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中，小个子男人和他信仰的宗教、雕刻的人头浮雕是富有象征意义的。珞巴人是西藏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直到20世纪中期，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生活方式和文化水平都比较原始的珞巴人，与村里的主流人群格格不入。但是，珞巴人有原始的强劲的生命力。说汉话的麻风女多次提到小个子男人是个能干的人，她为他是孩子的爸爸而骄傲，同时，小个子男人在村里还有很多的孩子，他的妻子也生育了六个孩子。珞巴人通过原始的宗教信仰和旺盛的生育力，对抗着麻风病的折磨和麻风村的死气沉沉。他们是主流之外的，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一股力量。
三条叙事线索并没有清晰地区分，它们夹杂在一起，使文本显得混乱，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然而故事本身是完整的。三条线索涵盖了麻风村的众生相。不管是外来闯入者，本地的麻风病人，还是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想要对抗这种极端的生活环境，然而他们的自身状况和认知局限决定了他们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所有的抗争是都无力的。
《虚构》中三条叙事线索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然而作者以《虚构》为题目，他的目的不在于玛曲村的故事，而是去否定这个故事，打破自己创造的意义。在这里，作者运用了“元小说”的叙事手法，表达了小说即为虚构这一观点。传统小说往往关心的是人物、事件和故事的意义，而元小说则更关心作者本人是怎样写这部小说的，它告诉读者作者的创作手法和创作过程。马原自我否定的叙述策略，也就是“元叙述”部分显得较为刻意生硬，更像是故弄玄虚，为了形式而形式。反而故事本身，对人性在极端环境中的挣扎和异化的探讨更加深刻。
《虚构》在形式上的探索是向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学习和致敬，然而它在思想内容上与后现代主义相去甚远。上文中提到的法国新小说，马原在表现形式上对其多有借鉴，然而新小说的思想内核是注重写物而非写人，不再把人作为小说的中心。《虚构》还是在描写人性，只不过是把人放入了极端环境中来写。在《虚构》产生的年代，这种形式上大胆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陈晓明指出：“在那样的时期，马原突然远离意识形态中心，他把文学写作完全变为是文学自身的事，变为是小说自己的语言和思考。这是个巨大的历史断裂，文学可以远离现实，与时代精神没有关系。当代文学一直呼唤文学脱离政治，文学向内转，作家的主体意识……等等口号，只有马原这里才真正开始这个深刻的历史转型。”[4]
马原的《虚构》在形式上的探索和对极端环境中人性的深刻挖掘，使其成为中国先锋小说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其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3]曾繁仁.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陈晓明.虚构的圈套与诡秘的体验——重读马原的《虚构》[J].扬子江评论,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