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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复制的《情人》
《情人》“灾难般”的成功使玛格丽特·杜拉斯几乎在一夜之间饮誉全球，成为成千上万的文艺青年的文学偶像，他们谈论她、模仿她。《情人》也迫使一贯轻视杜拉斯的专业读者重新审视杜拉斯。数不清的文艺女青年要死要活，要像杜拉斯那样生活，她们肆无忌惮地要得到爱情、满足欲望、抽烟酗酒，更重要的是获得声誉……根本上讲，作家的生活是无法被模仿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杜拉斯依然是杜拉斯，而不会出现杜拉斯二世或者三世。
杜拉斯的生活与写作是一种互文，也是相互混淆的。对她而言，写作是对生活的肯定，写作是对生活的否定;生活认可作品，作品承认生活。回忆的片段和欲望的火焰，具有双重性，既属于生活，也属于写作。她说：“我无时无刻不在写，我每时每刻在写，即使在睡梦中。”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所有生活和写作表明：杜拉斯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已经用书籍取代了自己的存在。
关于她的生活——这些有据可查的生活，不外乎生卒、在印度支那的生活、参加抵抗组织、结婚生子、与若干个情人之间的风流韵事以及她各个时期的工作：导演及作家要做的事。
1914年，她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即越南西贡)，她的童年是一个由水包围的世界：暴雨、江河泛滥、三角洲、湄公河，被水淹没的风信子……父亲先后做过中学校长和殖民地的公职人员，母亲是当地小学的教师。她有两个哥哥。杜拉斯的童年即与中国结下缘分，他们一家在夏天的时候坐上三天的火车，来到中国云南的山里避暑，杜拉斯清楚地记得她在中国山中的日子：她和两个哥哥在那里捉蛐蛐。1921年她父亲去世，家庭陷入相对困顿之中。母亲越发重要，她威严古板，是绝望的化身，《情人》中写道：“有一个绝望的母亲，真可以说是我的幸运，绝望是那么彻底，向往生活的幸福尽管那么强烈，也不可能完全分散她的这种绝望。”
1924年杜拉斯分别住在金边、永隆和沙沥。12年那年，她读过《悲惨世界》和一些爱情小说，便萌发了想要写书的念头。16岁那年，杜拉斯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帮助她家渡过难关，也成为她的第一个也是终身难忘的情人。当然，这并不一定是真相。也许这一履历和《情人》共同编造了杜拉斯的谎言，成就了杜拉斯的传奇。17岁的杜拉斯回到巴黎读高中，她优雅迷人，并会测试自己的诱惑力，迷得周边的小伙子们晕头转向。1933年，19岁的杜拉斯在巴黎大学就读，漂亮而放荡，罗曼史层出不穷。1939年，她与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后者是她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1942年，她认识了迪奥尼·马斯科洛，觉得他是“美男子，非常美的美男子”。随后两个相爱，半年后，玛格丽特引见迪奥尼认识了昂泰尔姆。她与马斯科洛生下唯一的子嗣——她的儿子让·马斯科洛。
1943年她参加莫尔朗(即后来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密特朗这样回忆道：“1943年，她很年轻、很漂亮，她很有魅力，也常常施展她的魅力……是的，她就是这样，已经有一点我们在她身上都见识过的爱操控的个性，她统治着她的小世界，我们都愿意接受，因为我们爱她。”同年，她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父亲故乡的一条小河的名字——杜拉斯，我们现在称她为杜拉斯，就是在说一条河?
