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马泉中学上了两年半的初中。1978年秋，虽然没学英语，虽然不懂汉语拼音，虽然一元二次方程我不知道有两个根，但我仍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是这所山沟初级中学的“状元”，而且毕业证上就大大地写着“第一名”，这也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状元”经历。推荐上高中，已经没有那样的美事了，我用三驴给我的5斤粮票5元钱，到县城去考试，回到家里感觉考得不好，就复习准备报考中专(当时初中生也可以考)。有天我趴在炕上念书，进城的邻居回来说县一中门口张榜，你娃考上高中了。我听完就冲出门去，一口气跑了三十里，到一中门口见榜单残破不全，而且找寻不到我的大名，问过老师说的确有我，名次也就中等而已，但无论怎么说我终于可以到漳县一中读书，开始我的高中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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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已经打倒，流毒据说正在肃清;万象更新，广播说“科学的春天”也将要来临。开学伊始，朱承业校长将全校同学集中在校门口院子里，讲当年高二毕业生漆元、郭开雄的高考故事，他们一个考上兰州大学，一个上了陕西师范大学。郭同学原来物理考0分，高考时考了90多分，校长激励大家向他们学习，争当飞出山沟的“金凤凰”，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增砖添瓦。我在下边和同学们打闹，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几句，因为我觉得大学是天边的彩云和水中的月亮，虚幻而捉摸不到。我心中比起小学时，野心也不小，那就是再长高点个儿、长多点肉能到50公斤，我就可以参军了。
“文革”期间，漳县一中在城西北的红沟里修建了一个农场，那时的高中生被分为“林果班”、“粮油班”和“畜牧班”等等。现在开始正规的高中教学，农场自然要撤了，我们就去拆农场，然后往回搬椽子、砖头、瓦片、门窗，还有农具等，因为我们的教室中，桌凳还是土坯垒起来的台子，而校园中也没几间像样的教室。
饥饿依然是我的头等大敌，肚子无时无刻都在咕咕叫着抗议，每天走在路上都低头到处找寻可吃的东西，像是捕捉残食败羹的狗。农场种的水萝卜脆甜水灵，我空腹一口气吃了五六个，结果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肠子似乎结成了麻花，疼得在地上打滚，差点要了小命，从此好长时间一见萝卜就条件反射胃缩着疼起来。
每隔一周或者两周，我就回家一趟。通常背一个背斗，里面有一个褡裢，一头装半小袋白面，一头装满袋子玉米面，还有妈妈给我做的玉米锅贴厚饼两个、十来个洋芋和一捆硬柴，约四十来斤重，这就是我半月的伙食。这些吃食显然远远不够，等到城郊菜园子长菜，玉米秆结穗，我们就偷白菜和玉米。在通往盐井的路上全是玉米地，晚上有人巡逻，我们装扮成路人在大路上溜达，趁巡逻的人不注意就钻进地里掰棒子，做贼心虚，那棒子掰断时的响声就像炸弹，我吓得心要跳出来。我买了一个解放军的绿色书包，第一次背着去偷玉米，结果被逮了个现形，书包被杨家寺的队长没收，我天天去要不给，后来发现队长儿子背着，但他不承认。我在背带上用墨水写了姓名，被他妈给洗掉了，但依稀仿佛还能看出来，我天天找老师告状，要了半年才要回来，可是书包已经被那小子给背破了，懊恼和后悔得肠子又青又紫了无数回。
七七、七八级的高中生，实际处在读书与不读书的过渡阶段，拆农场这样的事我们驾轻就熟，因为从小学到初中都干类似的活儿;但要安坐在课桌边读书，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件极难的事儿。我从小身子瘦弱，绝不是横刀立马在班上称王称霸呼风唤雨的角色，我的恶劣的根源就是性子太急，又因为太瘦屁股像个锥子，所以根本就坐不住板凳，半小时后全身的细胞就异常活跃，按捺不住。无论是上课还是自习，我坐会儿就必须要动，不然就受不了。而动起来时，一个人动总觉得无趣，就会拉旁边的人动，蹿来溜去，整个教室就乱套了。
