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父亲终于从遥远的新疆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回家了，而没有临时改变主意，和他的两位兄弟一道在中途下车。我私下里以为，父亲背井离乡的历史可能要画上句号了。
几年前，我们就呼吁不让他出远门了，可他还是像一只疲惫的老候鸟一样裹着一身稀薄的羽毛年年东出景阳关。他扔给我的理由，无非是“靠你一个人，怎么搞得走呢”?我这个只是动动嘴皮子的泥菩萨，每每都是抱愧以对。
今年他又出去了，这让我更加不安。老父亲为生活所迫而年年远走他乡，我们却无力阻止，这算不算大不孝?他就要满六十岁了，可还得忍气吞声。这会不会成为乡人在背后揶揄他和嘲讽我们的把柄?
回家前，他和他的伙计们被困于冷锅冷灶的工地，在那儿焦急地等待项目部给他们结算那笔尚不足以充作盘缠的薪水。我们父子在此期间进行过一番简短的交谈。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谈话。
那天，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父亲显得犹豫不定。他用商量的口气征询我的意见：“我是直接回家呢，还是跟着你的叔叔们去江西呢?”我很坚定地告诉他：“回家吧!”他这才下了决心：“好吧，听你的!把账结了，就回家!”听起来，好像是要我承担他回家的责任似的。我已不记得，独断专行了一辈子的父亲，是从哪一天开始转变态度的。
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每况愈下的身体，根本不适合再在工地上从事重体力工作。尤其是他的那只伤痕累累的右脚，早已不堪重负。那是我们一家人共有的一道伤疤。又据说，两位叔父在那外省混得也并不如意，算计着回家呢。
其实，父亲一早也怕出去了。
这是母亲告诉我的。想必这也是父亲告诉她的。
而他今年之所以还要出门谋生，最直接的动机，就是想赚一笔钱，将那个打好了堡坎的院坝好好地休整一番。
他对此已做好了全盘规划。未来的院子是个啥样子，他也已了然于胸。我相信，他和母亲在三十年前，决计将这个可以遮风挡雨、安身立命的院子修建在此之时，就已把一个春暖花开的院子装在了脑海里。他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举数年之功，把三间正房立起来了。余下的无数细节，只待一点点补充，一点点完缮。
这个过程就跟燕子筑窝一样，跟写作也差不多。无论我们写什么，总是会在动笔之前确定一个主题，或者是拟定一份大纲。就像写一部小说，总是需要一个故事梗概，而围绕一根或者是几根主线所展开的细节和叙述，都只是为了使这个故事更丰满，更迷人。
父亲和母亲都老了，他们再也无心对房子进行大规模翻修，更无力将几间旧式瓦房推倒重来而平地起惊雷一般在原址之上建一栋高大亮爽的与镇上时下的建筑潮流相符的房子来。不过，他们有的是时间，对院子进行装饰和修补，直至将院子装饰成他们脑海里的那副样子。
人的一生，不就是为了攥着劲了把梦想变成现实么?
我曾提及父亲对院坝的规划：“若再往院坝沿子上立两排汉白玉栏杆，再往花坛里种一些花花草草，再往院坝的西北角立一座凉亭，那俨然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乡间庄园了。”他甚至还在春节期间跟我们讨论过要将花坛建成什么形状，在里面种什么花草等等细节问题。
那时，我并未将父亲的想法搁于心头，因为直到假期结束，那道工程量巨大的堡坎尚未完全完工，院坝只是初现了一个雏形，而我这个人天生缺乏想象力，尤其对空间想象感到头痛。在这方面，我显然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右脑比较发达，左脑略显迟钝。天才晓得父亲最终会将花坛设计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在新疆的工地上度过了六十岁生日的父亲，尽管在我们的要求下回到了家中，但还不能安享晚年。若是在城市，像父亲这般年纪的人，也已退居二线，最不济的，也在忙着办理退休手续了。他们经营了大半辈子，多衣禄无愁，仅仅靠着养老金，就可以高枕无忧地颐养天年了。
每当我在客居之地，看见那些在树荫下气定神闲地下棋的老人，看见那些在棋牌室打麻将的老人，看见那些在清晨舞剑练拳的老人，看见那些在音乐声中跳广场舞的老人，看见那些在晚饭后悠闲散步的老人，看见那些在江湖边闲情垂钓的老人……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有时间去种花种草吗?
在中国农村，是没有退休一说的，真正的活到老，干到老，直到动弹不得。
今年春节期间，我就认识了一位表伯母。七十八岁了，一口牙齿早就落光了，却在给出门打工的儿子看屋的同时，还种了好几亩地，养了好几头牲口，地里的粮食，仅玉米一项，每年都要收获好几千斤呢。
还有我的姨爹姨妈，也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可是还得下地劳动，不分寒暑，风雨无阻。如果不劳动，就得为一日三餐发愁。你想想，一个月五十块钱的养老金能做什么呢?
这不仅是留守老人的普遍命运，更是中国所有乡下老人的命运。他们虽然一大把年纪了，人生大势已去，但不忍让田地荒芜，房子破败，不能让院子显得冷冷清清而听不到一声鸡鸣狗吠。
父母，即故乡;炊烟，即温暖。
我在春节期间给父亲和母亲许下承诺：“只要有时间，就多回来看你们。”农历三月中旬，父亲六十大寿，是必定要回一趟的。然而，他在生日前夕突然远走新疆，我没能回家给他祝寿，敬他一杯酒。对于这件事，我一直心怀愧疚，因为现在回家一趟早已不像以前那样令人纠结了，自从宜昌通了动车以后，从长沙到恩施，可以说是朝发夕至。
那时正值清明，我便将归期推至“五一”。而父亲从新疆回来时，恰是四月末梢。我本已买好车票，却又因那时手头紧张，临时退了票，还很一本正经地向母亲解释：“单位临时有事回不了了。端午一定回!”
