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拍了“样板戏”，《亚历山大》、《三百壮士》，就是再现这种偏见。亚述、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是最伟大的文明。波斯(现在的伊朗)继承了这两个文明，包括他们的地盘。它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行政效率很高的大地域国家，所有考古发现和文献史料都证明，希腊比不了。古典作家嘲笑波斯，正如由余入秦嘲笑秦，自豪的不过是戎狄的蛮风。
换位思考，亚历山大征波斯，其实是蛮族入侵。欧洲历史，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总是落后征服先进，后来的罗马，后来的日尔曼，都是如此。
古代东方有很多大国，没错。这些大国很专制，也没错。但很长时间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文明古国，少所见，多所怪，以为只有他们的小国寡民才叫文明，以为只有他们的松散联合才叫文明，这是颠倒黑白。
近代欧洲，他们的地理知识有长进，但文化偏见没有变。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沿袭了古典时代的偏见。他们把西方炮舰所及的整个东方，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尔帝国，从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全都装进同一概念。这一概念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十足的历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乱的印象：
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组织，大河灌溉和水利社会，绝对专制和普遍奴隶制，没有法律，没有贵族，还有早熟、停滞，等等。
黑格尔使用了这类概念。他把整个东方，叫做“暴政的舞台”。
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虽然他更关心的并不是“暴政”。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式提出是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但这一概念，在他第一次讲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就已存在。对比二书，我们不难发现，他当年使用的“部落所有制”一词，就是相当这一概念。他把“部落所有制”(相当亚细亚)排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相当希腊、罗马)、“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相当日尔曼)之前。在他眼里，这种形态更古老。所以，他还保留了黑格尔爱用的“儿童”一词——和欧洲相比，我们只是早产的小儿!
今天，我们都已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陈旧过时的概念，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很多“特点”似是而非，很多“特点”不能成立。这一概念，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日凿一窍混沌死”，已经寿终正寝。
专制主义只是东方的特点吗?并不是。东方，很多国家，早就是大地域国家。这不能叫野蛮，只能叫文明。更何况，西方大国有专制，东方小国有民主，双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专制。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历史虚构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近代反专制，说我们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这是误用西方的概念。
我的朋友，刘北成先生，他是治欧洲思想史的。上世纪90年代，他就提出，人家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这两个词怎么可以捏一块儿?最近，他再申此论(见他为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写的中译者序言)，讲得更清楚，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它要反的是“绝对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更不是“封建主义”。过去，我们把absolutism译为“专制主义”已经不太合适，理解成“封建专制主义”就更加荒唐。
研究中国历史，同期比较很危险。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欧洲，从起点上就有很不同，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大错位。
第一，中国从很早就是大地域国家，君主制很发达。早期民主制，很难查考，没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蛮荒之地。蛮夷列传诸蕃志，汉族以外的地区倒是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好像很重视民，但这是“事后诸葛亮”，越是大讲“民贵君轻”，越是说明民太轻。现代民主制，不管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都是外来。两千多年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中国只有君主制，没有民主制。
第二，中国从很早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种大一统，两千多年不变，每个王朝都是二三百年的连续体，和欧洲对比很强烈。西周时期，我们也有封建，但不同于欧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间，有异族征服，异族多被汉族同化，接受的是汉族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有专制可反，无封建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