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算是幸运的，当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台湾各界纷纷开展纪念活动，大陆传媒也出现了追思热潮，人们这样对待一位杂文作家，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前无古人”了。说他幸运，还不仅表现在人们对他的怀念，以针砭社会著称的柏杨，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曾经有过毫不留情的批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但没有被当作“汉奸”，最后却成了“英雄”，这种现象实在少见。
柏杨是传奇人物，一生历经了现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宁的变迁。年轻时凭一腔热血誓言“为领袖死”，中年因“假事自诬”被投入大狱，暮年独立于台湾现行体制之外，写下“只为苍生说人话”的感言。他本人很长一段时间在台湾被称为“活鲁迅”，主要作品《柏杨版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一直被海外华人誉为“最有价值”的畅销书。其中，《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以强力的鞭挞和无情的揭露，撕开了中国人普遍伪善的一面。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比作“酱缸”，对5000年文明史进行了颠覆性批判。
许多人认为，柏杨之所以得到中国人的广泛认同，一是他从不曲笔阿世，敢于说真话;二是他的文章始终洋溢着正义激情，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这样的评价是否准确不得而知，蹲过十年大狱的柏杨自然知道应该怎么说真话。也许，在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批判上、在以杂文为战斗武器方面，两者有一定的可比性，但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鲁迅与现代文化相伴而生，既是奠基人也是批判者，一直处于历史文化的坐标地位;相对而言，柏杨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历史沉重，他的形象很单纯，不过是有点顽皮，有点刻薄。
读过柏杨文章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他的批判点都集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各种现象上，几乎没有鲜明的道义感。行文方式朴素自由，文字诙谐率真，与那些被意识形态固化的作家相比，他没有把芸芸众生的问题提高到精英社会层次去感受，反而把一些貌似高尚和庄严的问题拉到了人性角度审视。因此，以小见大、于细微处显宏观，形成了“柏杨式批判”的特征。比如，他在《反撞大同盟》中说，“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他称赞美国是个让中国人自惭形秽的礼仪之邦，最主要的依据就是美国人遵守交通秩序。这样的“批判”很有个性，毫不掩饰自己的以偏概全和避重就轻，倒让人感觉煞是可爱。
自古以来，在中国想做一个说真话的人是需要勇气的，虽然历史上不乏敢于说真话的人，但总体上，除了一些像魏征那种“奉旨谏言”者和江淹那种善于虚美的文人，能得到上司赏识而善终的几乎没有。以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观察的透彻程度看，某种意义上的《丑陋的中国人》与其称作“犀利”，倒不如说更像个鸡毛掸子，因为他的“批判”精准到了只打扫某个灰尘颗粒的程度，对导致产生灰尘的现实问题从来避而不谈。李敖曾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称之诡诈圆滑，行事首鼠两端;其最后一任太太形容他看似愤世嫉俗、尖酸刻薄，实则是个乖巧谨慎、周旋于前房后房之间的男人。
据说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很清醒，他时常有意让自己的写作平民化，这大概是他的杂文富有感召力的原因所在，也恰恰是他“诡诈圆滑”之处。他抨击“脏、乱、吵”的陋习，痛斥传统文化为生蛆的酱缸，对诸如此类的现象表现得可谓声色俱厉。而事实上这样的“丑陋”早已为天下人共知，他所义愤填膺的不过是些鸡毛蒜皮、可有可无的小事。尽管如此，人们缅怀柏杨的理由也很多，一如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褒奖，然而其中最主要一条却没人说，人们爱戴他仅是因为近代中国真正的批评家实在少得可怜，除了他和鲁迅再找也只能是“愤老(愤怒老年)”李敖了。泱泱大国13亿之众，百年来只有几个人敢于公开向自己的同胞“拍板砖”，连专拣琐事的唠叨都能让人视作勇敢，这究竟是柏杨的大幸还是不幸呢?
实事求是地说，柏杨是个世俗社会批判者，也是个世俗社会的践行者，就像他满口不离传统文化又时刻在痛骂传统文化，临终前也没有忘记让马英九找个忠心耿耿的“魏征”。由此可见，中国人共同的弱点在他身上同样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才是个真实的柏杨，而这样的柏杨显然不是中国人所需要的。当然，在为一个人盖棺定论时应该厚道，中国社会能够接纳并隆重纪念一个批评家，首先是文明的进步。也许对于活着的中国人来说，什么时候让鲁迅、柏杨式的人物不再珍奇，什么时候让他们的话变得不再“振聋发聩”，那才是对他们在天之灵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