她性格鲜明，让人既爱又恨。她的朋友鲁瓦描绘了一幅她的肖像：“她个性莽撞，激情澎湃常常惊世骇俗，有无穷的迷恋、胃口、热情和惊喜，她有山羊的坚韧、花朵的天真、猫的柔媚……她不可模仿，既是可笑的女才子，又是拿着小砍刀、拎着小篮子去田间干活的淳朴农家女。”
她是一个永远充满欲望渴望爱情的女人，因此对她而言——年龄不是问题。1980年，不到27岁的大学生扬·安德烈亚闯进了她的生活，而她已66岁，他成为她最后一位情人，一直陪她走完了82岁人生。她爱上了她的爱情，他爱上了她的书。而我们知道，扬是一个同性恋者。当杜拉斯带了扬到处抛头露面时，有记者提问：“这总是您最后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回答：“我怎么知道呢?”直到1996年3月，杜拉斯与世长辞，人们才能确切地说她与扬的爱情真是杜拉斯的最后一次爱情。杜拉斯坦陈她的生活就是一部译制片，“剪辑糟糕，表演拙劣，粗制滥造，总之是个错误。”
对于杜拉斯的生活，我们的印象无外乎放荡不羁。但是事实上，杜拉斯的一生都用来写作、拍电影。对于写作的职业性，她视之甚苛：“如果是作家，就要二十四小时都投身写作，否则就不是。”?她时时体悟到作家的孤寂：“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当写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后，作品就肆无忌惮地吞噬了生活，这一点，在杜拉斯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也许从十五岁起(谁知道呢)，对于玛格丽特·杜拉斯来说，除了写作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写作是她的“内心命令”、隐秘的召唤、激情的勃发，是一种迷人的声音和自身存在的标记，直到写作《情人》，她才确信这一点，即便在此之前她是如此自信地对待自己的写作。她认为：“在体验《情人》时，我应该体验尚未定型的写作……就是那个头戴男式呢帽、脚穿舞会皮鞋的大胆和放肆。”
1983年，杜拉斯准备和儿子让·马斯科洛一起做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关于她自己的一本相册。那些零落在生活和文章中的老照片对她而言非常重要，有几张少女时代的照片，她甚至认为“没有它就不可能生活下去”。当时这本书被命名为《绝对相薄》，为了让儿子开心，她要给自己一生杜撰一些传奇的文字，她要写一些东西，她试图寻找失去的时光，也许普鲁斯特启示了她。她奋不顾身地把试图淹没她的一切写下来。
杜拉斯想象到她一生中最为绝妙的照片没有被拍下来，“那张绝妙的照片，或许是不可能被拍到的，它并不惹眼。它并不存在，但它本该存在。它被忽略了，忘记拍摄了，没有清晰地留下来，没有被取走。”杜拉斯从缺失写起，从虚幻处入手。一切变得有了方向，她要找的，或许就是湄公河轮渡甲板上那个十五岁少女的照片。“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候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是《情人》的开篇，这是杜拉斯的传奇。接下来，宏阔叙事展开了，身份不定的叙述者追溯往事，真真假假，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虚构。杜拉斯沉浸在疯狂的写作之中，她感受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我一直梦想行云流水的写作，但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过，突然，在我只想准确地还原记忆别无他求的时候，我做到了，我感觉我做到了。”只用了短短三个多月，杜拉斯完成了《情人》。1984年，一直出版塞缪尔·贝克特、罗伯·格里耶、克劳德·西蒙等新小说作品的午夜出版社出版了《情人》，11月12日，它荣膺了龚古尔文学奖。有人说这是对她1950年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未获该奖的补偿，而我完全赞同龚古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决定：它在最恰当的时机嘉奖给某位作家最高成就的作品。
如果实在要描述故事的话，《情人》就被破坏了，被撕裂了。假如故事梗概存在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小说讲了十五岁半的小女孩(请注意，她并不一定是玛格丽特，她是叙述者，她是第三人称，她是第一人称，她是作者，她也是人物……)在回家的渡轮上遇到了阔少东尼，那时家里非常贫穷。母亲是小学教师，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哥玩物丧志，几乎快把家败光，中国人东尼邀请她坐他的车送她回家，年轻的她答应了邀请。叙述者用晦涩的手法描写了当时的场景，很快他们就陷入到欲望之中，也许还有爱情，这说不清也道不明……中国情人替她的大哥哥还赌债，母亲不喜欢黄种人，但却因为钱而不再对女儿做太多干涉，以至于她不去上学，校方通知了母亲，问是为什么时，母亲也隐瞒了实情……情人并不是《情人》的主题，写作是唯一的主题，时光是隐藏起来更为重要的秘密主题。