我的中小学生涯里，几乎一直是全班个子最小的学生，现在这点个儿还是托福在大学里长的，幸好刚刚摆脱“残废”的边缘(那时一米七以下为残废也)。因为个子小，所以排座位我永远是第一排，而教室的门也往往直冲着第一排，其实经常是全班人都在打闹，但当班主任突然出现在门口时，后排的同学都有足够的时间来迅速蹿回位子，翻开书本捧起做出苦读状。而我根本连收回手脚的时间都没有，首先映入老师眼帘的往往是我的张牙舞爪，自然就免不了被扯着耳朵提出去。我们家族遗传的耳朵很大，耳垂又肥又厚，就像佛祖的一样，所以我一般被揪耳朵时还受得了，不像其他同学那样疼得龇牙咧嘴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同学在被揪耳朵的时候，都是撅着屁股身子重心往后拽，老师往前走，他往后扯，结果越扯越长，越揪越疼。我经过无数次被揪得到的宝贵经验是：老师一旦揪了耳朵，我就顺从地跟着，而且高度配合，身子前倾小跑走在前头，让他有劲儿使不上，于是我的耳朵也就不那么疼，这招让我很是受用。上大学后，竟然可以自选座位，让我大喜若狂，逆反心理让我马上选择坐最后一排，直坐到毕业散伙。
我从初中到大学毕业，都是班主任眼中的“异类”。我想全中国的班主任，大概区别班上学生好坏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学习好又听话的自然是最好的优等生，学习差但听话的大概是二等生，学习差不听话的应该是三等生;而学习好却不听话的，我自己的教训在班主任眼里就是眼中钉肉中刺了。
我在班主任眼里的坏，不是学习不好，不是迟到早退，不是无故旷课，不是打架斗殴，不是偷鸡摸狗，不是破坏公物。我从来没有大动作，不违犯国法，不碰触校纪，不拉帮结派，不暴力顶撞，但又足以让班上失去秩序，紊乱如丝，而且还颇有凝聚力和人缘，因为任课老师和同学待我都很好。这才是让班主任恨恨不已又无可奈何的坏分子，用我们当地方言来说就是“滚刀肉”——鼓鼓团团，筋筋串串，剁而不烂，切又不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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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而言，正常教学秩序得到恢复，学生也终于回到了课堂，但认真学习的，尤其是我们这些普通班的学生，还真没几个人。学校在分班的时候，就已经把重点放在了一班，无论从班主任还是任课教师，都是当时顶级的配置;而普通班的教师，要么是教得不好，要么就是临时客串，走马灯似的换着。而我们自己，也总觉低人一等，像我这种吃不饱穿得破又来自穷乡僻壤的“山毛”，就更无地以自容。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但师资队伍的教学质量，并不是喊口号能解决的。我们的语文岳老师口头禅喜说“啥”(当地读音为sà)，其实老师讲得还是不错的，但我们上课时无人听讲，每人铺张纸画杠杠，记老师一堂课究竟能说多少个“啥”，下课对数赌油条吃。比如第一课是碧野的《天山景物记》，有句“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走在花海里，显得格外精神”。如此美妙的对偶句，老师却读成：“马走在花海中，啥。显得格外矫健，啥啥。人走在花海里，这个啥。显得格外精神，这个啥啥。”中学教师如果有口头禅和习惯性的小动作，可真是极大地会影响课堂效果的。
最好玩的是英语课，因为我们大多数连汉语拼音都没学过(我是在高考前才学的汉语拼音)，26个洋文字母都认不全。教我们英文的王老师已是古稀之年，他老人家是临时请来的美髯公，慈祥可敬，老师年轻时学过几句英文，不懂音标，读不准音，而且说话还漏风。比如他读“what is this”为“滑茄一次勒死”，我们也跟着读一遍。他问“滑茄油啊奶没”(What´s your name)，有聪明的学生就回答“麻衣奶没一次李萍安得魏芳”(My name is Li Ping and Wei Fang)，老师就骂说“and你答的脑壳子”。没有英文课本，老师在黑板上草书写英文句子，比如他写“s”好像是“8”，我们就照着画画儿，也不知他到底在写什么，看不明白听不明白我就真想把自己或者老师给“勒死”。
