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母亲突然走了。
母亲走后，每年夏天，我回洪洞把父亲从二哥家接到大同来避暑。秋天，大哥从我这里把父亲接到北京。父亲在大哥家一直住到初冬，再回到二哥那里。妹妹离二哥家很近，常过去照料父亲。这三个夏天，我和父亲朝夕相处，体会着“多年父子成兄弟”的那份温情。朋友们说：“你有福气啊!”
父亲生活规律，对时事政治很感兴趣，也喜欢泡上杯普洱，和我在一起回忆往事。回忆最多的便是母亲。
1 绒线树
午饭后，与父亲在香椿树的浓荫里闲坐。父亲今年八十一岁了，安详地靠在我对面的浅灰色圈椅里。
院子中间，有一棵今春新栽的合欢树。树干细而直，一人多高，枝叶愈见繁茂，过些日子兴许会开花吧。
老家人把合欢树称作绒线树。我告诉父亲，这棵绒线树是特地请人栽种的，雁北过去没有这个树种。
父亲哽咽了。他欠起身，喉结嚅动了几下，说：“你妈要是还在，心里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父亲讲起了一段往事。
六十多年前，母亲从登临村去马牧粮站。马牧是个大村，在清代就是汾河西岸有名的集镇。马牧粮站有一座哥特式建筑，是天主教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教堂被改作粮站了，但老人们还是习惯称教堂。教堂院子里有几棵合欢树，是英国神父、修女栽种的。夏天树上开满红花，在粮库白垩高墙的映衬下，格外鲜艳。花也特别，像一团团红绒线。于是人们把这花称为绒线花，树称为绒线树。母亲从小就喜欢花，偶然见到这样的树和花，感到很新奇。那年才十六岁的她，在绒线树下，想必会编织一幅玫瑰色的愿景吧。
后来，母亲不止一次跟父亲说起绒线花、绒线树。可惜那时私家院落很少栽种，在一些公共场所才可以见到。再后来我们三兄弟相继出生，母亲自然顾不上这份情致了。
1980 年代后期，家里盖起了新房。母亲专门让工匠在院子里砌了一个花池，种上月季、菊花、蝴蝶花，后来又栽了一架葡萄和两株石榴树。母亲常常坐在花池旁，看着孙辈玩耍。亲邻们来了，多是先在家里坐，再移到花池旁，拉拉家常。偶尔，母亲也会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或者默默想些心事。有时照个相，也总喜欢坐到花池前。
又过了十多年。一天，母亲在村卫生所看见几棵新栽的绒线树，得知附近有个苗圃，就把这好消息告给了父亲。父亲腿脚灵便，即刻去苗圃，掏二十元，扛了两棵回来。从此，花池旁亭亭站立了两棵绒线树。到了夏天，满树火红的绒线花，成了老家院子的一道风景。
算起来，从母亲在教堂第一眼看见绒线树，到院子里栽上，竟相隔了半个世纪。父亲平静地讲着。
我仿佛看见，母亲的生命之流，在眼前缓缓而过。
想不到绒线树的背后，蕴含着母亲如此坚韧美好的情感，如此漫长沧桑的岁月。
记得有一年夏天回老家，绒线花已经开了，满院红得耀眼。那些年我总是来去匆匆，对老家院子里的景致熟视无睹，只觉得父母年纪大了，有了这份娱老的闲情。今年我在刚刚寄寓的庭院里栽下这棵绒线树，只觉得下班回来，能够感受到老家院子里的气息。
不想父亲一来，引出了这段往事。
兄弟当中我最小，母亲最宠我。家里人常说我能懂得母亲的心事，就连母亲有时也会这样说。唉!其实我对母亲的心事又能了解多少呢?数十年里，或许某个霜晨露夕，母亲曾有意无意地说起过绒线树，而我却不曾留意，没有放在心上吧。若是我能早一点知道，早一天满足母亲这个心愿，该有多好。
如今母亲已逝。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马牧粮站早已恢复成天主教堂了，我也有三十多年没再去过那里。母亲年轻时看见的绒线树，应该还在吧?几个月后，我和大哥到母亲坟上祭奠，二哥领着我们去教堂寻访那棵绒线树。早就没了。
