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死谏，武死战。”素来被奉为帝制时代的典范。与战死沙场为荣的“武死战”略有不同，“文死谏”说的是敢于在天子脚下冒死阐述自己的不同政见和观点，并因此而丢了性命。历史上有关“文死谏”的文人忠臣可谓多矣，譬如比干、屈原、海瑞、魏征等忠臣，他们从大局出发，为江山社稷着想，但落得个“因言获罪”，最后以“不得好死”的人生悲剧草草收场。
古代谏官制度源于春秋时期。春秋初年，齐桓公设大谏，为谏官雏型之始。战国末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此直谏楚王，联齐拒秦，保家卫国的屈原。后汉设光禄大夫、议郎等官职，掌议论，侍天子，解疑惑等日常事务。后隋改侍中为纳言，唐承隋制，继续设谏议机构，基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政治舆论环境，形成久负盛名的“贞观之治”。几经波折，至辽以后，谏官制度名存实亡。
纵观中国历朝政治传统，从秦时期的“焚书坑儒”到汉王朝的“腹诽罪”，再到明清两朝的“文字狱”，言论管制都尤为突出，稍有不慎便有“祸从口出”的生命危险。钳制异质思维，限制人身自由，在“一家言”的帝制模式下，为官者为明哲保身，要么唯唯诺诺，要么谗言漫天;为蔗者为保小命，要么躲躲藏藏，要么吾皇万岁。据《论语·宪问》记载：“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说的是“国家有道，要正言正行;国家无道，还要正直，但说话要随和谨慎。”作为展现儒家思想的另一面，在言语与行为之间，孔门子弟更重视言行带来的后果，同样，这也体现了“中庸思想”的一个理论逻辑层面。后来，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泛政治口号，经过历朝的微调，最终成为统治阶级治理天下的参考文本。
《史记·商君列传》曾云“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邦有道”时，思想言论“兼容并包”;“邦无道”时，“貌言”，“苦言”都以“莫言”收场。诗人屈原直谏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崩，顷襄王听信小人谗言，屈原被流放。流放期间，屈原仍冥顽不灵，依旧尽忠献言，招致龙颜大怒，遂将屈原驱逐出境。徘徊于无奈与绝望间，屈原最终选择投河自尽。在昏君当道，奸臣得势的“邦无道”时代，屈原与大多数人一样，最终成为悲剧的“缔造者”。鸦片战争期间，军机大臣王鼎主战，然道光帝昏庸无能，一味退让，王鼎愤懑至极，最后上吊自杀。王鼎的“尸谏”，企图以死感动道光帝，纠正其错误的对外方针。结果割地赔款，民不聊生。道光帝得过且过，而王鼎却死不瞑目。
关于“文死谏”的示例多如牛毛，而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的非嘉靖时的“大议礼”莫属了。据明史记载，当时一百多官员直言进谏，反对嘉靖帝朱厚熜将去世的生父，抬升到与先帝同等的地位，遭到朱的“庭杖”，当然最后看到的是多出了一百多具尸体。再有就是后来嘉靖时的大清官海瑞，能言人之所不敢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惧强权，不畏奸佞，不怕打压，终其一生，成为那个时代，这个年代的政治素材。
回到直谏本意，“孔子认为“邦无道”时，正直的人可以装聋作哑，装疯卖傻，未必就要犯颜直谏，自取其戮。子思编著《中庸》一书将其阐述为“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无论“邦有无道”，“危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主流价值体系之上。“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也就是说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需考虑到社会整体环境，执政者的施政方针和执政理念，各类派系的政治倾向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模式，作为阐述思想观点的一种传播途径，古代谏官制度的演进，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范本。倘若没有“贞观之治”那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没有“文景之治”那样兼容并包的舆论氛围，提倡“文死谏”便成了难以逾越的道德绑架，而前仆后继式的死谏，亦就成了帝制时代的陪葬品。
(2012.09.19于贵州兴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