“五一”的前两天吧，父亲打来电话：“你们回不回来?不回来的话，我又要出远门了。他们邀我去河南呢!”
“您这么大年纪了，就不要出去了，在家里给妈搭把手算了。现在家里又没有多少开支。”
“那我就看情况吧……”，停顿了好一会儿，他继续说，“他们明天邀我走的话，就跟着他们去。”
不知是伙计失约，还是他终于考虑到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最终留在了家里。
可身为一介草民，不可能像个退休老干部一样，每天无所作为，一茬茬农事，多如牛毛，繁如乱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更何况，柴米油盐和人情往来的账目，如母亲所言，那还真是要些话说的呢。
父亲刚刚在家歇了两天脚，母亲就告诉我：“你爸爸又出去了，在村子里修水库，利川人承包的活路。”
我们兄妹总算安心了一些，可还是为父亲的右脚担心。他们在村子里修水库，把营寨扎在村委会的一间空房子里，一日三餐都在那儿吃，这就意味着他们每天都要在村子里跑来跑去的，一共五六趟呢。父亲的脚，受得了吗?
端午节时，我多请了两天假，终于携女友回家了，算是给他们一个交代。
那一天，父亲在上班，母亲到镇上接的我们。
夏天已在镇上扎下了根，一路上草木深厚，水汽腾腾，生机勃勃，大快人心。每一口空气，都是绿色的;每一阵风，都能将灵魂的河岸吹绿。我有十个年头不曾见过家乡水丰草茂的夏日了，竟觉得被草木遮蔽的原野，以及青山脚下只见得着半角屋檐的屋场，都像线装书里的山水。我的乡人，都是小隐于山野的隐士吗?
途中遇见躬耕于田垅的妇人，边走边搭讪：“挖洋芋呀!”妇人从绿油油的田野里抬起头来，伸直了腰，接上话头：“打工回来了啊!”
一个三四岁的小娃娃站在屋檐下抱着一把青草，看见了我们这对陌生人，撒腿跑进牛圈，把草喂给牲口了。
母亲，沿着山道远远地迎过来了。
到得家中，暗自吃了一惊，那道“阔气”的堡坎已经竣工，院坝已被填满，父母一手描绘的宏伟蓝图大局已定——据说，这都是母亲的功劳。父亲去新疆后，她在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仓填满了。父亲回来后，直夸她有本事。
第一次跟我回家省亲的女友，在参观完我们家的房子后，也直夸她未来的公公婆婆有本事：“供出了两个大学生，还建起了这么宽敞的大房子!”她不知道，这是他们花了一辈子的心血而换来的一句荣誉呢!也就是这句类似于精神支撑的荣誉，支撑着他们熬过了最为艰苦的岁月!如今熬水成珠了!
院子前方，在落木萧萧的冬天见得着一方开阔的视野，可一眼望见轿顶山、五花寨以及江北的凤凰山等被乡人津津乐道的自然风光，现在却挂着一道翡翠屏风——披着一身厚厚枝叶的阔叶林树木，把远山都给挡住了;也像是荡漾着一座碧波起伏的大海，鸟雀在翡翠般的浪波上像鱼儿一样跳跃、飞翔呢。
天地间这样旺盛而蓬勃的生命气息，深深地感染了我。
这些在树梢上，在山川里流动的绿意，就像是一条河流，现在正值丰水期，所以把河水漫到了天上;也像是一个人的年轻时代，血气方刚，身强体壮，对生活充满了无尽的希望，甚至是怀着无法无天的野心，好似整个世界都是属于自己的。但是我也知道，在树梢上，在山川里流淌的，其实都是时间，而世间万物，都只是时间的河床。
那棵在正月里被移栽到院坝西边空地上的银桂，全身上下已抽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嫩黄色的新枝。很显然，它已经晃过神来了。可以想见，农历八月，它就要开出一院子金黄色的花香来。
西边的山田，历来是我们家的菜园子，里面还种了不少果树，核桃啦，苹果啦，樱桃啦，橘子啦，柚子啦……翠生生的东北菜生得很淑女，明明是小家碧玉，却起了个与其容颜和脾气相差千里的男性名字;黄瓜的藤蔓，已经在鬓角斜插上了大朵大朵的黄花，像有孕在身的年轻的母亲。
把目光收回来，柿子树下的一小块花圃引起了我的注意。
多年以前，这里也是菜园，只不过后来因为修马路而变成了一块空地，于是在此种些花花草草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父亲一早就在田埂边培植过几株常青树，如今已出落得有些模样了。爱花的妹妹，几年前也在此种过一株月季，现在已经繁衍成一大丛了，尽管父亲年年给其修剪打枝，它们却不予理会，你剪你的，我长我的。大冬天的呢，它们都会把小拳头一样的水红色的花骨朵高高地举在北风呼号的冰雪地里。
引起我注意的，自然不是常青树和月季花，而是一小块花秧子。
这些像向日葵幼苗的花秧子挤挤挨挨地，簇簇拥拥地，繁密极了，我真担心它们透不了气。
事实上呢，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简直是杞人忧天，你看那块绿毯子上已经绣了好几朵花了，深红的，纯白的，像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小姑娘，正抿着嘴微笑呢，也像是弱不禁风的蝴蝶，歇在叶尖儿上，风一吹，它们就翩翩起舞，摇曳生姿了。
不过，开花的，是另一种花草。
这种花的藤蔓颇像茴香，茎秆细细的，叶子也是细细的，与小巧玲珑的花朵倒是极相宜。金黄的花蕊，是缩小了一千倍的向日葵的花盘，在一川草木间，像三两盏灯，绽放着细碎而迷人的光芒。
母亲见我们赏花，便走过来告诉我们：“这是你爸爸从新疆带回来的花种，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一窝猪草呢!”她俯下身，用手抚了两下花秧子，接着说，“这么密，他也不知道除一下!”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花，叫不出名字。热衷于花草知识的女友说，这是波斯菊呢。妹妹插话，上网查了，是格桑花。新疆内蒙境内不是生长着大片大片的格桑花么?
