外乡人的涌现才有了它特别的格局。异客笔下的北京总有一点不同的调子的。
多年前看到孙犁的一篇文章，写初到北京时的感受，被电了一般地触动了神经，发现他刚来此地时的心情，仿佛自己也有过。身处异地，举目无亲，要坚持自己的梦里的路，是大不易的。那是三十年代，北京已改叫北平，年轻的孙犁怀着抱负来此，大约也是寻异路的。可是环境毕竟太坏，自己并不适应，便悄然溜回故土，做别一选择了。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从内蒙古流浪到古都，他生前和我谈到那时苦楚的样子，对己身多是嘲笑，而遗憾的感叹也是有的。类似的情况在民国不知道有多少，那个时代一些人走向革命，不是没有原因。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地火要烧出来的。有一年读到梁斌的回忆文章，发现了类似的经历。他在那时候也是到旧京寻梦的人。似乎也遇到问题，碰壁是必然的。梁斌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三二年，母校解散，失学失业了。一九三三年，正是我二十岁那年，流浪到北京，住在二姐家中，还是想入学读书。有人介绍了一个私立中学，我搬去住了几天，那简直不像个中学;教员少，学生也少，是才成立的。有人建议，叫我上郁文大学，混个文凭。考了一下，还真考上了。可是郁文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野鸡大学，共青团员上野鸡大学，觉得很不光彩，混个文凭又有什么用?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上不起。想来想去，还是走我自己的路，到北京图书馆自学，专攻文学。
梁斌的选择在那时候有代表性。失业是大痛苦，现在的青年人也多少感受到这些。所以要留在城里，必须要有靠山，或投亲，或靠友。一无所有者，只能回到故里。勉强留下来的，都挣扎着。偶有幸运者，也是遍体伤痛。现代文学这样的描写，实在是不胜枚举。
那些在北京客居的人，很少去写礼赞北京的文章，虽然喜欢千年的老屋和古树，却也对其莫测的世界有无名的感慨。即便是名校的学生，在幸运里也含着失落的记忆。他们毕业后，一般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教书或做职员、记者之类，都是一种选择。但对旧京的一切，似乎也难以进入，隔膜的地方也是有的。汪曾祺在四十年代来到北平时，颇不习惯。他在午门工作的几个月里，心情是寂寞的，对这个深不可测的宫殿一隅，竟生出悲凉的感觉。待到解放军南下的热潮卷来，也就随军而去，不再与古董们为伍了。
离开北平的愤怒的青年后来写到自己的经历，对胡同里的人生都有着怪怪的感受。高长虹就厌恶京城里的老气与市侩气，他在其间得到的多是失败的记忆。而丁玲则是另一种眼光，好像对上海的感觉更好一些。三十年代的青年，毕业后厌恶为官，以为是没有出息的选择。冯至先生谈那时候的择业理念，是宁可到东北偏僻的地方当老师，也决不苟且在官僚社会里。他从北大毕业后就去了黑龙江教书，自以为是快乐的。那时候的冯至在里尔克的诗情里，绝不眷恋京都的好处，仿佛精神高于一切，虽然自己不掩饰对红楼的怀念。我看他与废名、杨晦的通信与交流，感到了他们的忧郁里的诚恳。那些友人也正在流浪般的寻觅里，快乐地写着自己的诗文。
在诸多青年的诗文里，漂流的感觉是苦而乐的。无论是从外省到帝京，还是从帝京到外乡，中国的读书人在流动着。以台静农为例，忽而厦门，忽而北平，忽而四川，忽而台北。居无定所，精神一直游荡着。我读着他晚年在台北写下的那篇《辽东行》，看到他对唐代远征辽东的士兵的描述，心想，或许是其个人经验所致，其间未尝没有内心的投影。在路上的人，是深味无所归心的烦恼。而那时候的人，是没有家的定所者多。即便是生于斯老于斯的新文人，大多也以欣然的眼光去看那些四海为家的人。而出走，在那时候真的有时髦的一面。
