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无论以何种形式，只要遇到莱阳路，我就进入了相同的状态——爱，惊喜，怀念，无奈，淡淡的哀愁，甚至泪光回转。
新鲜的清晨。白花花的正午。光影丰富的黄昏。蓝紫色的夜。我无比依赖地靠在它的肩头;我双脚虔诚地踩在它身上;我从双层巴士上俯瞰它;我坐在男朋友的跑车里沿着它的曲线狂飙而过……纵然我有一千种方式亲近莱阳路，但莱阳路给予我的复杂情绪从来只有一种。
因为复杂，我说不清。我父亲在这条路上出生，参军，把我母亲从龙门路娶回来，生活，退休，衰老;我和我妹妹也在这条路上出生，发育，早熟，青春不再。而我的祖母，作为见证莱阳路的最后一个老人，93岁那年从这条路直接去了天堂。
莱阳路是青岛最早的路。会前村有了人烟之后，青岛的先民们在往西迁徙的过程中，踩出了这条路的雏形。根据《胶澳志·交通志》所载，德占时期的莱阳路叫会前路，第一次日占时期的莱阳路叫旅顺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才被称为莱阳路。
1924年的莱阳路只有24户，133人，1926年有44户，401人。因为秉承了德国人将其规划为夏季度假别墅区的功能，莱阳路上的建筑全部依照庭院式落座，有楼，有院，有缓坡，有车库，有露天的观海阳台。花砖铺地形成多变的图案，建筑不会高过三层，界面柔和，有凸凹;镂空或雕花的黑铁门，燕窝一样的阁楼，花石墙上缠绕着藤萝。此中有名门望族的住宅，也为商业大亨商住两用，到1939年左右，基本上就没有了可以进行规模建筑的土地。
从我有了记忆的那天起，莱阳路就全部属于我，那是1974年左右。连带着为我所有的还有鲁迅公园、莱阳路8号原海军基地、黄海研究所的后院、水族馆、第一海水浴场以及周边与莱阳路或平行或垂直的歪斜小路。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每天，祖父把我安置在鲁迅公园的某个风水佳地，潮涨潮落，我就长大了。四岁，当我可以独立而安全地在公园里撒欢的时候，祖父便早早地结束了尘世之旅。
我来不及痛苦。与海有关的一切太宽广了，令人应接不暇。裸露的滩涂被冲击出天然的纹理，绿色的海菜软雕塑一样歇伏其上，因为有船，有潮汐，有各种海生物，就演绎出无数与自然通灵的方式。我掌握了几种捉鱼的诀窍，在玩伴中人气飙升。我也常跟随大孩子撬海蛎、拣海冻菜，然后拿回家展示，享受劳动果实。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莱阳路的孩子竟然可以吃上海蛎子面和拌凉粉。
母亲在文登路小学当老师，不到六岁，我就被锁进了课堂，从此，我的游戏转为地下——这更加刺激并富有悬念。母亲是个工作狂，不到天黑不回家;我野性十足，也是不到天黑不回家。放学以后，我通常不走大路，而是跑到与莱阳路分支的小胡同里去“捡险”，在错落的石板路上数蚂蚁，翻过锈死的铁栅栏，爬上围墙摘槐花吃。槐树叶特别适合玩“12345，上山打老虎”，于是，无数片鲜嫩的叶子就在童年的咒语里凋零了。我在胡同里遇到有生以来第一个“暴露狂”后，这种游戏不得不戛然终止。接下来，我在莱阳路的任何一个庭院里和女生们跳皮筋。视角是临街的，我一边跳，一边打探着母亲的动静，直到她那雷厉风行的身影出现，我才抄近路狂奔回家，并在她进门前一分钟端坐于写字台前。
除了顽劣不羁，我的文化活动是看电影。每个周末，莱阳路8号都放映露天电影，原则上是为官兵和军属服务，但每次，我都能拿着小板凳混进去。只有一次，我被一个兵给拦住了，“不是说军民一家吗?”——我是学校合唱团领唱出身，不会怯场。
我以疯狂玩乐的形式完成了小学阶段。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我考取省重点学校二中，尽管那年堪称空前绝后的恶战，胜出的比例是1：14。
百年梧桐站在莱阳路上，求证着大地的诺言。每年夏天，人们穿过茂盛的树荫通往第一海水浴场，去膜拜游泳这种赋予肢体最大解放的运动。暑假一到，莱阳路的孩子就吆喝着，嬉闹着，每天往返一浴数次，在满月的夜里用马灯“照”螃蟹，挖蛤蜊，男生则在破船头“扎猛子”，在沙滩上摔跤。单调的岁月里，青春的躁动被海蚀，被风干，在父母耽于生活饱暖而疏于孩子教育的过程中，莱阳路的孩子肌肉结实或者曲线有致起来。
