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卯年初二，我前往中国美术馆看“五十年捐赠作品大展”。参观目标明确，欲亲睹难得展览的国宝——苏东坡孤画《潇湘竹石图》的真容。
那幅画，乃中国美术馆镇馆之宝，馆内人员都极少见到，展示于半圆形中心大厅玻璃柜内。我因去得早，观众不多，得以占领最佳观赏位置。该画纵28厘米，横105.6厘米，绢本。淡褐底子上，画有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竹枝或直或斜，竹叶摇曳飘逸。大小两石蹲踞中间。左右烟水云山，咫尺天涯。迷濛中依稀可望湘江、潇水，遥接洞庭，岚影茫茫。构思奇特，匠心独运。高度简约，使画面充满张力;运笔空灵，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
苏轼，绝代文学家，诗文妙天下。他的《赤壁赋》《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倾倒了多少华夏子孙。又能书善画，其书法作品如《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赋》挥洒自如，回翔顿挫，以意态和气势的奔放而自成一体。其文人画不拘泥于形似，常以枯木竹石宣泄胸中块垒。传世珍品仅两幅，国内存《潇湘竹石图》孤本，价值连城。另一幅《枯木怪石图》已于抗战时期流入日本，至今不知深藏何处。据北京国画家周怀民所收藏之日本画册所示：“《枯木怪石图》上画一怪石和一株虬曲的枯木;挣扎扭曲的树干下，有衰草在风中颤抖，显出荒寒气象。”《枯木怪石图》上画怪石所用圆旋的笔触，和《潇湘竹石图》笔墨技法相同，由此也可证两画出自同一人之手。
我面前的《潇洒竹石图》左下侧，有一则湘人杨元祥的题跋，记述该画始见于湘中故家，后流传于亲友之间。画之拖尾有叶湜、李烨、郑定、钱复、高让、吴勤、蔡源等元明题跋26家，共计三千余字，始于元惠宗元统甲戌年(1334年)，止于明世宗嘉靖辛酉年(1561年)。多数题跋者认定此画系东坡贬谪到黄州后所作。由于题跋众多，原画接上拖尾，便延成长卷。有位名叫钱有常者题诗曰：“千载眉山一伟人，流传遗迹总为珍。雄文自是倾前辈，戏墨犹堪绝后尘……”赞誉坡仙毫端神妙，空前绝后。明末之后，该画一直秘藏于金陵李家，不为外人所知。
九百多年来，《潇》画辗转漂泊，多次易主。民国后为北洋军阀吴佩孚秘书长白坚夫所收藏。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白坚夫携画来京，找到国家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张珩和四川老乡、古画鉴赏家杨仁恺，委托他们售画，以救拮据。张、杨两位又往访王府井荣宝斋古画店店主、齐白石高足许麟庐先生。许先生深知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时移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酷爱收藏古画，便带领他们至东城区遂安伯胡同邓拓家。邓拓展开长卷，用放大镜细看纸质、绢丝、笔意、众多题跋，认定此系苏轼真迹，如获至宝。他以《北京晚报》副刊上专栏文章“燕山夜话”所得稿费2000元，又变卖家中24幅古画得3000元，凑成5000元巨款，毅然买下宝画。又满怀欣悦之情，将其书斋易名为“苏画庐”。随后旁征博引，写出《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连同原画发表于《人民日报》，一时成为文艺界美谈。
1964年，邓拓将他收藏的古画145帧，慷慨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其中除《潇湘竹石图》外，还有沈周的《萱草葵花图卷》、唐寅的《湖山一览图》、吕纪的《牡丹白鹇》、仇英的《采芝图》、华喦的《红白芍药图》、莫士龙的《五湖云水图卷》、恽寿平的《桂花三兔图》等，均属艺术瑰宝，是中国美术馆迄今收藏之最珍贵的古代书画精品。
观众们欣赏了中央大厅展墙上悬挂的一轴轴邓拓所捐献之国画，读了捐赠者一生从事革命新闻事业的介绍，对邓公莫不敬佩之至，赞美有加。有位白发老者说：“幸亏邓拓先生及时把这批国画捐献给了美术馆，否则我们就永远看不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抄他家，肯定把这批宝画当作‘四旧’毁掉了。”
