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开始反思我的文化资源和生存环境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鲁迅——是的，即使是我尊敬的鲁迅先生，也仅仅是一盏在黑暗中随时可能被风吹灭的蜡烛，而不是一道照亮黑暗的夜半的闪电。鲁迅那嬉笑怒骂的“魏晋文章”，尽管能够见血封喉、让敌人闻风丧胆，但它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每一次的与敌交锋，都让自己元气大伤。“爱”在鲁迅的文字之中，虽然像金黄的树叶一样时常闪现，却稍纵即逝，没有连缀成一道永恒的风景线。太深的伤口和太多的怨恨，以及如他自己所说的、驱之不去的“鬼气”，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
这是鲁迅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文化本身的悲剧。
如果说，鲁迅对我来说，意味着一捧在最干渴的时候遇到的泉水;那么，我在畅饮完它之后，还将去寻找一眼能够汩汩地冒出甘泉的井。这口井就是爱，就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是安徒生、朋霍费尔和特蕾莎修女们。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人——左拉因写作《我控诉》而被迫流亡国外，他愤怒地控诉，是因为爱，爱那个素不相识的、含冤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罗素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研制核武器而入狱，他激越地抗议，是因为爱，爱被笼罩在核阴影下的每一个生命体;索尔仁尼琴因发表《古拉格群岛》而流亡西方二十多年，他无畏地揭露，也是因为爱，爱那些在集中营里死去的和还活着的同胞。
表面上，与安徒生、朋霍费尔、特蕾莎修女们的宽容、温和、悲悯不同，左拉、罗素、索尔仁尼琴们是愤怒、尖刻、锐利的。但是，在左拉、罗素、索尔仁尼琴们的愤怒、尖刻、锐利的背后，有着大爱、大牺牲、大奉献。他们不是一味的愤怒、尖刻、锐利，相反，愤怒、尖刻、锐利仅仅是一个悠长的乐章中的山重水复、峰回路转而已。不是愤怒、尖刻、锐利控制着他们，而是他们的心灵控制着这些情绪。他们正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张力之间艰难地写作。与安徒生、朋霍费尔、特蕾莎修女们相比，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上另一道同样绚烂的风景。
他们在这样一点上是一样的：他们的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同构，他们沐浴在阳光之下，也沐浴在爱之下。
这样的写作是我所仰望的写作，也是我所追求的一种写作状态。
这样的生活是我所崇敬的生活，也是我所期望的一种生活状态。
虽远远不能达到，但心向往之。
最近一年多来，我开始吸取全新的精神资源，开始调整固有的文化结构。我一点点地减少自己在生活和写作之中的傲慢、独断、怨恨、轻蔑这样一些情绪和姿态，而以爱、谦卑、同情和怜悯这样一些内在的质素来替换它们。
每一点点的进步都是艰难的——我要像关公刮骨疗伤一样，刮出自己身上的文化毒素。我还得直面刮毒的整个过程，而不能通过诸如与旁人下棋之内的办法来转移注意力。
在刮去毒素的同时，我让自己站在阳光下，沐浴着阳光，沐浴着爱。
阳光和爱是最好的药物。
爱、谦卑、同情和悲悯，是我自身精神结构中匮乏，也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度的文明状态中的匮乏。
我像一个沙漠中的饥渴者一样渴求它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和同胞能够感知和获得它们。
这几年来，我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些漩涡和纷争之中。羞辱和误会、嘲弄和冷眼，都成了家常便饭。我一度苦恼，一度怨恨，一度心力交瘁，也一度心灰意冷。但是，最后我终于站稳了，而没有像围观的看客们所盼望的那样倒下去。我变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幸福。我不再害怕敌人的明枪和同伴的暗箭，有了“爱”的盔甲，我刀枪不入。同时，我的创作能力也飞速增长——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神灵指挥着我写作。我不知道疲惫，也不感到匮乏。
在这一“大换血”的过程中，我的文字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我指的不仅仅是文章的语言风格，更是文字骨子里的东西。
回顾几年来的人生道路和写作道路，我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脉络：
《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是第一个阶段——那是青春的激情和孩子般的单纯，那是一种天然的对邪恶的直觉和对真理的渴求;
《说，还是不说》和《想飞的翅膀》是第二阶段——那是沉默之后言说的欲望，那是沉潜之后飞翔的梦想，那是对常识的捍卫和对启蒙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