格桑花的旁边还栽种了数株海棠，都开花了，一朵一朵紫红相间的花儿，爬满了宝绿色的茎秆。母亲介绍，这都是你爸爸从谁谁家门口带回来的。
海棠下方，是一架蓬蓬勃勃的葡萄，叶子下挂满了密密匝匝的玛瑙。
这个秋天，该有葡萄吃了。
不记得是这天中午，还是第二天的什么时间，我们在谈论父亲的花圃时，母亲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让我深感意外的话：“每个人各有不同的品性呢!” 很显然，这是她将我们的父亲与她的小叔子们作了一番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她说：“你爸爸不管走到哪里，都晓得带这些东西。果树啊，花种啊……不远千里地带回来。不像那些人家，门口就看不见一株花草，也不见一棵果树!”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如此评价父亲，尚属首次。我试着把母亲的原话用书面语翻译了一下，大约是这个意思：“你爸爸的品性与他人不一样，骨子里还是有几分雅气的。”
我也在想啊，一个晓得不远千里往家里带几株花草的人，一个把劳作之余难得的休息时间都花在了种花种草上的人，多少是有一些“闲情”的吧，就像母亲说的那样，品性异于他人。
父亲不是花匠，只是一个爱花之人;一个爱花之人，必然是懂得美的。
他种花的历史未曾中断过，多年以前，他就在院子里种过刺玫、娇花、绣球、海棠、美人蕉等花草，都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一到花季，院子的角落里全是绿叶红花，极养眼的。
我忽然发现，与父亲斗了一辈子嘴的母亲，原来是理解父亲的，而且能够一针见血地说出存在于父亲骨子里而极易被生活的表象所遮蔽的东西。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这天下午，天气突变，落起了雨。我们正在屋里同母亲说话呢，门外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猜测是父亲回来了。
我开门迎他，戴一顶草帽的父亲，正弯着腰跺鞋子上的泥。
父子相见，虽不及母子见面时那般热闹，心底总是高兴了一场。
他跛着脚蹒跚着进来，随手把头顶的草帽摘了，将之挂到了墙上，才转过身来跟我们搭话。
他依然留着领袖头，尽管头顶有些秃，但因头发被梳得一丝不苟，也就掩盖了这一点美中不足。
眼角的几道皱纹像刀痕，很深刻。即使相谈甚欢，也难得见到他的笑容。他的那张历经沧桑的脸，总像是被一种极遥远的痛苦和淡淡的愁绪包裹着，与照片上的那个正处于年轻时代的相貌英俊的父亲相去甚远。
或许是又在工地上硬撑了一天吧，他始终没有把腰背挺直。记得母亲多次提醒过他：“一辈子都没看见你有一个挺拔的时候。”不屑于为自己辩解的父亲，一次终于道出了原委：“这都是早年做木匠落下的毛病。”
一番问候之后，父亲在我们的劝说下去换被雨水淋湿的衣裳。就在他转身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第一次留意到，他蹒跚的背影，跛得是如此厉害。脚步一高一低，一深一浅，步步不易。那只右脚，更像是出于惯性，被左脚牵着走一样。不知他咬着多大的疼痛呢。
我不禁想起我曾经描述他在十一年前练习走路时的一句话：“每走一步，都让人感觉到世事的艰难。”
年过花甲的父亲，早已被命运折磨得对生活只剩下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他一次次被生活逼出家门，一年年被命运这条狗追赶着四处奔波。愧疚的是，作为儿子，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父亲被命运牵着鼻子走，却无能为力。在客居之地的街头，我曾多次满脸惊诧地刹住脚步，举头回望刚刚那个与我擦肩而过的老人的背影。我差点就在人群中失声叫出了“爸爸”。
刚开始，父亲一直关注着外面的天气，时不时踱到门口望一眼。
雨下得很薄，雨脚一会儿就住了。
他站在门口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自顾念叨着：“不知道还要不要去。”直到母亲搭腔：“如果要开工的话，他们自然会通知你的嘛!”他才心安理得地坐下来。
不记得我们都聊了些什么，或许，除了母亲询问了我女友的一些情况外，什么也没有聊吧。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看了一下午电视。
一脸倦容的父亲，坐在一把木椅上，脑袋一起一落的，终于打起了瞌睡。
他是越来越和蔼可亲了，脾气越来越好了。
当年那个敢对任何人任何事叫板的人，已与他渐行渐远。过去的那个严厉的金刚怒目的父亲，也已成为记忆中的形象。或许，现在的他，更像是一个理想中的父亲的形象，具备了我们所希望的那个父亲身上所具备的品质。但是，我还是怀念那个年轻的父亲。
这样想时，有一丝淡淡的忧伤萦绕于胸怀，但每个人无不如此，你的成长抑或老去，都是不断地向一个个自己告别;又或者，我们只是在不断地抵达未来的自己。
已经不止这一次了，看着打瞌睡的父亲，我都觉得他像是一个刚刚在外面玩累了的孩子。
我想像一个父亲那样去爱他。
在这个短暂的假期，对于我们这个家族的迁徙历史，对于村子中的人事变化，我又掌握了一些新的线索，但是我从来没有很好地记住“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古训。总以为自己会记得清清楚楚，可一离开村子，那些自以为会牢不可忘的事情，立马被清空，或者是变得模棱两可。
我的脑子，就像是一张刚刚被格式化了的磁盘。丢失的数据，包括从母亲那听来的一些极有意思的方言(我当时就想，要是将这些方言运用到文学作品中，该是有多形象啊)，父亲给我讲过的关于他的脚的事……
记忆，也只有在特定的土壤中才能生存和永不消散吗?
