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艺批评界对文艺人民性的关注，以及作家对现实主义文学写作传统的继承，文学的人民性被认为是衡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重要准则，回望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诗歌界的发展状态，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关注现实与民生发挥着重要作用。诗歌领域出现了“底层写作”“打工诗”“地震诗歌”。
地震诗歌是指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大地震后产生的一股诗歌热潮，从这一次诗潮产生的背景就可得知诗歌创作的非常态：突然性，短暂性、爆发性，但不能忽略其价值与意义。地震把诗人们从私人化、边缘化的写作空间中震醒了，他们不再隐蔽于自己的小世界，而是把目光投向于大时代的大事件。面对国殇，诗人们无法不提笔写下时代的伤痛，对灾民的悲悯，对救援者的歌颂，对强大祖国的热爱都被记录在诗歌中，在这个意义上，“地震诗歌”继承了文艺人民性的书写传统。
一、人本意识与生命至上
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人民性首先关注的是人，人本主义即以人为本，最基本的就是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关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汶川地震发生后，诗人首先把目光聚焦于灾民，不仅关注伤亡人数而且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反思灾民生存的困境，呼吁人们救灾。汶川地震丧生的人数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灾人数之最。因此，对人生无常的慨叹，对死亡的敬畏，对生命的悲悯成为地震诗歌吟咏的主题。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是那么脆弱与渺小，尤其是那些遇难的儿童，娇嫩的花朵还未来得及盛放就凋零了，诗人们因心痛而悲悯，用诗歌表达对孩子的怜爱，如李东华《你的坚强让我泪流》：“你，孩子，大地已震裂，山川夷为平地，但你的灵魂却依然屹立。是你，孩子，你用小小的躯体，支撑起一个/压不垮的大大的‘人’字!为什么你总让我泪流满面，孩子，那不是同情和怜悯，不，不是!那里面满含着/我对你深深的、深深的敬意!你的坚强给我的心灵彻底的清洗，让它承受更多的拷问、羞愧和反思![1]”
透过孩子的坚韧及对死的抵抗，诗人的内心受到震撼，进而思考生命的意义，好好活着便是对死亡的补偿，由此，诗人的内心升出人道主义的关怀，一种大爱：“我看见了你的泪，还有挣扎/那一瞬间，我要把你揽入怀中/让你贴着我的心跳、体温/从此你不会再冷了，我有足够的热量/再也不会害怕，我有一个人类/如果你需要，把我的血给你吧，孩子，你是所有母亲的心肝和命。一些人死于掩埋，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孩子别哭，我要忍住我的泪、我的痛/我不能先老，我还没有爱你”(《我不能先老或先死，我还没有爱你——致汶川大地震中的母亲与孩子》)[1]。此时，用诗歌哀悼死者，更需要诗歌抚慰生者。
朵渔认为与崇高的人道主义相比写诗显得那么轻浮，那么无用。“今夜，我必定也是/轻浮的，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今夜，写诗是轻浮的……》)[1]。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生命的尊重及对死的敬畏。
地震诗歌动人之处在于抒情主体的情感之真，感情的真实是复活诗歌的灵魂。这些诗歌以日常的、朴实的语言书写对死的敬畏及对生的珍重，其中蕴含的生命终极关怀以及社会伦理关怀抚慰了众多苦难中的心灵。
二、家国情怀与责任意识
地震无情，人有情。灾区人民的安危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国家领导人赶赴灾难现场救灾并指挥工作，“此时/你却正风雨兼程地穿行在/不停痉挛着的废墟与废墟之间……你的十三亿人民/也都同时看到了你因扒动废墟救人/而流血的手臂”(潘洗尘《我在心里叫你：人民的总理》)[1]。人民的总理为人民，这种以国为家、以民为本、以身作则的精神给灾难中的中国树起了一面旗帜。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四面八方的志愿者奔赴灾区义务救灾，全民以不同的方式力所能及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滴滴恩情汇成大爱之河。铁肩担道义，热血铸忠诚。尤其是人民子弟兵坚守着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不惜以生命换取生命。如聂茂《写给妈妈的一封遗书》：“妈妈，别责怪我们在冒险/‘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我们!’这是铁的誓言/我们是尖刀/就要用锋利的速度/把死神劈开/让生命的通道/连接到每一座倒塌的房门前。”[1]他们是人民的守护者，置生死度外，永远冲在最前方，愿意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
