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天，我在济南南郊仲北小学校园里亲手种下了一棵白杨树，树就种在我们小学一年级教室窗子外面。刚栽上树的那段时间，需要每天浇水，我每天放学后都忘不了拖起比我还高的铁锹来，将那棵树的根部周围有些发硬的土层吃力地刨开，让土在树的根部外围形成一个圆圈，接着我要朝着凹下去的那个坑里倒进一桶水去。我站在那里看着水慢慢地渗透进土里了，然后再用铁锹将这刨开来的土层掩埋到树的根部，用铁锹背面把土拍结实了。这些活计对于一个刚上学的儿童来说，确实超重了，但我乐此不疲。刚栽下的小树苗纤细瘦小，其实只是一根木头棍棒而已，但它竟慢慢地长出叶子来了，还在不断地长高。
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你长大了干什么，我就说：开拖拉机。我这个想法是受了我们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封面的启发，上面一个无比神气的女拖拉机手正在田野上奔驰着。其实我一生下来，父母就开始为我的前途担忧了，害怕我长大后不得不作为知青去上山下乡，所以他们憧憬着让我将来去市里的公交车上当售票员，同时又觉得是在异想天开，这么好的工作怎么能轮到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可是有一天，他们忽然改变了主意，认真地对我说：记住，长大了要上大学!那时候从很远的地方坐火车来了一个大哥哥，在我家吃住，每天跟着我爸爸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他洗衣裳从不打肥皂也不用洗衣粉，在水池子里冲一下就晾上，我们那个大院里的人都笑话他，他后来真的考上大学了，去了更远的地方。我家有个小黑板天天挂在墙上，有一天写上了山东省1977年高考作文题目《难忘的一天》，我爸爸让我想想应该怎么写，我竟然非常有政治头脑非常老谋深算地说：就写毛主席逝世那天吧。我的回答让大人感到惊讶：你怎么知道这样写?几乎全省考生都是这样写的!我爸爸想报考研究生，做梦都能梦到数学题的解法，我妈妈狠狠跟他吵了一架，以三个孩子都还小，尤其是我弟弟刚出生为由打消了他的念头，后来我妈跟我解释，不让我爸考研究生，其实是怕他当陈世美。我的理想就这样随着祖国形势发生着变化。后来，我爸爸把《光明日报》拿回家，把上面连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念给我听，我的理想就更加具体化了，我想长大了当数学家，陈景润把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到了1+2，我要接着往下干，证明到最后一步1+1。
那时候我总穿方格子衣裳，上衣、裤子、裙子都是方格布料的，甚至书包、帽子和布鞋上的图案也是方格子的，我妈偏爱方格子，就用方格子来打扮我。我还用田字格作业本写生字，在地上画了方格玩跳房子的游戏，世界对我来说就是由方格子组成的。为了祝贺我上学了，我姥爷给我买了一双黑皮鞋，是那种方口的，系带的，前面像个牛鼻子样式的。这双皮鞋影响了我一生的对于鞋子的审美观，直到现在我买皮鞋几乎还是只偏执地认可这一类方口系带的样式。在那个城乡交界处，班里大部分孩子都是农村户口的，非农业户口的孩子是小部分的，包括驻军、医院、学校、公安等部门职工的孩子，这一小部分孩子在当时有一个匪夷所思的称呼：“机关上的”。我穿皮鞋上学的第一天，放学回家路上，走到张家胡同时，就被同班同学围攻着打了一顿，他们还编了“小皮嘎，哒哒哒”的顺口溜来嘲笑我，他们把小皮鞋叫成小皮嘎。我气得回家就把皮鞋脱掉了，发誓不再穿，夏天时不少农村小孩光着脚丫去学校，在我看来很时髦，于是我出了家门就把凉鞋脱下来，拎在手里，光着脚丫走路。我走到学校门口了，面对学校大门，不是抬腿迈进去，而是绕开那敞着的校门，重新选择两种我自己的进入校园的方式：一是绕到学校后面的玉米地里钻墙洞进去;二是紧挨着校门，从旁边爬墙进去，就这样我把上学之路弄得很曲折，有点惊险，我自己则像个女游击队员。