与这个古老的地方隔膜的人，倒是为其留下新的痕迹，成了日后京都的美妙的瞬间记忆。陶醉在古城历史的那些墨客，则因士大夫的自恋，有点遗民的味道，遂不被现代青年关注了。没有被记载的北京，可能更贴近真实，无语的民众更知道世间的凉热。可惜那些气息都流散到时光的空洞里，不易被察觉到。只是漂泊在此的青年，看到了士大夫们不一样的所在。他们的感受似乎穿透了夜里的世界，溅出了丝丝血色，这把沉郁的古都，变得有温度了。
2
漂流在北京的青年是这个城市诗意的一部分。那是从民国初就已经开始了的。
一部分是求学来的，一部分乃经商或谋职于机关者。还有些毕业即失业的艺术求索者。帝京老气横秋，而旧宅与街市也不乏时髦的院所。废园之外，欧风偶可感到，西交民巷与教会大学，还是吸引了诸多学子的。
张中行写老北大的生活时，谈到寄宿于此的各类青年，都很特别。他同班的就多是外地人。毕业失业了，也挤在校外的民房里，留下诸多故事。有做学术梦的，有的是行吟的诗人，印象是潦倒者居多。他自己就因为没有工作，从外地回到古城，在同学的宿舍借住，和朋友们都在惶惑里等着明天。这种没有工作的苦，他晚年叙述起来依然是怅然难去的。
年轻的时候读到韦素园译过的诗，寒气习习，有点恐怖的味道。那样寂寞惨烈的文字，像似从安德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流出来的。他也算是漂在北京的文人，在挣扎里给昏暗的旧京带来诸多可以感念的思想。可怜死得太早，惜乎不得展示才华，流星般地沉落了。关于他的身世我一直好奇。这个短命的青年有着一般人少有的迷人的气质。韦素园是安徽人，1921年曾去俄国，不久回到北京。他在北京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与弟弟韦丛芜一起在北京求学。他们的生活，主要由其兄资助。1924年，长兄突然逝世，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按哥哥的遗嘱，希望兄弟两人结束在北京的漂流，回到老家过日子。然而韦素园、韦丛芜坚持在北京苦读，以微薄的资金，维持着他们的生活。
在最清贫的时候，他们结识了鲁迅。而且很快组织了文学社团——未名社。那时候他们沉浸在翻译的快感里，许多有分量的作品得以出版发行。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在这个平台上做了许多趣事。在北京荒凉的地方，那些文字像一豆烛光，在无边的黑暗里闪烁着。
不善言语的韦素园，在译介上用力很勤。他自己写的文字不多，但所译果戈理、契诃夫、柯罗连科、梭罗古勃、屠格涅夫、安德列夫等作品，都很传神。那些作品的特点都有些苦楚，气息是冰冷的，而背后却有一丝丝热流涌动着。他那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连自己的气息都有类似的味道。以致鲁迅对他都有些喜欢，觉得是未名社里最真的人。
译介的出版给他们带来了一点收入，彼此也可以在京城站住脚了。但不久就是不幸的事情出来，韦素园患重度肺结核住院，几乎无法工作。我读到他在西山养病时给李霁野的信件，内容十分的沉重。比如劝大家节俭，注意身体。也担心这些漂在城里的青年因经济问题而无法生存。他在西山养病时的文字极为肃杀，有着俄国诗人的灰暗与忧伤。我看了他和友人那时候的文字，快活的不多，差不多都染上了类似的伤感。为什么如此，或许与经历有关?总之，他们的清冷的文章是有末世的哀凉的。
未名社聚集着一些有信仰的人。他们漂在北京，各有不同的原因。李霁野是文学青年，韦素园有着翻译家的梦，台静农大概要成为作家吧。唯有李何林不同，是因为参加暴动失败而流浪到这里，有政治避难的一面。他们知道北京不是自已的家，可是它的开阔和混杂，能够接受异样的东西，人不分南北，心不管东西，都可以存在。
但韦素园并不乐观。当李霁野慢慢和周作人靠拢，台静农的士大夫气出现的时候，韦素园却依然在梭罗古勃的世界里。在致李霁野的信里，内心是极为苦楚的：
