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日本依然是一道“迈不过去的门槛”。虽然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几乎家家都有三五件日本生产的电器产品，但在网络上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与愤怒，却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日本仍然是中国人心灵深处一道隐隐作痛的伤痕。
“理解日本”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似乎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定性的回答。毫不夸张地说，普通的中国人对日本比对欧美还要陌生。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九九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这是对昔日川端康成在同一个地方所说的“美丽的日本”的反动。这位戴着宽边黑色镜框的眼镜、头发灰白的作家，横眉与俯首的气质都像是生活在鲁迅的时代。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大江精辟地指出：“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也许，没有一个词语比“暧昧”更适宜于概括日本的了。这种“暧昧”大大增加了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理解日本的难度。
当年的中日之战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这样说，直到今天，战争的内在动力并未得到完全的根除。在许多作品中，大江健三郎坦诚地回顾了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残缺”，并深刻地反思了近代以来日本走向战争和侵略的根本原因。这位深切关注心灵和人格健全问题的人文主义者，同时也是本民族痼疾的勇敢揭示者。有日本人辱骂大江是一个“卖国贼”，其实没有人比他更爱日本了，只不过他以一种严厉批判的方式来展示这种爱，正所谓“责之切，爱之深”也——大江健三郎所尊崇的鲁迅，也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来爱自己的祖国。他们不怕因此而遭到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解。
在中国和日本，狂热而盲目的“爱国贼”都很猖獗，他们俨然以“民意代表”自居，这对两国来说都是祸而非福。大江健三郎偏偏逆流而上，他认为日本的孤立是自己造成的：“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人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这种“孤立”并不“光荣”。明治以来，日本政治家即号称要“脱亚入欧”，然而迄今为止日本既无法“脱亚”也无法“入欧”。迈克尔·杰克逊可以把自己的皮肤洗白，但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够将自己由黄种人漂白成白种人，日本列岛也不可能由日本海漂流到美洲或欧洲。既然作为亚洲人和亚洲国家的命运无法改变，日本就必须学会如何与亚洲各邻国和平相处。
那么，作为一名有历史感和良知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如何应对日本本身的“暧昧”特性呢?日本民族有没有可能在忏悔和道歉之后获得精神的新生呢?对此，大江指出了作家的责任：“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着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之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身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他无怨无悔地成了一名日本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派”——真理往往被这样的少数派掌握。这究竟是真理的幸运呢，还是真理的不幸?
同样的道理，作为一名有历史感和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又应当如何应对中日之间的历史的鸿沟和现实的冲突呢?在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张力之间，如何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呢?在我看来，和解的第一步是了解。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历史在应对西方冲击的时候都呈现出了“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的复杂面貌。日本率先实现近代化，转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绊脚石。出于侵略中国的目的，日本政府及民间对中国展开了极其详尽的研究。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其所著的《日本论》中写到：“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之上、每部都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中国被日本逼上战场的时候，中国却连几个像样的“日本通”都找不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信心说自己“真正了解日本”的人寥寥无几，黄遵宪、梁启超、郁达夫、王芸生、蒋百里等人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而蒋百里更是一位被后人遗忘的先知。
蒋百里是民国时期中国最优秀的军事理论家。名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一九0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赴日本，先后入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学成归国后任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旋赴德国实习军事。一九一二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一九一四年后曾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官、黎元洪总统府顾问等职。一九二五年任直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一九三三年再次赴日考察，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拟就多种国防计划。蒋百里是最早意识到全面抗战必然爆发的中国将领之一。一九三五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次年春赴欧美考察，倡议发展空军，建设现代国防。一九三七年发表代表作《国防论》。抗日战争爆发后，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一九三八年八月任代理陆军大学校校长，不久病逝，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一生著述宏富，其军事著作大部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
在蒋氏丰富的著作中，有一本名为《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的小书。这本仅有几万字的小册子，高屋建瓴地对日本的历史、现实与民族性格作了描述和分析，对中日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也进行了独到的预测和研究。在这本奇特的小书中，“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抗战思路已经呼之欲出。
关于写作这本小书的缘起，蒋百里在结尾处讲述了一个似乎是寓言的故事：
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下午，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那灯光找人家问路，哪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
