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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块石碑里的百年三国

时间:2024-09-01    来源:馨文居    作者:成长  阅读:

  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西安碑林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但是人的知识总是容易被某些程式化的思维所左右,长期以来,我都以为碑林最为耀眼的都是那些唐代碑刻:从石台孝经到开成石经,从“景教碑”到昭陵六骏……而对于其他碑刻的印象则寥寥无几。

  我做三国历史研究,寻访三国遗迹,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发现三国在长安留下的痕迹。毕竟三国是一个乱世,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在凉州军阀的蹂躏之下千疮百孔,一片哀鸣,自然无法与全盛时期的汉唐相提并论,沦为了历史长河中隐秘的角落。但不久前重访碑林,却通过四块碑林的藏品,颇为意外地揭开了三国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碑林博物馆的第三室犹如一个聚宝盆,集结了由汉至唐的历代碑石,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就是《熹平石经》残石。

  两汉独尊儒术,天下读书人均以研习儒家经典为要义。但在东汉,印刷术尚未发明,书籍只能依靠手抄来传播,抄写则难免出现讹误与遗漏,而对于微言大义的儒家经典而言,一字之差往往谬以千里。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奏请朝廷校正经书,刊刻于石,得到汉灵帝的批准。刻经工作一直持续至光和六年(183年) ,共刻石碑46座,每碑宽约1.4米,高约3米,全部碑文约20万字。石经刻成后,立于京师洛阳开阳门外太学所在地,供天下士子誊抄校正。据史载,石经刊刻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成为天下学子的“标准教科书”。《熹平石经》开启了我国官方刻经的滥觞,在碑林第一室整室陈列的《开成石经》,正是唐人对汉人的承袭之作。

  《熹平石经》刻于汉帝国崩溃的前夜,它那优美的汉隶之中,记录了这个王朝最后的辉煌。几年后,黄巾起义、董卓乱政接踵而至,为《熹平石经》书丹的一代文豪蔡邕死于长安狱中,他的女儿蔡文姬更是流落胡地,乱世飘零。而《熹平石经》与他们的遭遇一样凄惨,这些宝贵的刻石在历次的战乱中被焚烧、被砸毁、被粗暴地搬运,以致于在唐太宗时期就已经十不存一。此后因战乱又历尽坎坷,如今在西安碑林所藏的这块《熹平石经·周易》残石还是1936年由爱国人士于右任捐献而来,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保护才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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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很难通过这一块残石去想象大汉帝国的雄伟,但同样是在碑林第三室,一方保存极为完整的汉碑却让我们看到东汉末年的另一段传奇,那就是《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明万历年间在陕西合阳县发现,它的故事几乎紧接着《熹平石经》。就在《熹平石经》刊刻而成的次年,黄巾起义爆发,数十万人揭竿而起,腐朽的汉王朝摇摇欲坠,而当时的关中也受到了波及,郃阳县郭家等人趁乱聚众造反,焚烧衙署。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朝廷紧急从河西征调来一名叫曹全的官员担任郃阳县令。他上任后,平息叛乱,安抚百姓,恢复生产,兴建城郭,让郃阳一县物阜民丰,安居乐业。次年,这位堪称楷模的官员曹全病逝于任上,他的故吏和当地百姓纷纷捐资,于是就有了这通纪念其功德的《曹全碑》。

  很多来碑林的人会为《曹全碑》上的文字所着迷。它那蚕头燕尾、曲中含直、极富波折之美的一笔一划,无疑代表着汉隶的最高峰。可是当仔细去读文字的内容,我们却能够看到文字背后一个王朝江河日下的落寞。站在碑前,我们都遗憾于1800多年前那位伟大的书丹者和杰出的刻工,竟然没能够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而联想到在《曹全碑》刊立后不久,关中再度沦为兵燹之地,我们更不由得牵挂着他们的命运,并意识到这座几乎一字不缺的《曹全碑》能够完好流传至今天,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与《曹全碑》面对面的《司马芳残碑》常被参观碑林的游客所忽略,它其实与一位著名的三国人物有关,那就是司马懿。这座碑是1952年在西大街广济街口修理下水道时无意中被发现的,虽然仅残存了上半部,但有限的信息还是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这座碑主正是曾担任司隶校尉、京兆尹的司马懿之父司马防(“芳”与“防”或为异文)。司马氏一族在东汉一朝不过是名声并不显赫的地方豪族,从司马防担任京官开始,这个家族开始在政治舞台的中央据有一席之地,直到后来,司马懿通过政变攫取魏国权力,祖孙三代四人接力实现了魏晋更替、一统三国的不世之业。这些历史的源起,恐怕都能追溯到这座《司马芳残碑》上来。