我的病不是我个人的亏损，却是新生活的小团体的全部的损害，没有鲁迅先生和你们的努力，团体固然破灭，即我个人二十余年的生命，大概也要作一个短短的终结。现在还好，我们都还依然存在着，不过刊物改了一个名。但改名之后，据说要减少八面，每面再多加两行，实际是和以前数字差不多，不过薄些。但是我想，总算薄了，像人家那样开本加厚，大吹大擂，我们这真够冷静得多了。有什么办法呢，丛芜也在病着。
我自得病以来，你们是知道的，精神改变得多了。我卧病在法国医院的时候，每日话不准说，身不准动，两眼只是闭着，医生叫我静静地睡养，但我脑子却停止不了作用。那第一个突然印在我脑子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脸;但这只是苦脸，并不颓丧，而且还满露着坚毅慈爱的神情，我直到此刻尚未忘却。我那时曾托霁野转请俄女士里丁尼古拉耶夫娜为我雕塑一个陀氏的铜像，她居然应允了，我真衷心铭谢。
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所要向你们说的，乃是我觉得将来你们还存在的人，生活一定是日趋于苦。现在社会紊乱到这样，目前整理是很无希望的了，未来必经过大破坏，再谋恢复。但在此过程中，痛苦和牺牲是难免的，为着这，我觉得你们将来生活也多半不幸。在此无望中，老友们，我希望你们努力，同时也希望你们结成更高深的友谊，以取得生活的温暖。”
我最初读韦素园的信，恰是他当年那个年龄。好像说出了自己的某些感受。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受。他所翻译的诗文都很美，是忧郁里的美。记得他在描述北京城时，灰蒙蒙的感觉，没有一点生气。他甚至说像勃洛克笔下的俄国的城，希望地火烧毁这个古城。文字也抱怨北京，却希望新的北京的出现。那个北京属于自己，是新生命的摇篮。那摇篮是什么样的呢?他未必说得清楚。自己去了，却不属于曾有的世界，临终的苦态，我们是忘不了的。
3
鹤见佑辅在《思想·山水·人物》里写到对北京的感受。这个日本人在从东北赶到北京时，从远远的地方看着这座神秘的城，遂叹道：大而深，似乎有无数的掩埋。这句话对我一直是个深切的印象，好像里面有许多难言的秘密在。因为那其中有历史的感怀和别的什么吧。
北京的大，的确可以藏龙卧虎。政客、商人、学者都在此混日，并不显得拥挤。而且是各行其道，得天乐而存活。漂在这里的人，各有梦想。惟新式青年居多。自然，有的怀抱文学之梦，有的逃难于此，心境大不相同的。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旧时椿树馆所在地，如今依然是晋人的会所。有时走在那会所旁，总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高长虹。他在北京时，就住在这里，一时红红火火。高长虹因办“狂飙社”而闻名。受到鲁迅的鼓励，遂有了来京发展的渴望。他率性，激烈，也有文采。模仿着鲁迅写那些诗意的短文和呐喊的篇什。他的来北京，给鲁迅以不小的刺激，最初是欣赏这位血性的青年的。在鲁迅看来，中国要有希望，是应有这类反叛的学子在的。
与老气的北京比，狂飙社的几个诗人，是一股强烈的风。他们的文字在摧毁着士大夫的营垒，也一面闪着尼采的光芒。我读到他的文章，遒劲、奔放，是无边的游荡。他们似乎不喜欢这个古老的东方，全不把旧式的存在放在眼里。但他们一些人后来过于坚硬，与环境竟无妥协的地方，遂遭挫折，于是不久就解体了。
那时候北京的文学社团很多，出现得快，也解散得快。激烈的青年们不喜欢象牙塔里的东西。他们厌恶士大夫的时文，写异文，寻歧路，也把新文学的影响扩大了。
高长虹一辈子没有摆脱流浪的苦命。从北京到巴黎，从香港到延安，后不得志地彳亍于东北的冰天雪地，竟客死他乡，真有点尼采的样子。不愿意随波逐流，高扬着个性，和鲁迅、毛泽东都闹翻，真真成了孤独者。在庸常与毁灭间，选择的也只有后者。当漂泊而无所归属的时候，生命是无色的。在而不属于世界，谁能承担得了呢?