班主任老师黄冬菊除了体育课音乐课不给我们上，其余课全都她一个人上。她在课后念神童宁珀和谢彦波的天才故事给我们听，我感到自卑，人家像我这么大时，可不是光想着爬墙头钻地洞和给树浇水，那时知道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太了不起了，要当陈景润，就得往那里考。音乐老师叫扈春花，长得很漂亮，她一边踩着风琴一边教我们唱“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很崇拜她，唱歌唱得特别卖力。有一次唱《路边有颗螺丝帽》时，我唱得过于卖力，以至于唱到“弟弟上学看见了”时，把那最末那个“了”字拖长腔拖得很长，也许拖过了头，在全班同学歌声停顿的空隙里，突然出现了我那还没有结束的长腔，引得大家哄笑，没想到扈春花老师严肃地批评大家：你们笑什么笑，全班只有她一个人唱对了，这个字的尾音你们拖的节拍都不够。我多么崇拜扈春花老师啊，连她的的确良衬衣一起崇拜着。每次上音乐课之前我都抢着到办公室里去抬风琴，四五个小孩一人抬一个角，抬着庞大的风琴像抬着一只棺木，缓缓地歪歪扭扭地向前走。可是，我的崇拜在某一天里大打折扣以至消失。有一天课间刚刚结束，已经打过上课铃了，我才忽然想起，我光忙着跳橡皮筋了，该去上厕所却一直憋着还没来得及去，于是冲向厕所。女厕所里面用一堵半截墙隔成了两部分，外面是学生用的茅坑，这边空间很大，老师用的茅坑躲在墙那边，像个私密的小耳房，以示师道尊严。现在厕所里一个人也没有，连臭味都静悄悄的，我对墙那边充满好奇，于是决定偷偷地用老师的茅坑来上一次厕所，感受一下到底与这边的学生茅坑有何不同。我把脚步放慢放轻，充满尊敬地走了进去，天，扈老师在那里，她朝着我点头微笑，可是我笑不出来，从我站立的角度，恰好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敬爱的扈老师正在拉屎!我什么招呼也没打，赶紧把头缩了回去，忘了我来厕所里是做什么的，又憋着尿一溜烟跑了出去，我跑回教室，大家已经开始上课了，我喊了“报告——”，一屁股栽到了座位上，我悄悄对同位说：“扈老师还拉屎呢，我亲眼看见的。”从那天起，我对扈老师的崇拜就没有了。
种下那棵白杨树之后，我竟有了植物瘾。我家住的是大院里的平房，我把当女陈景润的雄心大志忘记了，每天一放学就在家种花植草，我在捡来的破瓦盆和旧铁皮罐里种了天竺葵、玻璃海棠、还有太阳花，容器是小小的，植物也是小小的，但全都长势良好，有的还开了花。可是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它们全都不见了，我疯了一样大喊大叫，我的花呢?我的花呢?我爸爸说，你这是小资情调，不务正业，玩物丧志，我都给你扔到垃圾箱里去了。我愤怒得眼里喷火，垃圾箱在大院门口，我呼呼呼地跑出去，看到它们真的被扔在那里了，我把我的小盆小罐都捡了回来，除了个别地方掉了叶子，花花草草们都还算好，我把它们又放回原处。我爸爸发了火，他说，你总是跟我对着干，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我让你打狗你却撵鸡。后来他又把我的花扔到垃圾里去了，我再捡回来，直到气得他把那些盆盆罐罐全砸个稀巴烂为止。我爸每次对我训话，都会使我学会很多新的词汇、成语和歇后语。在学校语文课上我学会了用比喻，家庭作业是造句，其中有“像……一样……”。我放学回来，走进大院，看见了同住一院的张红心的爸爸，据说他是个领导，他吃得很好，所以很胖，肚子不小，我无比真诚地对他说：“你胖得像一头猪一样。”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当场反击道：“你瘦得像个黄瓜纽纽一样。”我觉得他的比喻用得比我的更新颖一些，心里很佩服他。结果是这个男人向我爸妈告了状，我挨了一顿打。
校园里芙蓉花开的时候，我被高高的树上那一团团朦朦胧胧的粉色绒球花给迷住了，某个课间，我仰望着绒花发了一会儿呆，盘算着怎么爬到树上去，但树太高，肯定不行，于是我就抓起地上的一块半大砖头，朝着树上的绒花扔去，我希望砖头能把花儿砸下几朵来。砖头扔出去之后，在空中画出抛物线轨迹，抛物线的最高点并没有够到树上的绒球花，另一端的最低点却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同班同学张大明的脑袋上。隔了一会儿，被砖头击中打懵的张大明才发出哭声来，我看见那只脑袋上鲜血直流，我闯下大祸了。万幸的是，张大明还活着，我妈带着钱拎着鸡蛋去医院拼命地向张大明的家长赔不是，我让父母丢尽了脸，当然又赚了一顿狠揍。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有损我名誉的事件。一天下午老师不在教室里，大家在上自习。忽然有个叫宫士政的小胖孩出于恶作剧跑到了讲台上，做出各种各样的鬼脸，逗大家笑，最后，他可能觉得光扮鬼脸不过瘾，于是干脆把裤子脱了下来，露出了他的小鸡鸡。