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姓袁名黄，浙江嘉善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曾做过宝坻县县令。了凡是袁黄的号，这个超凡脱俗的名号由来有一段真实的故事。
袁黄父亲行医，然父亲早逝，母亲令他继父遗志，行医救人，养活母子二人。一日，袁黄到慈云寺游玩，碰到一位“修髯伟貌、飘飘欲仙”的老人。老人自称姓孔，他对袁黄说：“你应是官场中人，明年就可以考中秀才，为什么不读书呢?”袁黄说明个中缘由，又把老人请回家中。原来孔先生是云南人，精通宋朝邵雍的皇极数，可以推断人的命数。孔先生在袁黄家中给他推算了不少事情，即使事情很小也很灵验。于是，袁黄的母亲便同意他弃医从文参加科考，这样孔先生又替他推算了一下，每次考试他能考第几名。孔先生还算出袁黄命中无子，年五十三岁卒。
袁黄弃医从文努力读书，到了参加科考时，不管参加哪次考试，考的名次都和孔先生算的一样，而且他婚后许多年的确没有孩子，这让他已然相信人的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的，无需挣扎于世。在北京国子监学习的一年里，他终日静坐，不看一字。一年后，被调往南京国子监学习。报道之前，他去南京的栖霞山拜见一位云谷禅师，并和老禅师面对面打坐，三天三夜不合眼，不说话。云谷禅师问：“我发现你很不一般，静坐三天三夜，不起半点念头，这是为何呢?”袁黄说：“我的命都被孔先生算定啦，荣辱升迁、寿命长短都是注定的，还有什么可以妄想?想也白想，干脆不想啦。没有非分之想，也就没有任何念头啦。”云谷禅师笑道：“我原以为你是个了不起的豪杰，却原来也是个凡夫俗子。”
云谷禅师详细的给袁黄讲了“造命由天、富由己求”的道理，强调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想求什么得什么，但必须是向内心求，“一切福田不立方寸”，必须反省内心，净化心灵，做人从善。袁黄相信老僧的话，在佛前反省之前的点滴过失，发愿“洗心革面”，并把“学海”之号改为“了凡”，意为结束凡夫俗子的旧我，做超凡脱俗的新我。此后，袁黄待人、接物、从事焕然一新，孔先生算的命数也开始逐渐失效，最终袁黄考中进士，老来得子，突破五十三岁的命数，年七十四而卒。
从形式上看，了凡曾遇到两位人生导师，在芸芸众生的经历中似乎并非“不凡”。了凡幼时聪慧伶俐，本应读书求学，因母命难违，弃文学医。后遇到了孔先生算命，使母亲相信儿子读书定有前途，同意他弃医学文。这酷似于苦难年代，许多家庭里缺衣少穿，解决温饱问题都难，还怎得供养孩子上学?于是不少孩子辍学在家，而学校的老师知道哪个是好苗子，总是千辛万苦地劝说家长让孩子重返学堂。了凡被命数束缚动弹不得，每次考试都和孔先生算定的一样，生活没有新鲜感，人生没有动力感、向上感，在彷徨时遇到了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的点拨令了凡醍醐灌顶，从此俨然重新做人。这好比一个人一帆风顺许久后，突然人生之舟搁浅了，于是迷茫了，无聊了，需自悟，以及找高人解悟，从而积蓄力量，拨开云雾见日月。
细细品味：了凡又的确“不凡”，一是遇到的人不凡;二是他自己不凡。
第一个所遇之人是孔先生，孔先生自称通北宋邵雍的皇极数，是皇级数的传人。邵雍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易学家，和“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号称北宋五子。这些北宋大儒为复兴儒学，吸收佛教、道教中的思想，弥补儒学的不足，形成“理学”。理学和以往儒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运动变化规律，并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南宋的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由于符合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从而使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得以传承下去。邵雍智力出众又刻苦攻读，游历天下，他通过研究，明白了天地运动变化规律、阴阳消长规律、世道变迁规律，甚至对微小的动物和草本植物的特性也了然于胸，故有《皇极经世》著作流传于世。孔先生所会的皇极数就是此书中的原理，以“数”来推断世人世事，遇到如此超凡的启蒙老师，必定是激发了凡读书走仕途的兴趣。
第二个所遇之人是云谷禅师。他做为得道高僧，不仅通佛理，也精通儒学，这和时代文化的发展不无关系。历史上，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发展迅速，唐朝深得统治者的推崇，而在民间，禅宗六祖大大推动它的中国化。六祖慧能，此人家贫不识字，靠打柴卖柴为生。一日听说五祖在黄梅讲禅，便辞母前往，先充役火头僧。五祖欲传衣钵，命弟子们每人作一偈子，做得好的，便把衣钵相传。五祖的弟子神秀作一偈子：“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抚拭，勿使有尘埃。”众弟子都说好。慧能听到后，求人帮自己也写一偈子：“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使有尘埃?”此偈子明显高于神秀。于是，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了慧能。慧能不识字，却成为禅中的第六代传人，他强调，人人都有佛性，皆可以顿悟成佛，从而使佛教中国化、简单化，使更多民众得以尊亲佛教。唐朝时，从政府到民间的亲佛行为，抬高了佛学地位，儒学的主流地位受到严重的冲击。儒学家们不甘落后，致力于复兴儒学。宋朝，儒学家就吸收佛教、道教思想，一方面使儒学哲学化，一方面强调明心见性。明朝的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于环境恶劣的贵州龙场悟道，提出“吾性自足”、“心外无佛、心外无理”，指出道德修养的方法是致良知，这无疑是吸收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思想。可见，明朝时，佛、儒思想彼此融合吸收，造就了云谷禅师成为一代高僧。