乐于打探作家隐私的传记作家们信誓旦旦地说，杜拉斯的中国情人真的存在过，他叫黄水梨，他家蓝色琉璃瓷砖栏杆的房子正对着河水。1991年，为了继续制造谎言或揭示真相，杜拉斯写作了《中国北方的情人》。她煞有介事地说：“有人告诉我他已死去多年。那是在九〇年五月……我从未想到他已经死去。人家还告诉我，他葬在沙沥，那所蓝色房子依然存在。”这似乎又从侧面证明了中国情人的真实存在。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作为小说家，杜拉斯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
为什么《情人》能成为广大读者的“大众情人”而被争相阅读呢?我想从文本和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也并不复杂。这是一个介乎于“我”的自传生活与“我”的写作故事之间的一种叙事，它在这两者之间游移不定，摇摆前进。作者、叙述者、“我”、作品人物身份均不明晰，这些故意的“含混不清”鼓励了读者继续探究甚至决心融入叙事整体的愿望。文本内外，写出过的和生活过的世界，作家与作品交融过程中微妙的情感波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情人》形成了一种迷离的幻象，也使文本获得了巨大的张力。暧昧促使人们想象，多义也启动了读者猜疑和植入的热情。一方面，读者试图植入其中(男读者对应那个中国男人，女读者对应那个小女孩)，但这一要求又是被排斥的，你会发现你常常被无情地丢弃在文本的旷野之上;另一方面，假如一个不喜欢胡思乱想的读者，他只是想做一个客观的冷漠观察者，他也很难得逞，因为杜拉斯似是而非的叙事又不停地来挑逗你、引诱你，让你进入她所创造的星球之中。这是一个完美无缺而又被隐藏至深的叙事策略，这一点甚至杜拉斯本人没有清醒意识到。这一叙事策略在冲突中实现了文本的推进，既肯定，又否定。它在现实和超现实之间迅速切换，它有时在坚实的土地上行走，有时在天空中飞翔。这种策略，这种矛盾，使《情人》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以《情人》中话总结《情人》，我以为这句话再恰当不过了：“我以为自己在写作，却从未写过，我以为自己在爱，却从未爱过，我什么事也没做，只是在关闭的门前等待。”
2 “今天，妈妈死了……”
如果要我向今天的或者未来的读者说一说20世纪人类的精神状况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他看一看加缪的《局外人》，这是一部中篇小说。从这部作品中，你会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精神世界或多或少的真相。
作为一名作家，加缪的名字曾两次成为世界各国大报头版的醒目标题。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因为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种真正的道义的介入推动他大胆地、以全部身心谋求解决生活上的各种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阿尔贝·加缪荣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0月16日，当加缪得知消息时，正与朋友在巴黎的一家餐厅用餐。他顿时脸色煞白，极度震惊，同时这个消息也震惊了巴黎和欧美文化圈。它出乎人们意料。加缪没有经过任何重要团体的推荐，而是瑞典文学院直接评选出来的，而且他战胜了九位法国候选人，其中几位更是声名显赫、地位更高的大师，比如马尔罗、萨特、圣·琼·佩斯、贝克特。更为主要的是他还太年轻，只有44岁。他成为了这个奖项(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至今这一记录仍旧没有被打破。
两年后，也就是1960年，他再次引起全世界人们的关注。1月4日，他遭遇车祸身亡。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噩耗，正在闹罢工的法国广播电台，特别播出了哀乐……
时光回溯到1940年5月，在德国入侵法国前夕，加缪在《纪事》中写道：“《局外人》已完成。”那一年，他只有26岁。他在《巴黎晚报》工作，具体负责第四版的拼排。他从法属北非殖民中心阿尔及尔来，他既是法国人，也是阿尔及利亚人(1962年，在他去世后两年，阿尔及利亚才正式独立)。他少年时父亲就因战争而丧命，他童年少年时期是在贫民窟中度过的。在那里他是年轻知识分子中的著名人物，他身兼数职：作家、政治活动家、演员、导演、撰稿人，有时还是风流倜傥的唐璜。在冷漠阴沉的巴黎，谁都不认识这位未来大师。
从1937年起，加缪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幸福之死》，同时他在着手另外一部作品，即《局外人》。《幸福之死》的主人公叫梅尔索，《局外人》则是默尔索，拼写上仅有微小的差别。
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同事比巴斯卡尔·比阿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局外人，是一个“荒谬的人”的活标本。1938年到1939年间，他开始有意识观察这一类人群。1939年10月30日，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另一种生活——一种全新的存在状态。他写信给他的女友：“整个下午，我翻出了两手提箱的信件，并把它们付之一炬。那真像一次狂病发作。我什么人也没有放过——那些对于我来说是最亲切的人，那些捧场的人，那些令我感动不已的人……全烧了，在我心里，我减去了过去的五年。”他的精神状况正是即将诞生的主人公默尔索的镜像。