2 黑白照片
我上初中时，教导处墙上挂着往届学生的毕业照。有一天，我在一张1954 年“赵城县立马牧完校第四班学生毕业留念”的黑白照片上，认出母亲，还有小姑、姑父。姑父在我们学校管后勤。母亲去世后，我跟小姑提起那张照片，小姑说：“你姑父保存着哩。”第二天我见到那张照片：19 岁的母亲长发垂肩，跟女同学一起交叠着两腿坐在前排。这是我见到的母亲最早的照片。
跟母亲一起坐在前排的小姑，去年也病逝了。小姑退休前一直在供销社工作，我第一次吃到葡萄干，便是生病后小姑看我时带来的。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小姑对我们家多有帮助。小姑为人心直口快，她和母亲是同学友谊兼姑嫂情分，很能说到一起。有时说不到一起，俩人也乐于坐在一起说说;说完，一桩事便算了结了。我从小到大，看见小姑来我们家，心里总是很高兴。
我们家老屋是坐南向北的土窑洞，大哥出生在西屋。说起来西屋还是一处红色景地，抗战初八路军总部驻扎在马牧，朱德、康克清便住在我们家西屋。这些年省内外一些搞党史的，去西屋看过。
母亲有理想主义倾向，这跟母亲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很有关系。
母亲9 岁那年(1942)，外祖父差点被日本兵抓了劳工，于是举家逃到数十里外罗云山下的效古村避难。临近解放，村里来了一位英姿飒爽、为南下做宣传的女干部。那位女干部很喜欢母亲，有带母亲南下之意。结果硬是被外祖母拦住了。但那位女干部的形象，在母亲心里投下一颗火种。从此，母亲怀着一种灼灼的愿望，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即便结婚生子，亦复如此。1958 年，母亲在晋南水泥厂参加了工作。当年秋天，母亲要到太原西铭水泥厂实习，临走前把三岁的大哥送到外祖母家。腊月里，母亲得知春节回不去，便给父亲写信，让父亲和大哥照张相寄给她。父亲到外祖母家接上大哥，请游乡串村的摄影师老毛，照了一张黑白照片：父亲扶着自行车，大哥坐在车梁上。这张照片我在老家墙上的相框里看了几十年，不知道背后的故事，如今听父亲说起，禁不住心头一热。如今是微信时代，人们不必苦恼于黑白照片时代的暌隔，却也失去了黑白照片时代那种因暌隔滋长的情感。
也是在太原实习的那年春节，母亲在开明照相馆，与一起实习的一位女伴照了张相：俩人穿戴整齐，蹲靠在一起，剪发头上都别着一朵花。母亲抿嘴敛气，仪态庄重。
实习结束，母亲就回到晋南水泥厂上班了。第二年即1960 年，生下二哥。那时外祖母脱不开身，是姨姨帮着照看二哥的。母亲所在的晋南水泥厂在临汾河西刘村，与我们村的直线距离不过几十里。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母亲先从刘村坐船过河东，再换乘火车回到洪洞，由县城坐船过河西，步行回到村里：从“U”字形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冬天，母亲经常会在路过临汾鼓楼时喝一碗胡辣汤，暖暖身子。
1998 年，父母到太原给我们照看女儿。我和父亲陪着母亲，寻访西铭水泥厂旧址，在母亲依稀记得的地方照相留念。那已经是数码相机的年代了。
各个时期的照片，记载着我们的家史。母亲在世时，有一年大哥回家，带外祖母、母亲，还有正在母亲身边的我的女儿重返效古，在村里转了一圈，看了曾住过的老房子，在村里的老杨树下照了张相。重回马牧，母亲感叹：“像做了场梦。”
3 “我们是一家人，怎么划清界限呢?”