  在《司马芳残碑》碑阴,刻着司马防生前的故吏,其中包括在史书上留名的韦诞、杜畿,他们则出身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这两大家族在唐朝繁盛至极,出了不少皇后、宰相、大诗人,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称,以至于现在的西安南郊还有韦曲、杜曲的地名。这两大家族的先祖在汉末三国竟然都是司马氏的故吏,这足以见得司马氏在家族政治上的树大根深。

  而就在《司马芳残碑》的斜对面,默默地立着一块字迹已经漫漶严重的圭形石碑,碑是前秦时所刻,碑主则是三国末期曹魏著名将领邓艾。邓艾是司马懿一手提拔起来的平民将军。他翻越崇山峻岭,偷渡阴平小道,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灭亡蜀汉的第一功臣,司马氏一统三国当有他一份功绩。但这位名将却在人生的巅峰时刻倏然坠落,为钟会所害,最终客死他乡,死后还背着叛国的罪名。直到晋初,由于不断有人为邓艾鸣冤,皇帝才同意为其立祠庙祭拜,这方《邓太尉祠碑》就是在陕西蒲城一座邓艾祠附近发现的。

  《熹平石经》和《曹全碑》见证了汉王朝的衰落与乱世的开启,司马氏和邓艾则成为三国时代的终结者。重访碑林,我意外地发现,碑林第三室内的四块碑石串联起来的,竟然是一个有始有终、前后长达百年的三国史。而它们共同的交集,就是这座纵使暂时失去盛世的光辉,也仍在传承着中华文脉的长安城。

  两位陈王的汉魏悲歌

  在城市的中心,一片11平方公里的大湖伸展开来,上面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小岛渚,风吹到脸上都能感受到丝丝水汽。若不是身临其境,你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并非一座江南小镇,而是豫南大地的一座典型的北方城市——淮阳。

  淮阳在河南并不算特别出名,来河南旅游的人们大多不会将这里作为首选,但是对考古、历史的业内人士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名。据文献记载,这里是上古时期伏羲定都的宛丘,至今当地仍存有太昊伏羲陵,接受民众四时拜祭。在淮阳城东的平粮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距今4600多年、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结构之丰富,规划之完整都令学界为之惊讶。在城中发现了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证明了这里曾经拥有高度繁荣的文明。

  但是淮阳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陈。陈姓在如今的中国是能够排到前几名的大姓,其来源就是周武王分封诸侯国之中的陈国。在风云激荡的春秋时期,陈国是一个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两头受气的小国,终为楚国所灭,但陈的国号却镌刻在这方水土之上,为后世所沿用。

  从汉末而至曹魏,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刘宠、曹植两位陈王在这里匆匆登场,又匆匆而逝。他们分属两朝,但处境相似,不仅毫无权力,还要时刻受到来自中央的警惕与约束。走在淮阳,回顾历史,这里似乎依然回荡着这两位陈王的乱世悲歌。

  弦歌台在淮阳龙湖的一座小岛之上,“弦歌”取孔子厄于陈蔡、弦歌不绝的典故,是为纪念孔子而建,而这座文庙在汉末时曾为武用。《元和郡县图志》载:“后汉陈王宠擅射,常于此教弩。”这里说的陈王刘宠,是东汉的藩王,汉明帝刘庄的五世孙。

  按辈分算来,刘宠是汉灵帝的叔叔辈,汉献帝的叔爷爷辈,比那个自号“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含金量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然而东汉承袭西汉,朝廷对地方藩王的监控和削弱不仅没有松懈,反而更为苛责。熹平二年,刘宠在陈国祭祀黄帝和老子,祈求长寿,但他的国相师迁却向朝廷打了小报告,诉刘宠有大逆不道之举。这次举报险些让刘宠遭遇牢狱之灾,所幸汉灵帝刚冤杀了渤海王刘悝,想息事宁人,没有深究此事,只是杀了和刘宠一起祭拜的前国相魏愔,算是提个醒。