和高长虹这样的诗人比，李何林的北京之旅是另一个色调。他的左翼心态不亚于高长虹，但却显得安宁。记得李何林先生生前讲到他逃难到北京时的语气：1928年，因参加霍秋暴动失败，只好外逃。到哪里去呢?他想起了在北京的李霁野、韦素园等，于是投奔京城。那时候的未名社经济紧张，韦素园在生病，台静农等还被捕过，但李霁野还是接纳了他，在此度过了平安的日子。
在北京流落的人形形色色，形成了各种文化小团体。许多外省人进入古城，老北京多了异样的声音。但外来的人口，很快淹没在胡同与街市之间。在夹缝中还能存在下来是要有智慧和本领的。李何林后来回忆道：
未名社避难，不但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素园患肺结核住西山病院，静农做点小事，李、韦都是在校学生，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他们当时担当的政治风险也很大的。霁野、丛芜在我到北平前两个月，因出版一本禁书被北洋军阀逮捕坐牢刚刚释放出来，又隐藏一个暴动后被通缉的共产党，实在是冒着不小的风险。但他们毫不迟疑地让我住下去，素园在病床上还为我的生计操心。
漂在北京，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和事业。李何林那时候面临着生活的调整。他知道不再可能回到战场上，选择的是编书工作。他极为细心，也颇为认真。在景山东街一个旧房前，挂起了“未名社出版部”的牌子，把鲁迅等人的译作与新出版的作品推向社会，一时得到一些收入。但时间一久，便感到如此生存不易，在常惠的帮助下到了北平图书馆。可是还是不如意者多多，要不是顾随的帮助到天津找到了一个教职，其运之苦也可想象出来的。
李何林后来的命运一直多舛。因为上课时总不自觉流露出左翼的倾向，便一再被校方驱逐。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更迭之频，实属罕见。他走了许多地方，像只飞鸟，没有固定的巢穴。他的友人王冶秋、王青士都是这样。或走到烽火里，或死于厄运，真的坎坷不已。民国的文人们习惯于放逐，被放逐与自我放逐，是寻路者的苦命。类似的人物，我们一时是举不完的。
4
京城里的外来女性的漂流，也是一番风景。
知识女性在那时候来到北京，都非弱者。但留下感伤的人多多，那在文学史里的记载为数不少。五四后，女性可以到大学读书，于是一批有才华的女子来到古都。女子师大、北大、燕京大学等，都开始接受女性。不过，不是所有的女子都可以得到求学的机会。萧红、丁玲都来到这里，结果失望而归，留下的是挫折的记忆。丁玲当年在北京的生活很是可怜。她靠着家里的资助，勉强混着。那时候她投考美术学校未果，只好四处求助，一会儿想到国外，一会儿要做公司秘书，但都因经济与机缘的关系空手而归。她在自述里不隐瞒拮据之苦，生存在那时候成了问题。于是写信向鲁迅求救。鲁迅并没有回信，据说是听到荆有麟的挑拨，误以为是无聊之人，便把那信置之一边。与自己心慕的人擦肩而过，使其有一种破灭的悲哀。她对北京失望起来，甚至怨恨着这样的生活。丁玲写自己在北京的生活都很凄惨。要不是胡也频的出现，其境之苦是可想而知的。有人因此说，救人于苦海者，唯有爱情，她和胡也频的故事真的可书可叹，不知学者们对此是如何解释的。其实爱情也离不开凡俗，他们还不时到当铺里当东西，为生计发愁。每每购置物品都盘算再三，实在不敢潇洒。靠着家里一点赞助在外生活，自己又没有通天的本领，收获的只能是困苦。她在独处时不乏忧戚的面色，常常自问自己：难道就这样漂泊下去么?
我常常想那时候的革命，虽然有哲学的理由，其实与人们生存不下去大有关系。德国的顾彬先生说，忧郁症者大概选择了革命的路的很多，也许是对的。当社会无法提供那些生存的机会时，左翼的存在也许是必然的。革命有时来自漂泊者的冲动。不知有人统计过没有，凡参与左翼文化者，有多少来自富豪之家，多少是都市的漂泊者，那数字背后一定有文章在的。知识阶级的漂泊与游民的力量一旦结合起来，是巨大的力量。而这些，我们过去不太去说。北京的流浪者与现代文学和革命的关系，说起来也大可深究的。
和丁玲不同的另一些青年，也非牧歌的生活。我注意到北京高校里的女性，向来也是有叛逆性格的。许广平、陆晶清、苏雪林都有胆气，文章也各有特点。自然，其间也有孱弱感伤者流，比如石评梅就是。石评梅从山西过来，很快露出写作的才华。在外人看来有浪漫的情调，风范是美的，但你看她的文字，却留下了痛楚的记忆。石评梅在京读书，写作，可是日子却颇为孤寂。其文风里的无奈与大的悲凉，是丁玲那样的作家也写不出来的。