到巴黎之后，加缪先是住在蒙马特尔高地附近的一间旅馆。从山坡望去，巴黎像是“雨下的一团巨大雾气，大地上鼓起的不成形的灰包”。他这样写道：“在这阴暗的房间里，在一个顷刻间变得陌生的城市的喧闹声中突然醒来，这意味着什么?一切都与己无关，没有亲人，没有地方可以愈合这个伤口。我在这里做什么?这些人的动作和笑容有什么意思?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仅仅是一片陌生的景物而已，我的内心在此已无所依托。与己无关，谁清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这种内心状态恰恰是《局外人》默尔索的状态。这里的生活有助于他创作《局外人》。后来，他搬到了马蒂松旅店。他在卢浮街的报社里上班。这些日常的生活氛围成为《局外人》的基本色调。
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局外人》的意思呢?加缪以为是这样的：我承认这句话违背常理，即“在当今社会中，在自己母亲下葬时不落泪的人可能会被处死刑”。当时我想说的仅仅是书中的主人公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不玩花招。
“今天，妈妈死了……”这句经典的开场白让人久久不能释怀，迄今为止依然熠熠生辉。《局外人》只是一部规模有限的中篇，作品的中心内容是一桩命案和围绕它的法律过程，唯一的观察者与感受者默尔索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职员。他对于周围的人与事、对自己的生活、前途命运都是冷漠、超然、无所谓的。“我怎么都行”就是他遇事表态的口头禅，即便最后在法庭上，精神上被无端指责，依旧岿然不动。加缪并非要把默尔索视为一个懒惰无聊、冷漠孤僻、不近人情、浑浑噩噩的人，一个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生存适应能力的废物，而恰恰相反，默尔索身上有一些简朴但优雅的高尚品质：他不耍花招，他拒绝说谎，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这一独特的存在状况，加缪认为，默尔索的那些行为表现只不过表明了“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
默尔索在临死前拒绝对神甫忏悔、拒绝皈依上帝，他慷慨陈词，我们这时就能清楚他洞察体悟了什么：他看透了司法的荒诞、宗教的虚妄、神职人员的虚伪，还看透了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所有的人无一例外会被判处死刑”。参悟人生的本质，他当然地去除人类生活种种诸如浪漫、悲伤、夸张的情感标识，从而采取了零度冷静(在外界看来是冷漠无情)的生存状态。那些处心积虑、急功近利的蝇营狗苟更不是他所能考虑的。
《局外人》发表后，当时巴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领袖萨特就对它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同时，他们迅速地发展了友谊。萨特比加缪大八岁，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要比加缪大得多，正是萨特对加缪早期作品的评论为加缪迎来了更多的认可和读者。加缪1935年就参加过共产党，一直在通过戏剧、报纸等手段进行反法斯西活动。1944年，反对德国对法国占领的抵抗活动进入高潮，萨特通过加缪主持的地下报纸《战斗报》介入抵抗运动，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战斗”。战争来了，又走了。两人的政治立场也逐渐产生了分歧，法国共产主义逐渐成为了加缪的敌人和萨特的行动指南，是政治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又是政治让他们各奔东西，并最终反目成仇。没有什么比萨特1952年“致《现代》杂志主编”这封公开信影响更大的事情了，萨特粗暴地公开了他们的决裂，法国各大报纸都兴高采烈地登出“萨特Vs加缪”的广告，两人终于反目成仇……当时下三流报纸的《周六之夜》也不甘寂寞，除了在头版以几张美女做装饰之外，在第二版以赫然的大标题刊登：萨特和加缪断交已成定局。
他们的交恶史成为20世纪法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表出版了不计其数的研究文章和书籍。但我以为他们依然是朋友，这是一种别样的友谊。
1960年，萨特在加缪去世的第二天，出版了六十本样册，其中有一本样册中夹了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信中加缪写道：“亲爱的萨特，我非常感谢你给我寄来的钱。我也希望你和你的海狸能多出好作品。嗯，由于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做了一些糟糕的事，糟糕到我都无法入眠。你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邀请你来和我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友谊长存。加缪。”这根本就不是两个敌人之间的对话。随即，曾经的朋友和论敌萨特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文字：