云谷禅师顺时应势，融儒佛思想于一体，帮助了凡破解天命说，从命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首先，云谷禅师肯定孔先生所说的天命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佛教经典中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也就是说，一切是可以求来的。但是，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立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这又作何解释呢?接着云谷禅师就用儒家经典来作解释。《尚书》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如果是上天给你的灾祸，那你可以避开，但若是自己做的孽，那一定会得到报应。《尚书》还有“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天道是难以确信的，命运不是固定的。《诗经》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人要经常反省自己所做的事情合不合天道，那样就会多做合天道的事情，自然会有很大的福报。《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祸。”作为读四书五经的袁了凡来说，肯定读过云谷禅师所说的儒家经典，那么经云谷大师的点拨之后，突然开悟，豁然开朗，从此由“凡”而入“不凡”。
袁黄真正能够“了凡”取决于他的身体力行。“一切福田不立方寸”，要想改变命运，必须反省内心，从内心彻底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以后怎样做，而且务必坚持照着心中美好的样子做下去。袁了凡在佛前反思了自己的毛病：不能包容别人，善发怒，不能舍己救人等等。云谷禅师提出，以后他必须做到积德、包容、和蔼。作别云谷禅师之后，了凡譬如新生，不断地尽己所能做事，无论大事小事真正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做宝坻县的小小县令时，他努力争取为百姓减税，真心真意为百姓着想。倭人侵犯朝鲜，他因懂得些军事，虽为一介文人，却被派往朝鲜战场，而且惨遭同僚暗算，诬之以十大罪下狱，险些丧命。然他并没有急于向皇帝申辩，直到明朝天启年间冤情才得以昭雪。了凡为教育儿子，他现身说法，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这就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了凡四训》。
《了凡四训》分为四部分：立命之学、改过之法、极善之方、谦德之效。四部分的宗旨都是强调修心。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它取决于你的内心，如果你想的是美好的事情，做的是善事，肯定得到好报，相反，如果一个人居心叵测做了恶事，“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他定会遭到恶报。每个人都有爱他人的慈爱之心，要不断净化心灵，美化心灵。
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运，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厄运，每一次好运的降临，都是你存在天上的利息，每一次厄运的到来，都是在为过往补偿代价。你付出的善，释放的爱，都会成为未来的幸福。与人良善，行善利他，福报自然来。但是切记：“为善”是有方法的。譬如，你看到一个人掉进了水里，如果你站在岸上，先想：我下去救他有什么好处?能发多少财?升多大官?名气有多大?想完这些再去救他，那你做的根本不是善事，因为这很明显是功利心，而不是良善心。
《易》:“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通俗点是说:君子有美好的内心，通达事理，将积聚的美德体现在行动上，融合在事业中，就能达到最完美的状态。如此便知，求幸福，求美好须先修德，修德须先修心。
当下，我们处于内卷过度，想躺平又不敢躺平的焦虑时代，一切简单的求只能加重焦虑和惶恐。停下来，静静地对话经典，审视内心，如果一本经典治愈不了，那就再读一本!
《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皆无常，一切皆可变化。而改变的根本是改变心性和认知，诸法皆由心生!
若有好心，必来好命!“了凡”，人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