我在年轻时读过石评梅的许多文章，很震惊于她对京城的描述。好像受到鲁迅的影响，显得异常肃杀。她用“灰城”、“死城”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个古老的都市，对街市与人间之情是怨怼的时候居多。石评梅自称自己是这个古城的漂泊者，一直没有家的感觉。天地之间，已无法逃逸，大家陷在死境里，有什么光热在里么?她在《花神殿的一野》中写道：
回想这几年漂泊生涯，懊恼心情，永远在我生命史上深映着。谁能料到呢!我依然奔走在长安道上，在这红尘人寰，金迷纸醉的繁华场所，扮演着我心认为最难受最悲惨的滑稽趣剧……
我偶然来到这里的，我偶然而去;可笑的是飘零身世，又遇着变幻莫测的时局，倏忽转换的人事;行装甫卸，又须结束;伴我流浪半生这几本破书残简，也许有怨意罢!对于这不安定的生活。
石评梅的感伤，固然因为和高君宇爱情的悲剧，思爱过重所致，但京城压抑的氛围，和社会风景的漠然，也是导致其早早离世的原因吧。知识女性写北京，凄婉的故事里是生命的绝唱。北京的贵族与世俗之风下的人生，乃无边的苦海。那些民国间的文字透出的气息，实在是让人们气闷不已。
在读那些陈旧的文字时，我也常常想，像许广平这个青年女子，如果不是爱上鲁迅，会如何选择路径呢?她的漂泊之苦，很快得以终结，来到大树之下，命运就完全变了。而石评梅则只能死亡。她不及冰心与陈衡哲的运气，难以躲到象牙塔里存活。和她相似的还有萧红，那客死香港的惨象，比起她天才的文本，更让我们这些读者感伤不已。
一部现代女性写作史，是泪流成的。不像当代的女子那么潇洒。民国的女子也许只有张爱玲出离了单线条的感伤，她即使独居纽约，也能冷冷地看着他人，冷冷地看着自己。忧戚之色早被自嘲与戏谑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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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之间，大不相同。久居京城的人，一旦离开这里，有时连命运也变了。自然，好坏都有。老舍因为久别京城，才成了作家，而另一些人则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民国北京青年的生活，可谓五花八门。有一段时间我梳理周作人的材料，对他的学生沈启无发生了兴趣。这个人在进出古城之间，留下了诸多故事，似乎代表了混在江湖的另一类人物。沈启无1902年生于江苏淮阴，祖籍浙江吴兴。后来在燕京大学读书。那时候恰好周作人在此任教，一时成为周氏的崇仰者，但他毕业后没有留在旧都，到南开中学去了。后来还是靠关系，回到燕京大学。这个选择与周作人大有关系，所谓周氏有四大弟子，也是那时候传出来的。一个外乡人，在这个地方因为老师的缘故而得以立足，应当说能看出中国式生存的隐秘。
00周作人的弟子多多，亦步亦趋地模仿老师的思想与文笔，也仅此一人。汪曾祺有一次和我谈到沈启无，很不以为然，那原因是吃老师的剩饭，没有出息，文章是无生命力的。沈启无的学术基本从周氏那里来，也学到一点鲁迅的小说史观，别无创建。他的小品文在韵律上暗袭周作人，连句式都是一样的。
沈启无后来在北平颇有些名气，办报、成立文学组织，活跃得很。日伪时期几乎成了古都最红的文人。周作人走在前，他紧随在后，并高举着老师的旗帜。可是后来因为周作人疑其搞鬼，将其逐出师门，遂在学界无法混日，失业了。他在“文革”交待的资料里说：1944年4月间，周作人公开发出《破门声明》，免去我在文学院的职务，一时陷于失业，靠变卖东西生活。由于周作人的封锁，我在北京无法立足，当时武田熙要拉我到武德报做事，被我拒绝。以后我便离开北京，到南京谋生，胡兰成约我帮他编《苦竹》杂志。
从北平漂到南京，沈启无不无孤独之感。胡兰成开始对他是赏识的，后来却也有微词。张爱玲对这个周作人弟子亦印象深深。《小团圆》里影射到胡兰成与沈启无的关系，印证了胡兰成对这个新结识的文人的看法。我读到沈启无初到南京时的文字，觉得默然地有点孤寂，文章不像得意时的样子。显示了他良好的才华。人只有在抛到孤苦之境，大约才能直面苍天，心绪里的东西是静谧的。
南方的气候潮湿，四季不及北地爽快。秋天是沉闷的，他似乎并不喜欢。在新的城市里只有不适，一切均不及北方爽朗与快意。他便想起京都的风来：