我和他，我们闹翻了：闹翻，这没什么(即使两人再不相见)，还有另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方式，在这个我们生存的狭小世界上并不会失去踪迹。我仍然会想着他，感到他的目光注视着他阅读的书页、报刊，我不禁自己对自己说：“他对此会有何想法?他此刻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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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局内人
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我又一次阅读加缪的《局外人》。
是的，这是令人震惊的小说，但阅读者必须是局内人，而绝非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又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一小撮，他们的声音与动作是异于大众的，但又是微不足道的。即便人群中有人注视到他们的呼喊，也只是一少部分人，甚至仅仅是整体中的这一小撮中互不相识的人。他们可以冠以艺术家的头衔，但这种说法太宽泛了，并没有本质地表达出他们的气质。他们可以说是一类人，但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这一小撮人被这个社会或某一个时代称为局外人。这不是他们的错，同时人们的误解将永远存在。因为在我粗略的观念看来，被划分即是宣言他们是非众的族类。用某种手段，以某一模糊的界线把这些人划分出来，就是从事实上确认这是矛盾，这是对抗。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中，众人取得主流与时代的胜利，而局外人也可能获得不朽与灵魂上的胜利。
当默尔索说：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这时，作为局外人中的局内人，正在阅读的读者来说，内心不禁为之一震：这太危险了。我知道这些局外人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渴望沟通与理解的心灵会大失所望，他们面临的唯一选择仍只是回到他那蹩足阴暗的藏身之地。然而唯一值得读者庆幸的是，默尔索即将走向死亡，他的愿望是让更多围观的众人目睹生命的消亡。我在此默默祈祷，祝愿亲爱的默尔索先生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一帆风顺。如果出现意外情况，默尔索先生冷静而从容不迫的态度将彻底崩溃。新一轮的西绪福斯神话即将上演。
伊壁鸠鲁说，人有办法应付一切;但是面对死亡，我们都同样像那些被拆毁了的城堡中的居民。不是吗?只不过默尔索先走一步而已，我们迈向死亡的脚步从未停止。
因为阅读《局外人》，使我想起：我曾经热情地考察过普鲁斯特的写作状况。普鲁斯特的病情要求他与社会、与生活完全隔离。那么他是如何完成《追忆似水年华》创作的呢?七大卷，事无巨细。我一直认为他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几乎是神所授予的。当然，这只是一种虚拟而含糊的陈述。而事实上，每一个被囚禁的人都有自己丰富的天空，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为他自己制造了一个宇宙，这个宇宙并不比他从前的生活逊色。
《局外人》给我一个答案。小说中的默尔索被关在牢房后，起初无所适从，后来终于找到了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回忆。他回忆从前所住的房子，在想象中完成他的世界:每一件家具，家具上的每一件物品，每件物品的细微部分，甚至一道裂缝、一条缺口。默尔索终于恍然大悟: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监狱里过上一百年。对马塞尔来说，他叩开那扇追忆的幸福之门是必然的，并不存在什么机遇与幸运。他这样说道：生活在什么地方筑起围墙，智慧便在那里凿开一个出口。即便是我，年轻时出入于巴黎上层社会，有敏感的神经，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和文学眼光，再把我囚禁在阴暗的屋子里，我也会如期地叩开那扇神秘莫测的大门，我也会完成我的巨著，一本以追忆的方式完成叙述的书。
囚徒的天空是无限延伸的一种可能。在他的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发生，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一世界的创造者和唯一现实生活者。
凡是生过病、长期(至少以月计算)孤独地躺在病塌上的人都知道，我们在那时往往会陷入对往昔生活微妙细节的狂想之中而一发不可收拾。在脑中完成的世界足以与现实的疾病相抗衡。从这时起，你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说家了，你以现实为基础，仅有的一点现实就是你无限想象的源泉。在一块小甜点、一杯咖啡上，你就可以演奏出不朽的乐章。从一件最为微不足道的事物、一件小事出发，诗意逍遥地穿越无限的时光，此刻你拥有足够巨大的想象的彩翼，它们将带着你穿越生命的恐惧和生活的无奈，去天堂，去地狱，去你任何想去的地方。
世界上所有的天空之中，唯数囚徒的天空最为广阔。他——一个作为生命而存在囚徒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