1962 年，国家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城市人口，晋南水泥厂被压掉了。在决定数百万人前途命运的“六二压”大潮中，母亲被裹挟着回到农村。没有班可上，母亲便成天带着我。兄弟中只有我是母亲一手带大的。
刚被压缩后，母亲没有直接回到马牧家里，而是在城郊紧靠父亲单位的冯堡村落了户，借住在一户张姓人家。两年后，“四清”运动就开始了。父亲说，按照“常在河边站，怎能不湿脚”的运动逻辑，他这个会计理所当然成了“四不清”，要驻学习班。母亲便跟父亲商量，举家搬回马牧。搬家那天，大舅拉着一辆平板车，里面放着几件物什。九岁的大哥跟在后面。母亲用自行车推着我。那是1964 年的春天，乍暖还寒，母亲带着我们“家”就这样艰难地行走在乡村小路上。前方，外祖母领着二哥，已经从登临赶到马牧，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生上火，等着我们归来。二哥清楚记得，连打扫用的笤帚，都是外祖母拿来的。按风俗，外祖母先把笤帚从墙头扔出去，再出大门捡起来，这才拿到马牧。
“那时咱家恓惶得多哩!”
母亲生前无数次说起那次搬家。每回说起都会这样感慨，接着长长地叹一口气。父亲说，那次搬家前，母亲做了一件黑色土布上衣，横下心一辈子在村里劳动。那时马牧的“四清”搞得正热，母亲回家没几天，村里有人告知，只要母亲跟父亲划清界限，就可以参加贫农组织，搞运动了。母亲说：“我们是一家人，怎么划清界限呢?”
父亲讲到这里，眼睛就红了。靠在沙发上，扬头看着天花板，半晌无语。
4 打麦场上
那个年代，农村有两种劳动：一种在自留地，一种在生产队。劳力多的人家，妇女只在自留地干点辅助活儿;劳力少的人家，妇女两头都得干。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力，有时小舅也会来帮帮手。
在生产队劳动不挣钱，挣的是工分。一般情况是，劳力多的人家，累死累活干一年才能把工分挣够，挣够了才能分到口粮。挣不够工分的被称为“短款户”。每到年底，“短款户”先得掏钱把短缺的工分补足，才能分到口粮。那时农民好像永远欠着生产队的债务，今年还了，明年又有新账等着，年复一年。
母亲很快学会做各种农活儿：翻地，锄地，浇地，割麦子，耪茬子，种玉米，栽红薯，等等。母亲又特别顾惜我们兄弟的脸面，怕被“抓懒汉”，咬着牙也要给生产队干活。《哀辞》中“生产队里抓懒汉，顾儿颜面不贻笑”，指的就是这个。而“扇场敢与长班熬”，说的是有一年母亲竟然跟别人一起承包扇场的营生。
本来妇女们在场上，总是干一些摊场、翻场、收场的轻体力活儿。摊场就是把整捆的麦子解开，散到场上去晒，让牲口拉着碌碡碾压。翻场则是拿着杈，把碾压过的麦子翻过来，再碾压。等碾压好了，将麦秸杈到边上，堆起底下的麦粒，这便是收场。中午妇女们大都要回家做饭。我放学回来，总会看见院子里晾衣服的铁丝上，搭着母亲洗过的月白色对襟上衣。母亲爱整洁，在场上劳动一晌，总要把上衣脱下放到洗衣盆里挼一挼，晾到院子里。母亲给我盛好饭，又赶忙换上晾干的衣服去收场。很快又像一阵风似的回来了，擦着汗说：“就这一会儿工夫，挣了一分工。”然后吃饭，洗碗，再到场上干下午的活儿。