十月的天气
南来的秋空
苍苍茫茫的
黄河的古道无水
我的眼睛遂有风沙的饥渴
这是他《南来随笔》引的诗，内心的不安还是浓烈的。置身于陌生的世界，他忽地有无所适从的感受。人在中年还在漂泊，总是可叹的事情。然而世道无测，也只能如此。
谈京派文人，沈启无算不上重要人物。他在帝京写的文章都不能算好。但到了南京，文章似乎有所放开，甩掉了周作人的某些影子，于是自得天际，遂出佳句，那与精神的震动不无关系。比如因为胡兰成而结识了张爱玲，对待这位女性的作品，见识是独有的，文字亦好。他说：“张爱玲的文章，我读过的没有几篇，北京的书坛上还没有《传奇》卖，这次到南京同兰成去建国书店买了一本再版的《传奇》，里面小说一时还没有工夫读，仅仅把再版的话读了，接着我读她在《苦竹》月刊上的《谈音乐》，使我又联想起她谈画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她的异彩，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练出来的。她不是六朝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六朝也是一个大而破的时代，六朝的人生是悲哀的，然而对六朝人的描写，落于平面，把人生和文章分开，没打成一片，生活的姿态，即使描成种种形形色色的图案，生命还是得不到解放。因为没有升华的作用，虚空的美，不透过感情，终归要疲倦的，所以只能沉入枯寂。枯寂的人生，世界是窄小的，他只能造成自己的格律，用自己的理性筑成藩篱，自己不愿意冲破，也不愿意被人家冲破，没有智慧的灵光，只有严肃的知识是可怕的，人生到此，是要僵化了的，要僵化了的，不是平静而是死灭。”
我疑心作者也是借着别人在讲述自己。先前的为知识而知识，与生活的隔膜，至少使自己失去了什么的。张爱玲没有京派文人的静谧，虽然是彻骨的冷意，也卷着市井里的风，是我们活的人生的一部分。沈启无意识到了活的人生的不可确定性。过去讲六朝，不过象牙塔里的吟哦，哪有什么鲜活的血的流动?而现在，他忽地明白了张爱玲、鲁迅文章的意义。只有在漂泊无根的时候，心才通往上苍，听到天籁。失去导师的人，回到了自己。这也是他南行的收获。
晚年的沈启无，靠关系回到了北京，内心暗喜。他被安排在大学教书，生活宁静多了。教书中对鲁迅颇多心得。他校注的《中国小说史略》，用力颇勤，很可一阅。那时候他闭口不谈周作人，对鲁迅倒有诸多感受。鲁迅被周作人逼走，自己也是这样。只是情形不同而已。倒是周作人一生，喜欢宁静，绝不游走。除了入狱几年，一直在苦雨斋里存活。我曾想，他的文字好，固然与安宁的选择有关。但其文字缺乏变化，也与没有逃逸与流浪的体验有关?这个想法，有点可笑。但从人生的巨变与生活的游弋里考察作品的内蕴，也实在是不能放过的视角。可惜这样的文章，我们看得还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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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沈启无引起的话题，读他的遗墨，忽想起废名先生。
好像是在一本诗集里，沈启无写到了对废名的怀念。那时候正是抗战的时期，周作人在北京苦住，沈启无热衷于办刊与社会活动，但他们突然觉得身边少了可爱的人物废名，彼此都有点怅然。
北大南迁的时候，废名没有被安排在名单里。恰好母亲病故，他便匆匆赶回老家湖北乡下。但他一去就是多年，似乎很安于这次的回迁。在周作人、沈启无看来，废名本不该走，留下来也许并不坏吧。不喜欢出离，是京派的许多人的心理。但那时候常态的人还是一走了之。人在只剩有被奴役的路时，还有什么安于固定的选择么?漂泊是重生的可能。老舍、巴金都选择了到异地去抗日的路。废名则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黄梅。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水光漫漫，山有秀色。其中四祖寺与五祖寺就在其间，佛气缕缕中藏着无量的神奇。有一年我去黄梅，特地与友人去寻找废名的旧居。那一天的天气很好，我们乘船涉水，河泊阔大而有趣。后登一青山，山多古迹，前人石刻偶能见到。印象深的是这里的名字，苦竹镇、古角山，都带诗味。于是恍然悟出，废名的文好，乃天地所染，非做作之笔。废名教书的地方给我的印象很深，那里幽闭清静，竹林茅舍如画般安宁。在一个山坳边，昔日的小学校还保留着。那是一座孤独的老房，很坚实，上下两层。孩子们上课在一层，二层是废名休息的地方。房子高大，四周是天地与树木，真的是远离城镇的清静之所。据说日本人曾炸了学校，这是他后来选择的地方。有点隐蔽，不那么引人注意。他在这里教书，很认真，与世是隔绝的。而那本著名的《阿赖耶识论》就是那时候写出来的。