我们终于和父亲谈论起了他的花圃。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是我看见他跛着脚把一盆洗脸水端过去浇他的花的时候，是我们在他的花圃边拍照之时，还是我们在享用晚餐时偶尔谈起了那些格桑花?
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这些花，都是我从新疆玛纳斯带回来的。我们在那里干活时，看到公园里的花开得那么乖，就随手摘了一些花种。总共有十几种呢!”又不无遗憾地补充道：“不过，奇怪得很，在玛纳斯时，那些花长得跟葵花一样高，花开得跟小碗一般大，可到我们这来了，却长得这么秀气，花也只开这么大一点点，而且只长出了四五种花。或许是摘的时候，一些花种还没有长成器吧!”
他一边比画，一边给我们讲述花事。
作为一位见多识广的老江湖和有着丰富嫁接经验的农民，他该是知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的，可在这花事上，他却犯糊涂了。
端午节那天，久违的阳光落了一地，就在我们准备启程去双土地老街的那一刻，或许是因为看到了那块小小的花圃而有所触动吧，忽然就萌生出了与正在忙碌的父亲和母亲合影的想法。
对于这少之又少的合影的机会，他们很重视，父亲脱掉了棕色的夹克外套，母亲进屋换了件蓝白相间的新衬衫。合影的背景，就是那一丛开着水红色花朵的月季和那一块正在蓬勃生长的花圃。身后呢，是一方草木葳蕤、碧绿生光的夏日。
拍照时，父亲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一张被皱纹雕刻的脸，像是一朵历经劫难的花骨朵，终于绽开了。
此情此景，不禁将我珍藏于心的一件往事唤醒了。
前年大年初一中午，我在原野里拍完照回来，站在太阳底下与母亲聊天，扰醒了补觉的父亲。前一晚，他坐在一旁看着我打了一通宵的牌，天亮时才合眼，然而很早又起床了。吃完午饭后，他实在熬不住，就坐在椅子上靠着墙壁打起了盹儿。醒来见我手中端着相机，就提议一家人照相。
我对此事有过如下描述：
父亲起身洗了一把脸，拿着一面小圆镜，站在门口就着阳光认真地刮起胡子来。他那一副认真而笨拙的样子，让我发现严肃而不苟言笑的他原来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可爱。他边刮胡子边吩咐我去五叔家，将祖母接过来一起照相。可惜祖母不在家。他很有一些遗憾，为此自言自语了几句。母亲也刻意准备了一番，换了一套衣裳。妹妹换上了一套学生装，大红色的毛衣。母亲见了，直夸她穿这一身好看极了。她是在女儿身上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吧。
母亲和妹妹很快来到了院子，只是不见父亲。等了许久，也不见。妹妹冲着屋子里喊了两声爸爸，才将他喊了出来。他从堂屋里蹒跚而出的瞬间，我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穿上了那件我读大学时带给他的毛领军用棉大衣。这件大衣，正好配上他高大的身材，只是我从未见他穿过——父亲原本是向家院子甚至是方圆百十里的大个子，一个穿四十五码鞋子的人，走到哪里都是有分量的吧?只是无情的岁月和残酷的生活摧弯了他的背脊，粗粝的大风，把他吹成了一个干瘦的老头——这身衣服，将他的魁梧形象重新衬托了出来。他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蹒跚地走到了院子里。他双手各执一边衣襟，来到我们中间，仿佛刚刚从远方载誉归来。我感觉那瓦蓝的天空顿时高出了好几寸。
这个时刻注定了是庄严而温暖的。我首先给父亲和母亲拍合影。父亲像个不曾恋爱的少年，手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合适。他一时规规矩矩地傻乎乎地站着，一时很别扭地把手装进大衣口袋里，动作总是不得要领。妹妹在旁边焦急地指挥他们摆造型。笨手笨脚的父亲，经过几番纠正，终于领会了我们的意思，很犹豫地用他那只有力的右手环着了母亲的肩膀。母亲很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咔嚓一声，这对苦命夫妻，在结婚三十二年后，终于照了第一张合影。镜头中的父亲，傻呵呵地笑着，他怀里拥着的年过半百的妻子，像一朵刚刚盛开的苦菊。接下来，我给他们三个拍合影。父亲站在中间，他一手抱着母亲的肩膀，一手装在裤兜里。妹妹环着他的手臂。一个伟岸的父亲形象呼之欲出了。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与父亲有了第一张合影，也与母亲有了第一张合影。这几张照片让我觉得从此可以依靠的肩膀，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生活之中。
遗憾的是，这一年拍下的照片，因操作失当，被我误删了。
看着父亲和他脚下繁密的花圃，我的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父亲和母亲其实就是一座花园，同时也是这个花园的园丁，而我们兄妹，是他们种在花园里由同一根脉生发出来的三枝花。
