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是专制的对立面。但现代民主，中间隔着中世纪，并不来自希腊。它是欧洲革命的产物(西方有一种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如果是这样，民主只有60多岁)。革命的理想是破旧立新，革命的结果是折衷新旧。
革命，是个意向纷纭的怪物，民主也是如此。革命，既有王冠落地，也有王权复辟。民主，也是既有英国立宪传统和洛克的影响，也有法国启蒙运动和卢梭的影响。民权挑战君权和教权，结果往往是三权妥协。革命后的欧洲，不但教皇还在，九个国家还保留了王室。
极权主义不是欧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而是个非常现代的概念。
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当时的欧洲，很不景气，到处弥漫着对民主和进步的绝望，权力意志的鼓吹甚嚣尘上。大家希望，强者出面，收拾乱局，哪怕权力大一点。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概念，不但和罗马无关，跟中世纪也没什么关系。
极权主义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发明，纯属右翼概念，所有左翼都反对。但右翼骂左翼，也用这个词。社会主义好一点，至少可以和民主挂在一起，欧洲左翼政党，很多都是讲社会民主的党，甚至还是执政党。共产主义就不行。他们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党国至上，暴君加暴民，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国家，站队划线，壁垒分明，维持的叫民主国家，反对的叫极权国家(现在指共产主义)
或民族主义国家(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绝大多数国家，欧美和日本以外的国家，都属于后两类。这种划分很霸道。
可惜的是，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对左翼来说，这是难逃的困境。
奥威尔说，他天生憎恨权威，但权威反不掉(参看恩格斯《论权威》)。暴君对他，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他的噩梦分两种，一种是法西斯主义，一种是斯大林主义。他把两种都叫极权主义。我们只有理解当时的气氛，才能理解他的恐惧。当时的世界太野蛮——反对野蛮的，同样很野蛮。
社会主义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一左一右，都挑战过世界格局。它们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物：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备尝屈辱;俄国革命，强敌环伺，也被围困。它们有同样的创伤，同样的困境。贫困和战争，扭曲了这两个国家，二者颇具对称性。可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正在格局本身。
《凡尔赛和约》，埋下二次大战的种子;《雅尔塔协议》，也是冷战的根源。在这种格局下，苏联的一切都是围绕安全转，对内对外，造成种种问题，很多战略考虑，都被帝国主义化。这是革命的不幸。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场你才会说，它和法西斯德国是一家。
我们不要忘记，法西斯德国是最最反共的国家。他们和英、美的矛盾是由“瓜分”而引起，在“反共大业，同仇敌忾”上，他们和英、美是一家。
苏联的卫国战争，写进《动物农场》，叫“风车战役”。我们都还记得，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伙。当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动物农场时，皮尔京顿说“活该”，他希望的是，弗里德利克替他消灭动物农场。
奥威尔绝不会同意，弗里德利克和动物农场是同一拨。这就像西班牙内战，他虽痛诋左翼，恨其自相残杀，但绝不会分不清左右翼。
他说，“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为了抵抗德国，苏联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不光死人，还有制度上的牺牲)。
我们不能把苏联红军和德国法西斯混为一谈，就像我们不能把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混为一谈。
三、说“东方专制主义。”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古典时代。笼统的“东方”是由笼统的“西方”制造。“普世价值”是典型的基督教话语。
早在古典时代，欧洲人就有一种说法，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文明人”，他们的北边，他们的东边，都是“野蛮人”。中世纪，北欧和南欧成为同一个基督教世界，但异教的东方还是属于“野蛮人”的世界。
古典作家说，西方特民主，东方特专制;欧洲人酷爱自由，亚洲人奴性十足。他们说的西方是希腊城邦，东方是波斯帝国。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