废名是周作人最欣赏的学生。沈启无对其也喜欢得很。但我总觉得他是和周作人周围的人有隔膜的地方。那就是有真的山林野趣。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写山水，都是书本里的影像，或者说是士大夫情调里的东西。废名却是仙气与佛性的流盼，且有野店的泥土气，加之五祖寺的禅风。他内在的气息绕着周身，有生命的盘诘。废名多年就住在五祖寺，与红尘真的是远的。周作人、沈启无称自己在北平是苦住，其实是染有杂色的，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倒是远离都市的废名保持了清洁的精神。他在山林间隐住，不以俗世之乐为乐，连旧京里的友人对此都不可思议。在那样的时代，以这样的方式来选择对抗，独自对着山林与孩子，无疑的是苦涩里的诗意。
日本战败后，废名被北大教授朱光潜等人力荐，得以返回红楼。他在北去的途中，还专门去南京的老虎桥监狱看过周作人。那一天他的心情想来一定复杂，或许为老师的苦住京都而遗憾。但他自己未能陷于泥潭，总是幸运的。废名不相信自己的老师那样坏，心里照旧感念着他。所以后来周氏返京后，他依然对老师照顾多多。据说过年的时候，他曾送周家一车煤炭，以解冬日之难。自然还有亲近的交往，似乎先前的一切都未发生过一般。这引来意外的变故，待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竟从北大分出，发配到东北的一所学校去了。
那时候的他已经人近老年，此次漂泊，真的意外。长春的冬很冷，饮食单调，并无浓厚的学术气息。在四面空旷的校园，一定有诸多困难。他喜欢北京，怀念那里的学术氛围。然而命非己定，漂流是自然的了。不久就是视网膜脱落，只好返京医治。北京已经无家，他借住在亲戚那里。这时候他感到了自己的无用，被抛弃了一般，内心是无奈的。人至暮年，精神郁闷，是生之大苦。他的文章越来越少，已经没有先前的幽玄迥远了。生活状态也在改变人。最终也没有躲过受辱的命运。
废名几乎和周作人同时去世，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北京。都寂寞地辞世，没有几个人知道。天地匆匆，人也匆匆。看那些旧事，我总有难言的感慨。在过往的岁月里，他们的以不变应万变，及变中的不变，都隐含着生之无奈。在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推崇他们的文字，可是现在我们想想历史，在文字上给人惊喜的往往是这样的人物。但他们是寂寞的，也缘于此，心就可能贴到泥土，听到了上苍的声音。于是学会了无声的表达，或是无法表达的表达。
从韦素园到废名，时空差异是大的，人的审美亦毫不相同。但他们生前的孤寂和惨烈的影，我们这些后人能体会多少呢?在传统里，有的人一直在走，四处漂动着，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有的一生原地不动，却参禅悟道者多多。可惜这两者在民国都不易做到。我记得李叔同从浙江到闽南的路上，见兵匪之乱与生民之乱，颇为痛苦，在那次漂泊中，影响了他对尘世的印象，内心经历着罕有的波动。民国是大动荡的时期，殊乏静气。文人在变故里进进退退，遭难者为多，遂有了多样的人生。那时候人们喜谈六朝之文，不是无缘故的咏叹，实在机遇如此，凄风苦雨里，面对的只能是狭窄的空间。空所依傍，时无居所，在无路的野地，他们蹒跚地走着。我每每读到这些人的文字，觉出隐隐的痛，而这些，是精神史里的隐秘，要弄清它的幽幽之路，也并不容易。人生不过一种漂泊，谁也难测自己的终点。也由于此，诱惑着一代代人在没有路的地方艰难地走着。死于路上，总比老于寓所要悲慨、壮烈。古之人如此，今人亦复如是。那与人类的天性有关还是无关呢，就不太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