女生们都装作没看见，却赶紧臊得把头低了下去，有的脑袋都快碰到桌面了，有的恨不得把头夹到两腿中间去，胆子大些的就像受了欺负一样小声地骂着，而男生们起哄鼓掌，乐不可支，于是宫士政更加威风地在讲台上巡回展览他所拥有的那个像小宝葫芦一样的身体器官。其实女生里有一个人没有把头低下去，自始至终盯着讲台上看，充满好奇地看，专注地看，并且还跟着男生们一起拍了巴掌，那个女生就是我。忽然我感觉不对劲，大家都不往讲台上看了，男生女生全都把目光转向了我，我成了大家起哄的对象，我听见大家说“她流氓”，直到说得我惭愧地低下头去。我不懂，为什么没有人说那个跑到讲台上当众脱裤子的小胖男孩是流氓，我这个并非主动的观看者反而成了流氓。就这样，我在大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了一次“生活作风问题”。
我在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末由老师指定当过一次三好学生，这是我在漫长的学生时代或许还会是在整个一生当中所获得的唯一一次政治荣誉。我把那张奖状挂到墙上，直到挂得褪了色起了皱，成了一张名副其实的烂纸，还是不肯摘下来。我实在没能料想到的是，打那以后，所有政治荣誉便都与我无缘了。在中国式民主里，所谓选举，就是班主任老师让全班同学举手表决，念到我的名字时，几乎没有人把手举起来。接着我入少先队的事情也成了问题，第一批没有我，第二批还是没有我，我的脖子前总是系不上红绸子。期末，老师在我的家庭通知书的操行评语一栏写道：“该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我妈很发愁：这孩子不会为人(注：济南土话，就是不会搞人际关系的意思)，长大了可怎么办呀?
教室正面山墙上原本贴着毛泽东主席像和华国锋主席像，不知从哪天开始，换成了一幅宣传画：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坐在宇宙飞船上，正朝着太空飞去，飞船屁股后面拖着一股很潇洒的白烟，图上有字“奔向2000”。那个数字后面的三个圆圆蛋圈图真是太让人神往了，现在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2000年就好办了，到了2000年，我大约已经是一个女陈景润了，陈景润戴的是白边眼镜，我也准备戴个白边的。
在我种下那棵白杨树两年半以后，父母调动工作，全家迁居，我就跟着转学去了另一个城市，在那里开始上小学四年级。我转学后，常常给省城南郊仲北小学的老师和同学写信，还询问起过我种下的那棵白杨树。那时候家里改住楼房了，三楼，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凉台上围土造田，我借助一个水泥台子为底座，垒了一个高出地面半米、占据凉台四分之一面积的砖池子，在里面堆满了土，种上了一串红、九月菊、还有青椒。父母对我这种在公寓式楼房凉台上建造大寨田的行为很是怵头，几次想当非法建筑给拆除了，最后却不知为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放过去了，一串红开得很热闹，九月菊也长了骨朵，青椒枝子上最终挂上了三个灯笼模样的大甜椒，其中一只还变得彤红，最后我妈把它们摘下来，炒鸡蛋给我们三个孩子吃了。
学校操场上放电影《小花》了，很好看，但是我没有看懂。最爱看的是电视上的动画片，全是日本的，先是《铁臂阿童木》，后是《森林大帝》，我至今还能从头到尾地唱完《铁臂阿童木》主题曲。
那时全国人民都对发现神童感兴趣，还流行跳级，我班一女生上着上着小学四年级，突然不上了，直接去了青岛一所中学上初中了，她的表现令我羞愧，觉得哥德巴赫猜想的任务可能不会由我来完成了，结果等到我上了五年级时，这个女同学又从中学留级留下来了，回到我们学校我们班跟我们一起读小学五年级。
1997年，也就是我在仲北小学栽下那棵白杨树二十年后，我有机会路过省城南郊，突发奇想，想去看看我亲手种下的那棵树。我去了，我看到了它，它还在，我绝不会弄错，我记得它的位置，就是它!它那么粗壮，那么高大，那么挺拔，那么帅，超过了学校里所有新老建筑物，直冲蓝天，正是仲秋，它浑身洒满晴朗的阳光，树干上长出许多个眼睛来，叶子金箔般闪闪发亮，发出沙啦沙啦的响声。我的眼泪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