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鲁国史官左丘明为孔子所著《春秋》作传，阐发了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写成了一部《春秋左氏传》。又传其在双目失明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汇集整理各国史料，编纂了我国第一部“以国为别，分而述之”的国别体史书，后人称之为《国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而经过考证，左丘明作《国语》一事未必属实，很可能是他的弟子根据左丘明的记载整理加工而成。
汉代学者认为《国语》和《春秋左氏传》都是解释《春秋》的，故称《左传》为《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其实二者有很大差异，不光内容侧重完全不同，在文学价值上《国语》也是远逊《左传》，只有在思想体系上二者完全一致，《国语》一书所表现的观点大体与早期儒家思想相同，宣扬当时比较进步的“民为邦本”思想。全书共有二十一卷，七万多字，记载了上自周穆王伐犬戎(公元前976年)，下迄晋三家灭智伯(公元前453年)，五百余年各国的历史，对晋国的记载最为全面详细，周、鲁国、 楚国次之。《叔向贺贫》就选自《国语·晋语》，叔向是晋国大夫，在晋平公小时候做过他的太傅，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国语》中对叔向的记载很多，其中叔向贺贫的故事最为后世称道。
叔向去见韩宣子，韩宣子正在为自己清贫的生活唉声叹气，叔向不仅没有安慰他，还真心实意地表示了祝贺。这个稍稍有些戏剧性的开端引起了读者的兴趣，韩宣子也不解其意，甚至觉得被叔向嘲弄了。他反问叔向，我空有正卿的名头，却无正卿的财富，连和卿大夫们交游往来的费用都没有，这怎么值得祝贺呢?叔向借韩宣子的反问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他没有直接回答自己“贺贫”的原因，而是拿晋国的两位历史人物举起了例子。首先是栾武子，栾武子与韩宣子一样也是晋国的正卿，但他却比韩宣子还要穷。晋国规定正卿可以取五卒俸禄，即配享五百顷土地，上大夫可以取一卒俸禄，栾武子身为正卿却连上大夫的俸禄都没有，家中祭祀的用具都不齐全，确实够穷的了。韩宣子那句“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放在栾武子身上，也毫不过分。给韩宣子设置了一个同样穷的比较对象之后，并不在贫富之上纠结，转而谈“德”，在有德无德上做起了文章。栾武子个人虽穷，但却有德，遵纪守法，美名传于各诸侯国间，诸侯与之亲近，少数民族依附于他，晋国因他而安定。他的美德安定了晋国，也泽及儿子，他的儿子桓子骄奢淫逸、不遵法纪……但因为栾武子的美德，这样应该遭难的人却得以善终。而栾武子的孙子一改父亲的陋习，努力向祖父学习，却受到父亲的连累，最终逃亡到楚国，并没有好下场。栾武子三代人的事情，说明贫与富只和个人有关，但正卿之德行不仅关乎国家安危，也关系到子孙后代能不能安定无忧。
第二个例子是郤昭子，这个人可谓在红尘之中活得潇潇洒洒，他的财产差不多是晋国财产的一半，他的家族中人占了晋国军队将帅的三分之一，势力非常之大。但是郤昭子仍不满足，奢侈的生活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还妄图把控朝政，而最终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尸身陈于朝堂示众，宗族也不复存在。这是富而无德不得善终的例子。
栾武子和郤昭子同为晋国正卿，一个贫而有德，一个富而无德，而祸福无关贫富，关乎德行。此两人可谓正反两面、对比鲜明，这必然会引起韩宣子的思考——贫与德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叔向至此才解释自己“贺贫”的原因：你韩宣子有了栾武子的贫困境况，我认为你会学习他的德行，特此向你祝贺。以叔向对韩宣子的了解，他信任韩宣子并且希望他能在德行上有所建树，告诉了他“德从贫苦中生”，如果不忧虑德行，只担心财货不足，那我哀悼还来不及，又何来的祝贺呢?这就是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建立德行而忧贫，则不但不可贺，反而是要哀怜的，点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经此对比，叔向使韩宣子摆脱了“忧贫”的苦恼，韩宣子犹如醍醐灌顶，稽首称谢。
在春秋后期，晋国逐渐进入到卿大夫争权的阶段，这种争权夺势一直发展到春秋末期，出现了韩、赵、魏三家分晋。在如此纷乱的形势之下，卿大夫和君王、卿大夫之间你争我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此种情势之下，如何自保，如何荫庇家族呢?《叔向贺贫》中叔向的一席话恰好给出了这个答案：美德先行。叔向是十分冷静而且有远见的，他认为贫穷并不可怕，贫而有德，以德获民心，才可以保护自身、保护家族。至于富而无德之人，必将招致祸患，身灭族灭，灾难临头。
与叔向相比，韩宣子就显得目光短浅了，韩宣子作为正卿，配享五百顷，却还为“贫”忧虑不停。韩宣子不可能真的贫苦不堪，他的担忧其实是财货积累的速度太慢，叔向了解韩宣子，对韩宣子的为人又有基本的认可，于是，他先“贺贫”，又为韩宣子举出栾武子和郤昭子这晋国两大家族兴衰的历史，这才使韩宣子惊出一身冷汗，猛然醒悟，心服口服而拜。
《国语》长于记言，语言质朴、议论冗长、记事较琐碎，人物形象不够鲜明。从叔向对韩宣子的一席话中可以看到《国语》的这一特点，整篇文章以叔向的言论为主，结构完整、叙事清晰。主题也是和德行、民本思想、忠君爱国以及弃恶扬善紧密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