父亲这个园丁有一双神奇的手，尽管这双手上打满了老茧，粗糙堪比干柴，但它们是相当灵巧的。
他不仅擅长嫁接之术，还会给花木果树打枝。我多次目睹他在冬春交接之际，把一棵果树的新枝嫁接到另外一棵果树的树干上，然后用一卷薄膜将那道新鲜的伤口缠裹着。春风一来，薄膜一揭，准有一簇新绿从那道伤口里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像一团绿色的火焰。
据说，他还可以将李树嫁接到桃树上，结出外形漂亮、味道独特的桃李来，只是我不曾见过。在我家的园子里，经他嫁接而开花结果的果树就不在少数。许多果树移栽到田地里时，多半是野生的，因此少不了嫁接这道工序。
多年以前，我和哥哥觉得不可思议，争相模仿，却均以失败告终，无端地毁掉了一些果树。父亲一定是掌握了生命的秘密，懂得果树的语言，说不准他在嫁接之时还默念了一段咒语呢，所以才得心应手，鲜有不成功的例子。我们想。
他还专门购买了一把打枝剪，一有余暇，来了兴致，就去给花木果树打枝，把一丛丛花木修剪得有鼻子有眼儿，简直标致极了。那些被打过枝的果树，在来年总会投桃报李似的开满一树繁花，结出饱满多汁的果实。
他也曾握着一把剪刀，试图把我们修剪成他心目中的样子，但并不顺利，因我们兄妹并不像那些花木果树一样乖巧听话，不会任他“修剪”，甚至还会进行一番反抗，他只好放任自流，却又无法做到坐视不管。
二十多年以前，我就见过恨铁不成钢的父亲将逃学的哥哥从山中捉来，在堂屋里把他剥得精光，当众一顿好揍。可是他的“武力恐吓”并未起到实际效果，怕极了那几位把体罚当成家常便饭的民办教师的哥哥，最终独自下定了一个令其后悔终生的决定，拿出了他的杀手锏——辍学。任凭父亲如何恼羞成怒地“动武”施压，母亲如何苦口婆心地劝阻，邻人如何耐心细致地开导，刚满十岁的哥哥却执拗如牛，咬定青山不放松，宁愿接受惩罚，再也不愿意踏进学校半步。他辍学的缘由，表面上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害怕民办教师的体罚，逃避因逃学所带来的鞭打，实际上却是对粗暴的教育方式的无声反抗。其代价无疑是惨痛的。十五岁时，放了几年羊的他终于幡然醒悟，始觉知识的重要，但为时已晚。刚到堂弟班上插班念了两年书，又因家中负担过重、自己年龄偏大，不得不再次辍学。这一次，他的选择是迫不得已的，他从此失去了上学念书的机会。他的最高学历，只是比父亲稍高一点，小学毕业。十七岁时，他就扛着一副稚嫩的肩膀跟着父亲出去闯荡江湖了，一去经年，走上了一条职业化的打工之路。二十六岁结婚生子，今年已三十有三，正渐渐成长为一位成熟的父亲。在为数不多的电话中，看得出残酷的现实生活让他对当年的一时冲动有更深刻的反省。他多次提及悔不该当初，要是多读点书，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般境地。我建议他有时间去读夜校，然而他一天要工作十来个小时，下班时早已疲惫不堪，且家中又有妻儿要照顾，哪来多余时间，哪来几个闲钱?
妹妹最得父亲宠爱。在生了我们两兄弟之后，他和母亲就盼一个闺女，千盼万盼啊，妹妹恰到好处地出生了。她在家啊，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毕竟家中条件有限，她也跟着我们吃了许多苦。记得父亲曾在山中留了不少树，说等到姑娘出嫁时，好给她打嫁妆。哪棵树做桌子面儿，哪棵树打高板凳，哪棵树扎椅子……他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可他的这个姑娘，注定了是一只生在山窝窝里的金凤凰，不是待在家里的主，从小给她算命，就是要嫁到外地的，何况现在嫁姑娘也不时兴打嫁妆了，他留的那些树已派不上用场。妹妹原本是考上了镇上的重点中学的，却因我在县城读书，家中经济捉襟见肘，而不得不忍痛割爱，选择到一所普通中学去念书了。起点虽然低一些，可她依然考取了位于县城的省重点中学。问题就出在这里，凭硬本事考进这所中学的，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门槛了，然而妹妹的学习成绩不甚理想，连成绩单也不敢拿给父亲看，那时恰逢父亲刚刚遭受一场大劫，心情十分不好，妹妹因此撞到了火药桶上，遭到了父亲严厉的批评教育。他甚至怀疑妹妹糟糕的学习成绩是因为在学校早恋造成的，不惜跛着脚搜查起了她带回家的行李。在这件事上，我充当了父亲的帮凶，试图在那些可疑的信件上寻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最终却是一无所获。
父亲警告妹妹，家里的条件你都清楚，至少要考个二类大学，才有得书读。妹妹尽管发愤努力，也考上了大学，却与父亲的要求有所差距。然而在子女的事情上，为父为母的人总是会主动让步，一如当年他们对待我是否上大学的事一样，父亲最终还是食言了。值得欣慰的是，妹妹还算争气，大学毕业后，很顺利地当上了一名“教书先生”，没有给父亲丢脸。她先是在广州执教，今年又到了武汉，离家越来越近了，可父亲还是不够放心。一次，他借到县城吃喜酒的机会托人牵线搭桥帮妹妹在县城物色了一所小学，希望她能回去工作。可羽翼已丰的妹妹，对此仅仅是口头响应。我知道人一旦在大城市待惯了，一般都不会对小县城感冒。父亲明白这个道理吗?