15岁之前，无论向左走向右走，我都走不出莱阳路。15岁之后，就进入了不可理喻的叛逆阶段。
祖父在莱阳路的一个院落里留下了房产，面积虽奢侈，却向北，高高的屋檐，宽大的镶花玻璃，拢不住一缕阳光。幽暗的走廊尽头，有我的闺房。地砖是绛红和靛蓝相拼的图案，还有几件说起来好听不好用的紫檀家具。当青春期的一切优缺点越发茁壮的时候，我做梦都想把那几件阴沉的家具破坏了——我有那么多的玻璃器皿、木头鬼脸要摆设，可父母偏偏把我的闺房当成储存室的一种。在那没有丝毫鲜艳度的闺房，我喑哑地坐在里面，脸色像地窖里发了芽的土豆，每个黄昏，寂寞围绕上来的速度一定比天黑得还快，顷刻间我便身陷其中。
青春从来都是被浪费的。在做梦的时候，挣扎的时候，与所有规则做斗争的时候，单相思的时候，叫做青春的东西也正悄然无情地发生着化学变化。18岁，我发誓要到外省读大学，越远越好。从此，整整十年，莱阳路做为我的驿站，只在静夜想家时分泛出幽幽的青光。
因为政治原因，莱阳路房主的遣返率相当高，有的被赶进车库，有的进了监狱。在我居住的院落里，就有一个关于五少爷的故事。五少爷读的是复旦，35岁以前享尽荣华富贵，1957年反右运动一开始，五少爷就被打入监狱，铁索寒窗。这期间，他的妻子病逝，他的优秀的儿子因为成分问题而不能考大学……
五少爷重见天日，已经是55岁的老人了。苦难并没有改变他对生活质量的不苟，天再热也要穿月白色的真丝衬衫，白背心在里面隐约可见，下面配深色长裤或西式短裤。他有严重的哮喘病，他拄着考究的拐杖，拐杖撞击着腐朽的木地板发出沉闷的“咚咚”声，而他粗粝的喘息正漂浮在灰尘中。老房子屋檐高，回声大，拐弯处是他的一声叹息，久久不肯落地。
他跟我母亲说，给我介绍个老伴吧，要有文化，有性要求。
五少爷经常和他的新老伴手牵着手去海边，或者从菜市场回来的半途，坐在树下歇息。夏天，他们一起吃棒冰，脸上的幸福和搀了糖精香料的棒冰一起，点点滴滴融化着。他见父亲把月季侍侯得很好，便隔几天要一枝，送给老伴。他得知我在江南读的大学，就兴奋地问：“你会唱绍兴戏了?你会做上海菜了?”每见每问。我嫌他啰唆和迂腐，嫌他喜欢炫耀从前的荣华，常以愚弄的口吻作答。
后来，我无可逃遁地领略了生命之痛，也顺带理解了五少爷。再回家的时候，父亲说五少爷已经去世，新老伴嗜酒，他们越发不合。
我的泪砸在残痕的地砖上，为所有世事的无奈又无常。
在那同时，我发现莱阳路真的老了。它的房子漏雨、断裂甚至倾斜，颜色是粗糙翻修后的唐突，就像老女人脸上的粉，涂得尘土一样厚，也遮不住憔悴的沟沟壑壑。每个院落里都有人口泛滥时的违章建筑，晾衣服的绳子肆无忌惮地纵横着。老房子弊端百出，除了电压低，还有取暖、卫生设施等等问题，2000年，父母坚决地搬走了。
搬走之初，他们是庆幸的，毕竟，配套设施的齐全让老年的他们感到了“方便”。很快地，不出半年，他们就开始想念莱阳路，想念老邻居。尤其是父亲，他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骑着自行车到莱阳路遛一趟，站在梧桐树下或院门口和旧相识拉呱，刮风下雨也不间断。母亲担心地问，你还去吗?这样的天气。父亲淡淡地说：去看看。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中，莱阳路与青岛所剩不多的、可以代表城市历史风韵的建筑或街区，一起转化成特有的孤本。观光客们常常好奇，这样风格别样又暗合统一的老别墅群落究竟建于哪一年?里面住过什么人?他们选择心仪的角度拍照，又在早年的临街车库改造的咖啡馆里点一杯蓝山，企图从店老板那里打听到一些讯息，哪怕是七零八落的，哪怕是飘忽不定的，哪怕是兀自杜撰的。
店老板往往说不出一二。观光客却没有失望。聪明的他们知道，老建筑是历史片段，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何必认真。
对于这一切，莱阳路已经不动声色了。沧桑沉淀以后，莱阳路就像那些荒废的后花园，在喧嚷的背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