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书就是他的传记。这个人很复杂，也很简单。
第一，他不是理论家，只是文学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政治文学家。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宣称自己的文学是纯文学。虽然，在《1984》中，他也使用过当下时髦的“做爱解构政治”的手法(“腰部以下的叛逆”)，但他绝不把这叫做“纯文学”，像港台的文学评论家那样。通常所谓的“奥威尔风格”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是凭生活经验和直接感受，用最简洁明快的语言说出大实话的人，并不在乎读者的好恶。这种语言很有穿透力，有所谓“窗玻璃”之誉。
第二，他是左翼，但不是共产党员。左翼派别很多，大别有三种：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人说他是托派分子，不对;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对。他是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要说接近，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支持者，是接近工党立场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左翼走红，入党很时髦。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多少大学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纷纷加入共产党。共产党是左翼中流，但左翼不等于共产党。他对追随苏共的左翼，总是冷嘲热讽，是个非常孤立的人。
第三，他只活了46岁，生当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1950年，他就走了。他是个前冷战时期的人物。真正的冷战，他只看到个头，但他预言了冷战时期。他的影响，生前不如身后。当时的右翼，有普通右翼(如英国的保守党)和极右翼(如德、意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他不属于这个阵营。他骂苏联，是骂苏联变质，勾结英国保守党，跟德国和日本示好，背叛本国革命、出卖他国革命(如出卖西班牙革命)，不是骂社会主义。
他是左翼，不是右翼，这点毫无疑问。
二、当左翼，不容易
奥威尔的书，是左翼批左翼。左翼批左翼，右翼当然高兴。但他毕竟是左翼。
革命是件高尚的事，也是件残酷的事。鲁迅翻过《毁灭》。他早就讲过，革命都是沾血带污。
当左翼，不容易。穷人，没钱，没文化，没有军事训练和政治经验，相当激进，相当暴烈，不怕凶，就怕穷。左翼知识分子相反，最怕最怕，是个人不自由，还有破坏文化(海涅和杰克·伦敦都有这种恐惧)。他们和穷人闹革命，难免格格不入。这是左翼的最大困惑。
历史上的造反起义，经常都是腹背受敌，前怕狼，后怕虎，“杀敌一千，自杀三千”，很多人都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参加革命，这也是考验。
奥威尔曾向往革命，但革命对他很遥远。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远离欧洲大陆，远离真正的革命，要想体会革命，难。
但奥威尔的时代，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整个欧洲，到处充满火药味。他还是体验过革命。
西班牙内战是二次大战的序幕，也是欧洲各派政治势力殊死搏斗的缩影。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是死了50多万人。这是二次大战的彩排。右翼背后有德、意法西斯，左翼背后有苏联，英、美看热闹。这场战争，不仅包括左右翼之间的斗争，也包括左翼内部的斗争。
1937年，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军一方，同法西斯作战(海明威和白求恩也参加了)。他曾以为，战争会带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革命被革命出卖，自己人杀自己人，输掉了这场战争。
当时的左翼，主流是苏共支持的共和派。他想加入国际纵队的正规军，被拒绝，因而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可怜的奥威尔，他在战场上吃过法西斯(佛朗哥长枪党)的枪子(打穿脖子)，却被当作托派同情者，被苏共下令追杀。为了讨好英、美，马统工党被苏共取缔和追杀。他的很多战友被关被杀，自己是死里逃生。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年)
就是写这一段。
他目睹了左翼杀左翼的残酷场面，体会了自己人背后开枪的滋味。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理创伤。他没到过苏联，但体会过自己人杀自己人。
我们的前辈，有类似经历。
1966年冬，在大别山区，有位卸甲归田的老红军跟我讲过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我还记得，他是坐在一间黑咕隆咚的老屋中，烧树墩取暖，满屋都是烟，什么都看不清。我第一次听说，那么多的革命者都是死在革命的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