人高马大的父亲，曾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那时，我觉得他知识渊博，人生经验丰富，说一不二，很有魄力，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也没有他搞不定的事情。可这种无意识的崇拜，随着年龄的增长被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那个父亲，在我心里是一个吹牛不打草稿，蛮横专断，固执己见，常常为了一点毫无根据的小事就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的人，觉得他什么都不懂，经他之口说出的话都立不住脚，经不起考证。我很讨厌这个父亲，每逢他与邻人谈话，我都默不作声，暗自嘲笑他迂，不懂装懂，甚至把立场站在他的对立面上，与别人合起伙来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父亲因此时常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显得有些狼狈。
再后来，他拄着拐杖把我送入了大学，我以为远离了他的势力范围，我们就可以达成某种和解了，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在大学毕业后我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父亲坚持让我去考公务员，他说，哪怕就在镇上工作也好，抱着一个铁饭碗，一辈子衣食无忧。而我那时对公务员不感兴趣，一心一意地想去公司工作，或者是去做一名职业编辑，做着不着边际的白日梦。我们在这件事上闹得极不愉快，不仅在电话里为此争执过，还在家中差点闹个不欢而散。可脚是长在我的腿上呀，父亲不能代替我走路。毕业后，我原本已经留校，算得上谋了一份体面工作，结果却在培训时脑子一热就跑去南方打工了，把父亲急得团团转，他撒气般地对母亲扬言：“不管他了，等他瞎闯去，以后吃亏了，才晓得后悔!”可是他怎么放心得下他的儿子呢!一年之后，我辗转到了长沙，他一直在电话里婆婆妈妈地提醒我，要把户口和党员关系转好，要及时缴纳党费，不要把这个党员弄丢了，对你以后的发展很重要!要与领导和同事搞好关系!如此等等。我嫌他啰唆，不懂得外面的行情，每次都是长话短说，匆匆挂掉电话。
这些年，盲目自信的我终于吃了许多亏，碰了许多壁，走了许多弯路，如今三十岁了，还没有混出一个日月，然而心壁上已生满了苔藓，终日里安于现状，不图进取。有一天，当我含着泪咀嚼往事时，忽然发现父亲和母亲的谆谆教导是何其英明何其正确，当初如果能够听从他们的只言片语，无论是考公务员，留校当教师，还是到电视台，我现在过的也会是另外一番生活。他们虽然读书不多，且偏安一隅，但他们早已把这个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大半生的人生经验，足够我们兄妹受用终生。
母亲担心我们记恨父亲的严厉，时常替他开脱：“我们给你们讲的道理，都是为了你们好，又不得害你们!”
在父亲最初的设计里，我们可不是现在的我们。
我以前提过，他们在建房子时，就已经把我们的未来设想好了：哥哥住西边的那间房子，我住东边的那间，他们呢，心甘情愿地被挤到狭窄昏暗的后廊子里。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给妹妹准备房子，迟早要嫁出去的么!
那时，他们并未想到我们都会离开他们。在他们的意识里，我们兄妹也跟他们一样，都会一辈子生活在村子里，以种地为生;一家人住在同一屋檐下，永不分离。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们，而且一个比一个远，就连小学肄业的哥哥，也没有承继他们的衣钵，而是拖家带口的常年生活在外省，几年也难得回家一次。
于是，他们不得不一再更改房屋的布局和用途。滚滚向前的时代，把他们既定的计划彻底打乱了!他们在这个相对陌生的时代面前，显然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慌乱，甚或手足无措。他们从上一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以农耕为主的教育方式，在我们身上宣布失效。关于种植的技艺，很有可能和农谚一起失传。
他们这一代把农事和二十四节气种在心里的人，用双手开垦过荒地的人，用脚步丈量过田园的人，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仓皇应战。
有一个情况颇值得注意，那就是他们把我们送入学堂，最初的目的，大概只是为了让我们会端端正正地写自己的姓名，上街赶场认得秤星，出远门认得路标，而不至于像他们一样，大字不识一筐，吃了没文化的亏。
种地犁田的他们，一定不曾预料到，这个里里外外弥漫着庄稼人气息的农民家庭要走出那么一两个文化人。这是他们不敢想象的，或许想过，那念头也只是像天边闪现的一点隐约的紫光，倏忽即逝。尽管到镇上的算命先生那里抽签，得知我是仓禀之鼠的命，而妹妹的命运比我的还要好，迷信命运的他们，恐怕也没有更长远的打算。就连我们自己，在小时候也是胸无大志，从来不曾想过要离开小镇，觉得小镇所在的那一方盆地，就是我们终生要面对的世界。
至今记得，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雨天，父亲和母亲忽然心血来潮，询问我们两兄弟长大了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哥哥想也没想，就说他想当一名木匠，我呢，比他稍有出息，告诉他们，我想当一名同志。我那时天真地认为，在合作社站柜台，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体面的职业。
正因为如此吧，他们都曾对形势做出过误判。
我中考那年，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州汽修学校寄来的，一份是县民族高中寄来的，意味着面临两个迥然不同的选择。
记得那年八月的一个月夜，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撕玉米，她感叹道：“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不读书了，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想读书。”这话该是针对我说的，可我并未表态，只是默默地撕着玉米，偶尔望一眼惆怅的淡淡的远山。
月光洒了一地，银子一样白。
那一年，父亲在北京打工，不曾过问家事。不过，他年底回家后很惋惜地对别人讲，要是他在家，就把我送到汽修学校去学修车了，学成之后，在公路边开一家修车铺，多好!