听到人们低声议论，不禁回想起我和捐赠者邓拓的交往。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时，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给我们讲授过《中国新闻史》课程。1961年秋毕业，我分配至《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工作。上班不久，副刊部主任顾行对我说：“市委书记邓拓同志想到西山转转，你也跟我们去吧。”我受宠若惊，欣然前往。轿车一出城区，绕过昆明湖，奔驰在玉泉山下。车窗外掠过一株株挂满黄杮的果树，不时有缕缕草香飘来。邓拓和顾行坐在我身后，谈论着“书画同源”的话题。经过一座皇家建筑废墟，我们下车察访，邓拓弯腰捡起一片琉璃瓦，对我和顾行说：“琉璃瓦唐宋时期就有了。唐代诗人皮日休、宋代学者王子韶在他们诗文里都提到过。除琉璃瓦外，封建皇帝、贵族们还造过铁瓦、铜瓦、银瓦、金瓦，而老百姓只能在房顶上铺石片、砖瓦、竹爿甚至稻草。可见即使一块瓦片，也显示出贫富之悬殊、官民之差异。”那次在京西山路上郊游，见到什么古迹，邓拓就谈它的价值和掌故。邓公的博学多识，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地理课，而他本人则觅到了几个“燕山夜话”的题目。
晚报副刊上“燕山夜话”专栏，每周登两篇。题材广泛，无所不谈。有时我们把读者来信请写的题目，用电话转告邓拓，不到两小时他的通讯员就把稿子送到编辑部，真可谓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与邓拓接触多了，始知他对书法、绘画均有很深造诣。他用毛笔或钢笔竖写的每一篇“夜话”，字迹潇洒俊逸，笔势奔放，气韵连贯，有行云流水之感，篇篇可称书法佳作，令我们发稿时爱不释手，生怕排字工人把稿面弄脏。邓拓诗词雅(他以“左海”笔名，为副刊写了许多诗配画)，书法好，丹青亦佳。我见过他送给福建友人的一幅山水立轴，笔墨疏朗，意境深远。邓拓发表在副刊上的“燕山夜话”，极受广大读者喜爱。老舍称它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不拘一格”。后来外地许多报纸仿效我们开设此类专栏。上世纪60年代初，姚文元在上海看到北京出版社出的合订本，特地写信给我们，赞美《燕山夜话》是“一朵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花”。
1962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邓拓敏感到形势严峻，立即在10月中旬发表《奉告读者》，声明：“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他紧急煞车，终止专栏写作，期望免去杂文可能带来的灾祸。可是到了1966年5月10日，那个曾经夸过《燕山夜话》是“思想之花”的姚文元，在江青唆使下，摇身一变，抛出《评“三家村”》长文，气势汹汹指斥“《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在康生指挥下，也与姚文呼应，诬指邓拓为“叛徒”。其时黑云压顶，狂飙突起，横扫一切，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行将崩溃，邓拓有口无处辩白，便于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第二天，即5月17日深夜，含冤离世!
如今在中国美术馆第一次见到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原作，眼前出现了捐赠者邓拓那朴实亲切、和蔼平易的学人风貌，不禁感慨万端……
重新审视《潇湘竹石图》，有股狷介之气扑面而来。我意识到画上的竹石，既是东坡的自喻，也是邓拓的自况。他俩虽遥隔千载，却心心相印：都博学正直、忧国忧民，都才华横溢、能书善画，都有过从中央贬官到地方的经历，都不被时代所见容、蒙受过文章带来的厄运，都秉持着不媚权贵、敢于直言的高洁情怀……
我久站在展览《潇》图之画案前，舍不得离开，又从头至尾细细观赏，惊奇地发现苏东坡原画拖尾上众多题跋前面，邓拓醒目地钤上一方藏画的红印。待我俯身玻璃板上凝视红印篆文笔画时，蜂拥而来的观众，把我挤出最佳位置。欲再挤入，已无余力。匆忙巡阅了一遍现、当代画坛巨匠们捐赠的众多名作，走出美术馆大铁门，感悟到从古至今，从屈原、苏轼到邓拓，历来正直的高士们大都摆脱不了被疏、被黜、被逐的命运。但那帧俊逸、超凡的《潇湘竹石图》，已深深地、深深地刻印在我心里，并将永远彪炳于华夏美术史典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