强大的祖国是人们坚强的后盾，祖国的形象是光辉灿烂的，地震诗歌还表达对祖国的爱和重生的希望，如高洪波的《致汶川》：“汶川啊，汶川/此刻你让整个共和国寝食难安/耿耿长夜雨浸梦/几多国人难入眠!/于是，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共和国总理一马当先，共和国军队雨中疾进，共和国伴汶川共度时艰!用速度和死神赛跑，人民安危高于天![1]”
人民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汶川的伤痛在每一个公民的心里隐隐作痛。“人们把对灾区的关注，升华为对祖国的关注，把对灾区人民的热爱升华为对民族的热爱。这种升华，是自然的升华，是发自内心的升华。中国在地震诗中，成为一个坚强的坚固的庞大的形象。”[2]
三、敬畏自然与自省意识
地震诗歌既书写了自然灾难引发人们对生命的敬畏与人道主义关怀，也表达了全民救灾众志成城的爱国情感与人间大爱。
地震诗歌的人民性还体现在睿智的诗人关注到人与自然的矛盾，反映在诗歌中诗人极力呼吁人们敬畏自然并反省人类自身的行为与自然灾害的关系。这种自省意识和人类生存的危机意识才是地震诗歌有益于现实人生的价值所在。
悲痛之余不禁发问：人类如何才能与地球母亲和谐共处呢?一些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又目睹汶川地震时，那根疼痛的神经再次被拉紧。诗人呐喊：“悲剧/缘何再次延续/古老的中华民族/为什么灾难重重。”[1] (王明义《阵痛》)诗人渴望悲剧不再重演，在无奈中唯有以生的坚强掮住黑暗的闸门。
面对家园毁灭，诗人愤怒：“我们再不敢轻慢地谈论地球了/再不敢把它放在手心里，夸口/了解它的全部——了解它的山脉/就像了解我们的骨头;了解它的水系/就像了解我们的血管;了解他的泥土/就像了解我们的血肉。……现在，一个小小的问题提出来——有谁知道我们的星球哪儿不舒服?请老实回答：不知道!”[1](川美《噩梦·醒来》)
“大自然每一次凶残地杀戮/都在向我们可怜地哀求——人啊——我们都是人。”[1](牧野《我们都是人》)
“雨的鞭子在抽打谁的良心/雷劈开那一双双扼制生态的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别把它惹怒。”[1] (熊衍东《这个下午》)
人们总是深信自己已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地球不再沉默，大地母亲打一个喷嚏就让人类付出血的代价。于是诗人们借灾难提醒盲目自大的人类，让人们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这是地震诗歌中难能可贵的自省。
灾难过后可以重建家园，美丽的汶川会再次复活，太阳依然会照亮我们的大地。但是能否避免灾难重演呢?人们应从历次的灾难中吸取血的教训，而不是哀叹自然的无情、生命的渺小与无常，也不是为不惜一切代价的全民救亡、人间大爱唱赞歌。“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要对世界满怀/热爱与感恩，人生本有无法解脱的苦难/要对自然充满敬畏/要感恩世界带给我们树木，河流，粮食，空气/感激人群带给我们温暖，幸福，欢乐或者哀愁”。[1] (《祈祷奇迹》)
痛定思痛，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反思。非天地不仁，人们如果没有一颗敬畏自然的心，大自然依然会无情地报复人类。
“人类发展历史上所经受的每一次巨大灾难，不仅是对人类自身思想、情感、认知系统的一次洗礼，更是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精神系统的一种历史性重构。”[3]地震诗歌激活了诗歌介入现实的精神，重新构建了诗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历史境遇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拉近了诗歌与人民的距离，给灾难中的人们以力量、慰藉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