那几年，修车确实是一个流行于农村的俏皮行当，连小镇上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师傅都收了许多门徒。
只是果真如此的话，我都难以想象，我现在该在何处谋生，又该怎样辨认自己呢。我会不会对父亲有所抱怨呢?我见过的那些修车铺，就孤零零地立在尘土飞扬的公路旁边，搭着一两间简易的房子，门前码着一摞沾满了灰尘的轮胎，地上油渍斑斑，没有一处可以落脚的地方。当年二流子一样吊儿郎当的师傅们，不知已经失业多少年了!
虽然出现过这样一段小插曲，但他们无疑是在我们身上寄托了莫大的希望的，不然父亲也不会在不惑之年选择背井离乡。
我们兄妹，确实像是几株花，原以为会在那个乡间花园抽枝发叶，开花结果，却被那两位目光渐长的园丁送入了一个更大的花园。
他们是想让我们开出更灿烂的花朵。
可这一过程，就像是要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收获丰硕的果实，何其不易!花枝必须拼命压榨脚下的泥土，拼命吸收养分，才可能打出一个耀眼的花骨朵来!
母亲为此节衣缩食了十年，在为我们筹集学费的日子，她不曾睡过一个好觉。
父亲呢，差点丢了性命!
现在十里八乡的人，都像我女友那样，对他们无不赞誉有加：“供出了两个大学生，你们现在享福了!”母亲听及此话，总是付之一笑，父亲更是三缄其口。
中国有句古话，叫养儿防老。这是许多人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什么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偷偷地不顾一切地生一个儿子的原因。吃再多的苦，为父为母的都愿意，因为他们总是相信苦尽甘来。
我们终于离开了他们。可母亲依然忙碌得像一只陀螺，不停地转啊转，原本就瘦弱的身子，越转越单薄了;父亲依然不能解甲归田，还要跛着脚行走江湖。
我觉得这都是我的责任。我是一个不肖子。
这两年，每次回家，父亲都会告诉我：“那些没有读书的人，现在牛气得很，出手阔绰，一个个都目中无人呢!”母亲也对我说过：“人家都说我们现在享福了，可我们只能苦笑一下。我们只是背了一个荣誉!”
我多少听到了一丝失落!
母亲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趁着年轻，一定要努力!不能让那些没读书的人家笑话我们，说我们白给你们供书了!”
这十余年来，我已经切身感觉到父亲和母亲在我们那块巴掌大的地方被孤立了。包括以前与我们家关系密切的长辈，就因为自己的小孩最终没有考上大学，而纷纷加入到了孤立他们的队伍。每次见到这些长辈，我都会毕恭毕敬地喊他们一声，可他们不是装作没听见，就是不冷不热地应付一声。我从他们怪怪的神情里，触摸到了难以理解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敌意。
这是相当可怕的。然而，这不是最可怕的。
在我的记忆中，村人过去都是以能读书为荣的，他们把孩子考上大学吃上公家饭当成整个家族的荣誉。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传统的崇拜文化的观念，渐渐被越演越烈的财富观念所替代，甚或颠覆。尽管大家都清楚部分人所拥有的财富来历不明，甚至极度肮脏，但难以置信的是，以往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的人们，如今在这些事情上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而那些念了大学却又一时半会儿没有找到一份合适工作的年轻人，便成了人们奚落和嘲讽的对象。
也就是这两年，当父亲和母亲向我念叨谁谁谁买了车，谁谁谁有多少万存款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在对当年的选择进行质疑，甚至后悔，毕竟供我们念书的费用，足以在乡间修建一栋像模像样的房子。
直到现在联想到这些，我才理解他们难以言说的难处和相当微妙的处境。
在乡村，对于一个开满了鲜花的花园而言，流言蜚语总是多于发自肺腑的赞誉，因为，它在一片荒芜之中，实在是太扎眼了。
回家的第二天清晨，我在睡梦中隐约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竖耳一听，是父亲的声音。他喊得很轻。我到底是答应了一声。他在窗口告诉我：“你妈到坡里打猪草去了，我也要上班去了。”
我匆匆起床，来到院子里目送父亲。那时晨雾甚大，遮天蔽日。父亲戴着那顶草帽，沿着屋后那条黄泥小道蹒跚而去。他的背影，不一会儿就被大雾吞没。
我的心有一点慌乱。
父亲走路时的样子不可模仿。两个脚印，一个深，一个浅。
他佝偻的背影，像一座秋天的苍山。
我们的父亲，真的老了。尽管从诸多迹象上可以看出，他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春节期间，他还对一个人讲过一番狠话呢!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句出现在刚刚看过的一部外国电影里的台词。一群住在尾部车厢的人通过革命，眼看就要取得胜利了，那个长着络腮胡的年轻英雄邀请那位被尊为领袖的老者跟着他们一起到前面的车厢去，却被老者拒绝了，老者对他说：
“我已是迟暮之人，属于我的时代已经终结。”
我的父辈们，虽还远远不及电影中的这位老者年老，但差不多都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了。
端午节那天，父亲在家大摆筵席，宴请他那些来自利川的伙计们!我见到了一位与父亲一起在工地上工作的伯父。
此伯父虽满头华发，可身子骨还很结实。我在他背上捶了一拳，告诉他，您的身体还好得很呢!他满不在意地回道：“哎，搞不好了!”然后摇了摇头。
年轻时的他们，是多么的慷慨激昂啊!