碌碡碾压的麦粒不净，总会夹杂些糠秕、碎秸秆等，得用扇车来清选。这项农活叫扇场。老家打麦场上的扇车，外形就像放大了一万倍的哨子模样，大肚子是风腔，上面是出风口。多年后我在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上见过手摇闭合式风扇车的图样，风道上面有个漏斗。这大概是南方农村用的。我们老家则是脚踏开放式扇车，没有特设的风道和漏斗，需要人两手握住簸箕，稍稍倾斜着在出风口上来回拖;旁边一人则用木锨将夹杂着糠秕、碎秸秆的麦粒盛到簸箕里。文献记载，这种扇车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了。拖簸箕的活儿又脏又累，工分高，只有少数耐力很强的妇女劳力才能胜任。饲养员三娃伯家的嬷嬷是拖簸箕的好手，人称“长班架子”。嬷嬷平时说话很少，为人特别厚道实在，跟母亲很能处得来。母亲参加的就是嬷嬷这个扇场组。那年赶上小麦丰收，母亲每天晚上站在凳子上，两手拖着簸箕，整夜整夜地拖。干到天亮，母亲从凳子上下来，胳臂麻木，腿也走不动了。那个夏天，母亲这个扇场组清选的麦粒，装进麻袋，把打麦场堆得满满的。
那一年，我们家摘掉了“短款户”帽子。
5 缝纫机
母亲终于决定要买缝纫机了。
那时母亲在辛村棉花加工厂，已经上了几个冬天的临时班。棉加厂距我们村七八里路。母亲总是起早摸黑，步行来去。大哥将母亲送到教堂以南，上一道坡，已能远远看见棉加厂的灯光，然后母子才分手。几年下来攒了120 元，父亲又借了30 元;150 元的上海牌缝纫机，便搬回家了。
从此，我们家经常能听见“轧轧轧轧”悦耳的声音了。一家人的衣服，不用再送到缝纫机铺里请人去做。母亲勤快灵巧的双手，在缝纫机上一会儿工夫就完成了。那时母亲总爱说“我褟个边儿”，说完坐在缝纫机上，转眼间一条围裙或者一个窗帘的四围就齐崭崭的了。
母亲做的衣服总是那么合身。我七八岁那年冬天，母亲给大哥、二哥都做了新棉衣，唯独没我的。已经是晚上，母亲听着西北风拍打窗户的声音，对着两件叠好的新棉衣发呆。随后打开衣柜，翻出两件旧褂子，拆开，裁剪，絮上棉花。又用剩余的布料，做了一顶连衣帽。母亲叠好这件“猴娃儿”大衣，抬起头来，天窗已亮。
这件深蓝色的“猴娃儿”大衣，最大的好处是脖子里不钻风，我穿了好几年。外祖父每次看见，总会捻着八字须，笑眯眯地说：“穿上这‘猴娃儿’大衣，气死风!”
衣服破了，母亲也是用缝纫机补。我有一条劳动布裤子，两膝磨破了，母亲补好后，像标准体育场的跑道一样。母亲常说：“穿衣服合合适适，干干净净，朴朴素素就好。”
在艰难的日子里，母亲总要用她的双手把我们兄弟打扮得体面，特别是春节，除夕之夜，夜很深了，父母还在忙碌，主要是准备我们的新年衣服。初一早晨我们醒来，各自的新衣，大件小件，都整齐地摞在脚头。
父亲说，伯母去世那年，母亲到供销社扯回做寿衣、孝服的布料。又让人把缝纫机搬到院子里，和邻家几个大妈、大嫂一起，赶制寿衣、孝服。听父亲一说，当年院子里缝纫机“轧轧轧轧”的热闹情景，连同母亲一边给我鞋子上缝白布、一边教我如何磕头行礼的神情，又从记忆深处慢慢拉近了。我又想起高考那年，大姑病了，有时便溺失记，母亲让父亲把大姑接到我们家来伺候。母亲用缝纫机给大姑做了件新衣服，又是洗脸梳头，又是喂饭、剪指甲、洗脚。一个多月后，大姑又说又笑，就能自理了。
6 “九个月了，这才下了枷。”
我们兄弟小时候，头发好像长得很快，经常打理三颗脑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便让父亲买了一把推子，她给我们兄弟理发。也不知母亲何时学会理发的。我们家那把推子一开始还好使，后来便夹头发，每次理发前，母亲总要滴上几滴缝纫机用的机油。大哥参加工作早，母亲理得最少。二哥嫌母亲手艺不行，理不出他想要的发型，几番较量后也挣脱了。只有我被母亲摁着头，闻了好些年机油味。
家境虽然困难，父母却绝不贪非分之财。
有一年过了春节，父亲早晨起来去开大门，看见门后有个装钱的塑料包。母亲看见那个塑料包，霎时紧张起来，好像遇到不祥之物。母亲小心地打开塑料包，一张张点起来。父亲说：“那是一万块钱，你妈点的时候手还抖哩!”