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钟)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须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那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进客厅坐一坐，等车。
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那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如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茫无头绪。我十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
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片断的摘出来而稍加整理的。现在不敢自私，把它公表，不久德文原本也快出来。
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行，而且郑重的警告我：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据蒋百里自己说，这位德国老人曾经是德军驻青岛海军基地的舰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趁火打劫攻击青岛，他当了日本人的俘虏，被囚禁三年之久。从此，他潜心研究日本的历史与现实，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学家”。
至于这位德国老人是真有其人，还是蒋百里虚构出来的“假语村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蒋百里在这本书中发出了先知般的预言：“缺乏内省能力的日本国民呵，身长是加增了，体重是仍旧，这是一件怎样严重的象征!向外发展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必定要栽一个大筋斗!”与此同时，日本军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无忌，没有多少日本人愿意倾听这样的忠告。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蒋百里的这一对日作战方针，最终被蒋介石及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所采纳。八年之全面抗战即以此指导原则来展开。蒋介石必胜的信心正建立于此。曾经在缅甸战场作战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对日本之好勇而不必好血》中评论说：“一九三七年，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和他讲和。’他的想法则是中国地广人多，被侵略而自卫必得道多助。这也是蒋介石的一贯方针，几十年之后使我们惊讶的是：他这方针早已一字一句在战前写出公布，其中尚有一句：‘除非日本真能在十天之内灭亡中国，要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嘱盼日人注意。八年抗战期间，他的情绪确有不定的时期，但是他的决心曾未放弃，他叮咛自己不要一死报国，可见当日他顶当危局任劳任怨比一死报国还要困难。白修德在抗战期间暴露中国的弱点不遗余力，可是他也在一九四三年写出：‘这支军队能支撑着抵御日军达六年之久乃是奇事之中又最为特出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抗战乃是对中国这个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次血的考验。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光阴似箭，抗战胜利至今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的时间。然而，那段历史依旧是一笔未被全面开掘的宝藏。第一流的历史学家的意义，不在于考证死去的史料，而在于让历史说话、“让历史告诉未来”。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邻居?在去日本实地观察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前人已有的心得。中日之间能否永远告别战争，取决于日本，同样取决于中国，正如黄仁宇所论：“在此千言万语，我只着重以三十年代及一九四0年间的艰困中国尚能咬紧牙关挣扎，度过危机。则今日青年研读这段纪录，不可能再失去自信。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好勇好血的言辞，而是纪律与组织。有此自信即不容易为少数有煽动力量的言辞感到惶惑。也不至于无端放弃中国传统之人本主义的精神，招怨树敌。中国与日本无永远的冤仇。”这位曾经亲身参与那场发生在缅甸的血战的历史学家，在赫逊河畔拉开了历史的视界，给那场战争以一个中肯的注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了解日本”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和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职责所在。长期以来，我对日本文化、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和中日关系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我也曾经写过许多文章讨论这些问题。虽然我有不少的日本朋友，但我对日本并没有切身的、感性的体认。终于，一次直面日本的机会来临了：二00三年九月，应日本参议院议员田英夫先生之邀，我随同大型电视记录片《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摄制组访问了日本。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先后访问了日本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先后采访了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工会领袖、二战老兵、民间和平友好人士、作家、大学教授、法官、律师、记者以及普通民众等近百人。每一天都有新的体验，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如此深入而广泛地接触日本社会，即便是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留学生和其他人士也难以做到。经过这次访问，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不了解日本，我更知道了解日本并非易事。而在我看来，“了解日本”乃是“关怀中国”的重要环节。
在日本访问期间，无论是行走在人潮汹涌的东京银座大街上，还是漫步在间人半岛宁静的海滩上;无论是日本的青年精英畅谈国际关系，还是倾听当年的侵华老兵讲述战争经历;无论是向餐馆老板学习寿司的做法，还是观察商店里挑选精美饰品的少女，我都愿意以一颗柔和谦卑的心去观察日本的民情民意。我同意黄仁字先生所说的“中国与日本无永远的冤仇”，因为仇恨不仅伤害对方，也伤害自己。中日关系，其实可以迈向一个比仇恨、猜疑、冷淡更高的境界;中日民众之间，未尝不能相爱。
在这段旅途中，无须掩饰，我曾经有过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被那些和谐而良善的人性所打动。大部分日本人与大部分中国人一样，都是善良的、有爱的能力的好人。我看到了搀扶中国慰安妇走进法庭的日本友人，她们说，“这是日本人应该做的事情”;我还遇到了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学者，他告诉我，“文学有让人相爱的力量”;我结识了到过中国的地方比我还要多的日本学者，他探访了数百位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我也采访到了多年来为和平呼吁的议员，她说：“日本的年轻一代应当学会如何与邻居相处。”日本是一枚水晶，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形状。
于是，有了这本小书。我以日记的方式展开记叙，许多内容都是回溯性的，是我回到中国之后根据笔记、谈话记录、书信以及参考资料重新整理出来的。我不断地修改和增补，在这个过程中，鲜活的记忆像流水一样涌出，就像乘坐新干线的时候，绚烂的风景像闪电一样从车窗外飞过。这些感触是真实的，是富于个人性质的，包括它的片面和错误。我忠实地写下自己的沉思、惊讶、愤怒、感动与误会，以及我在变化中的各种判断。
日本是一个与中国很相像的国度，也是一个与中国最不一样的国度。我们对日本的陌生并不值得骄傲，我们理应了解这个奇特的邻居。而这一切，仅仅是我认识日本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