  紧接着就爆发了那场著名的黄巾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大汉江山岌岌可危。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当朝廷有难之时,那些名义上充当国家藩篱的刘姓诸侯王们竟是眼看大乱将至,却无所作为。非是他们无所作为,实在是这些藩王平日里醉生梦死,形同傀儡,手中毫无实权,也根本无心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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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王刘宠却是一个另类,据《后汉书》载,陈王刘宠是个神箭手,手持弩箭,十发十中,而且全部射在靶子的同一个点上。这箭法比起同时代的吕布、太史慈来说,恐怕也是不遑多让。当时各地郡县在黄巾军的侵袭下,郡守县令大多弃城而逃,百姓流离失所。刘宠拿出了自己储藏的强弩数千张,武装起了一支军队,并出军驻扎在陈国的都亭。于是,“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而他训练弩兵的教弩台,就是如今淮阳弦歌台的前身。

  生逢乱世,作为唯一有军事才能,能够统兵讨敌的诸侯王,刘宠值得在史书上大书特书一笔。在刘宠的治理下,陈国一度成为军阀混战之中难得的避风港。但命运却是如此地吊诡,这位武艺高强、爱民如子的“神弩藩王”,却因为拒绝借粮而惹怒了淮南军阀袁术。于是袁术怀恨在心,派刺客将刘宠和他的国相骆俊刺杀了。对了,这个刺客,读三国的朋友可能不会陌生,就是杀了曹操父亲曹嵩后投奔袁术的那个张闿。

  刘宠遇刺让他和他练就的强弩军队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甚至《三国演义》都对此只字不提。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刘宠若是活着,未来的几分天下会不会有他的一席之地?但汉室的衰落已成定局,历史的大势是如此无情地不可逆转。

  就在刘氏陈国消亡三十多年后,时间来到了曹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淮阳迎来了一位新的陈王,他的封地享有陈地四县,邑三千五百户。这位王爷是当朝皇帝的亲叔叔,地位尊贵,名声远播,他的姓名甚至直到今天依然是家喻户晓。可是当陈国百姓见到这位四十一岁的陈王时,他形如枯槁、面如死灰、一派失意落寞的景象。活着,对他来说,简直形同一场煎熬。

  他就是曹植,魏武帝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魏明帝曹叡的叔叔,这些世人眼中耀眼的家世光环,反而成了曹植蹉跎一生的纸枷锁。十一年间,他被他的哥哥和侄子无情地驱逐、折腾,被凶恶的监国谒者监视、检举。他的封地多次迁徙。很显然,皇帝不希望他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以免跟当地的官员结成势力。但曹植的封地却多是贫瘠之地,“下湿少桑……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到了陈地,说明他的境遇已经开始变好了,但他的身体却已经一日不如一日。

  纵然被亲哥哥、亲侄子当贼一样防范,曹植依然心怀上阵杀敌、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他多次向朝廷上表,恳切地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心,请求能够给自己赎罪的机会,让他到抵御蜀、吴的前线去做一名小卒。即便不能“禽权馘亮”,也要“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减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哪怕“身分蜀境,首悬吴阙”,也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但曹植的请求却如石沉海底,杳无音讯。陈国,记录了曹植人生最后的光景。这年冬天,郁郁寡欢的曹植一病不起,终于带着他的满腹才华与这个冷漠的世界作别。

  曹植死后,人们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将他归葬东阿鱼山。但在淮阳县城南,有一座12米高的陵冢,也被传为曹植之墓,或为迁葬之前曹植灵柩暂时下葬之处,或为当地百姓纪念之衣冠冢,不得而知。因为曹植谥“思”,所以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思陵冢”。

  这座“思陵冢”如今被农田围拢着,人迹罕至,一片萧索,正如曹植在陈地的最后一年情境一样。他是如此的孤独而苦闷。然而,当这些哀与怨、伤与痛、悔与恨都随着他的躯体埋入大地之中后,陈王曹植留给后世文人墨客的,依然是那个潇洒奔放、一醉方休的少年形象: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李白《将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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