时间这个无声无息的家伙，终于让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服软了。
当年的那群年轻人，去了哪里呢?
前一阵子，购买了台湾作家吴念真先生的一本散文集。在散文集附赠的那本设计别致、印刷精美的别册里，我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人要到了三十多岁，才慢慢开始琢磨上一代人的心思，会站在他们那边想，有时候暗暗分析分析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过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性格和脾气，他们的欢喜和恐惧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当然是一味的反叛，即使是顺从，也是很压抑的。所以，用儿子的视觉来拍父亲，其实还是蛮难的。
这段话，恰与我现在的心境相符。
在少不更事的年龄，我曾极端地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一位不称职的父亲。上个世纪末叶的生活成本多低呀，可是我们一家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一粒粒日子，干瘪，瘦骨嶙峋，潦草不堪。
他粗暴的教育方式，也相当令人反感，但我们敢怒不敢言，只能以沉默相对。这给我们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终于在忍气吞声中长大了，性格一个比一个执拗，脾气一个比一个刚烈。
在有了与父亲抗衡的实力后，我曾多次顶撞过他，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把拄着拐杖的他气倒在床，拒绝我的道歉。还有两次，因为一些事情，我们在电话里各执一词，互不让步，把气氛闹得很僵。陷入漫长的沉默之后，他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我曾以为与这样的父亲难以和解，但在我经济独立自己当家以后，尤其是到了睡不着觉的而立之年，我才开始理解父亲。作为掌舵者，要把那么大的一个家撑下来，需要多么大的耐力!
这几年，我一直想与父亲推心置腹地促膝长谈一次，与他谈谈人生和理想，但终是碍于什么，而不了了之。有时候，我想我是了解父亲的，但另外一些时候，我又觉得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已经与我做了三十年父子的人。
古人说，知子莫如父。然而，谁又知我们的父亲呢?难怪父亲留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沉默而不善言辞的。或许还有些孤独吧。
这是中国父亲的文化形象。
但是我想，世间最沉默的，莫过于父亲藏在深山里的爱。
大约是端午节那天上午吧，在我的要求下，坐在我对面的父亲，终于挽起裤脚脱了袜子让我看了一眼他的那只右脚。
那是一只严重变形的脚。父亲脚大，要穿四十五码的鞋子，像船。可几十年来，他极少买到那么大的鞋子，多半都是凑合着穿。经年累月的挤压，每一根脚趾头都扭曲变形了。每一根脚趾头，都生着一张痛苦的脸。看得人心慌，心疼。
父亲一边捏着脚，一边对我说：“自从那年动过手术之后，这几根脚趾头就失去知觉了，一年年萎缩!现在，这只脚碰都碰不得。前两天，在工地上被一块石头碰了，把我疼了一天。”
然而，这还不是他这只脚最显著的特征。最显著的，是在他的脚部看不见那个像蒜头一样突出来的脚踝骨。十二年前，他的这个脚踝骨被摔成碎末。现在那块被包裹在苍白皮肤下的扁平的骨头，来自他的小腿。
我告诉他，止痛药要少吃，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不吃怎么办呢，连路都走不得。以前每天吃一粒，现在好像是吃多了麻木了，吃一粒都没有效果。”父亲很无奈地回答。
母亲路过，又提及父亲抽筋的事。我知道，这个毛病也已经折磨父亲有一些年头了。以前以为是缺钙，就让他买钙片吃，可效果时好时坏。
经母亲一讲，我忽然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便劝他去县医院检查一下。
父亲只管看着脚，淡淡地回了一句：“就怕是骨头坏死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治了!”
我一下子觉得如鲠在喉，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任何安慰，对于父亲所忍受的疼痛，都是无济于事的。
就在他佝偻着身子穿鞋子的时候，我瞥见了他的左手有些不对劲儿，那根食指的指头有些发亮。
记得早春的一天，我给他电话，他回答说正在卫生院打点滴，并轻描淡写地告知了原因：“手指头被电锯锯伤了。”那段时间，父亲在家里准备制作一架板梯。当时，我以为就锯破了一点皮，根本没有放心上，甚至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了。
没想到，他的食指被呜呜叫喊转得飞快的电锯锯掉了一小截。然而，这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了。而他就是在伤口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带着一包消炎药跑去新疆的。
父亲把手指头举起来晃了一下，苦笑着说：“新的指甲已经长出来了!”
我忍住眼泪，望着被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父亲，暗暗告诉自己，是该接下他肩上的担子了。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父亲之所以告诉我这些而无丝毫顾忌，一定是他觉得他的儿子已经真正长大成人，可以面对惨烈的人生了。
回长沙后，哥哥对我说：“以后都不让爸爸出门打工了!”
我们的父亲还想着出远门谋生吗?
记得他对我说过：“有时间的话，我就把那些花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