从此，母亲每天愁眉不展，等着有人上门来找。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便秘的老毛病也加重了。半年后，父母要到徐州参加大哥家小慧的婚礼，只好把那个“塑料包”带在身边。火车、汽车，北京、徐州、苏州，转了一大圈才回来。好不容易熬过立冬，“塑料包”主人才找上门来。原来是本村一个媳妇神智恍惚，干的这件事;后来神智清楚了，才慢慢回忆起来。母亲当着对方公婆的面，退回那个“塑料包”。客人走后，母亲对父亲说：“九个月了，这才下了枷。”
村里集资建校，我们兄弟设法筹了些钱，也算尽一份责任。村里要按规定给回扣，我们没要;又把最好的一块宅基地划给我们，也没要。后来村里把这块宅基地拍卖了十万元，用于新农村建设。母亲听了很高兴。村里人敲锣打鼓送来一块“兴村助学，功在千秋”的匾，高高挂在我们家墙上。母亲去世后，我家大门影壁下并排摆着两个花圈：一个是村两委的，一个是全体村民的。
三年来，我在不断的回忆中更加深切地感到，母亲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和每个家庭成员，是多么重要。母亲一生普普通通，吃了许多苦，但始终以她的坚毅，以她全身心的爱，守护着自己和全家人的尊严。母亲一生敬天地，祭神礼佛。节庆日或家里有事吃饺子，母亲必定先给碗里捞几个，郑重步向门外，举碗筷拜几拜，再给地下洒一点面汤，然后全家才能开吃。有机会去寺庙，母亲更是逢庙必烧香、磕头、布施。母亲爱读《家》《红楼梦》，晚上躺下就着煤油灯读，知道觉民觉慧的故事，说“就跟真的一样”。
母亲在煤油灯下读书，也在煤油灯下纺线、织布。冬夜，我和二哥一觉醒来，经常看见母亲还在纺线，“纺车声声孤灯摇”，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把母亲的身影照在墙上，放大了好几倍。母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近视了，据大舅说是点上煤油灯，跟着外祖母整夜整夜织布落下的毛病。中年后母亲就着煤油灯读书，更近视了。母亲爱看戏，尤其喜欢看杨家将。母亲不爱唱歌，五十年间，我只听母亲唱过一回。那是念小学时老师讲抗美援朝，我回来告诉母亲，母亲正做饭，便教我唱起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母亲没读过《女诫》，但“盥洗尘秽，服饰鲜洁”、“择辞而说，不道恶语”却贯穿一生。母亲教育我们兄妹，其严远胜父亲。母亲的精神气质里，有刚，有柔，刚和柔统归于“正”：吾母一生守正!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母亲。造物主把这样一位母亲赐给我们，真是我们的福气。我更加敬爱母亲。回忆母亲，也使我更加敬重天下所有的母亲。我国早在周朝就注重女性教育了。每一位母亲，对其所孕育的个体生命，对家庭和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安息吧，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