我偏科得非常厉害，语文、历史、地理都很好。而数、理、化从初中就学得很差，简直就是天敌。但我的语文一直很好，作文写得也不错，在班上常常被老师评为范文，也是我唯一的安慰。那时许多过去不能看的“毒草”都开始解禁，我开始着魔于小说的世界，记得自己花钱第一次买的长篇小说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然后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红日》《敌后武工队》《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第二次握手》 《红与黑》 《巴黎圣母院》 《战争与和平》等名著，以及《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古典名著，《儿女英雄传》《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白话小说，当然还有《少女的心》这样的手抄本淫秽小说，都是在高中读完的。可能许多朋友都有过将小说包上书皮写上“语文”、“物理”之类的字，在上课时偷看以蒙哄老师的经历。我深陷在小说中，上课下课走路吃饭都在读，不知被老师没收过多少次，不知又厚着脸要回来过多少次，好在虽然我买不起书，但总能跟同学借到好书。有的书翻破了，前后几页都没有，读完连书名都不知道。我想高中至少我认真读完过50部中外著作，那时没有各类名言警句的词典，自己还摘抄了不少的精警名句，写作中时不时地拽上两句，以示自己的“博学”。
我也尝试创作，虽然分不清平声、仄声字，也模仿写五、七言诗歌，凑足二十字、二十八字就以为是绝句。我在一个刊物上读到汪曾祺写他小时候的同学，我想我为什么不能写呢，于是我也写了我的儿时伙伴，并寄给了那家刊物，当然不可能发表。有老师的鼓励，同学的赞扬，还有学校举行的作文竞赛中获个小奖，就已经够我满足的了。到处找小说读和对文学的爱好，是支撑我在一中待着的原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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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县一中的学生半数来自边远山区，学校没有宿舍，学生都三三两两分散在城里的百姓家中，有亲的投亲，有故的寻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的爷爷和外爷苦思搜索才想起我有个舅婆家在城里，舅婆是我外奶奶弟弟的媳妇，本家舅爷不幸早亡，舅婆就嫁到城里成了另一个舅爷的媳妇。舅爷和舅婆收留了我，但条件是必须每月不断给他家送柴草和面油等。舅爷高度近视，舅婆右手四个手指长在一起像鸭掌，做饭放调料时就将油盐瓶子撑在手中往里簸两下，要么多了要么少了。舅爷的儿媳妇是个厉害角色，总是欺负舅婆，所以分开来另过。两个老人共用一双眼睛和一双手，相依为命。
我起初和舅婆他们一起吃饭，每天中午、晚上放学了就帮舅婆擀面烧火。舅婆还兼着给上班的双职工干部照顾婴幼儿，赚点油盐钱，她的手不能包裹孩子，需要我帮忙，常常是我抱着哄孩子她忙着做饭，孩子需要喂奶或者送回家，尤其是雨雪天气，这都是我的活儿。我记得有个孩子叫农国正，长得就像《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白嫩胖墩可爱极了。有一回泥泞天我抱着国正在半道上摔趴在烂泥中，但我仍将孩子双手高高举在空中，未沾半点泥水，他妈妈见了非常感动，送我一个塑料皮儿的笔记本，那可是奢侈而难得的物什。
和舅爷舅婆同吃，极不方便。不能按时吃饭，上学经常迟到;我又太能吃，舅婆家做饭量很小，稀多稠少，我吃两碗就不好意思吃了，总是半饥不饱。我和两个老人睡个大炕，晚上我想看看书，舅婆心疼浪费电，就隔三五分钟催我关灯睡觉，我只好倒头闷睡。
舅爷的院子不大，坐南朝北一座大瓦房，是解放前地主家的;西边一座低矮的土坯房隔成两间，是儿子一家的;东厢一座土坯房，老人用来做临时的客店，以招徕行商往客，挣点零用钱花。舅爷和儿子两家，本来是一个院子，大门朝西同出同入，但有次打完架后儿媳妇发威，命令儿子在院子中间夯起一道小矮墙，隔断了舅爷老两口的出路。舅爷无奈就在东北角上挖倒半截土墙做大门，但还剩两米来宽的一点空间，我动员舅爷说，干脆在这点空当里修一间小屋子，我分出来单住，这样就不干扰他们，而且舅爷还在城里逢集天能多收几个客人，我说修房的材料我来打凑，舅爷考虑再三后同意了我的请求。
于是，父亲从山里拉来一些胳膊粗的小椽子，我们挑了其中较粗的一根做房梁，我连偷带摸弄来一些水泥石灰，又从老远的红沟里背来一些垫底的石头，我和舅爷打土坯垒墙，和泥抹灰，安门装窗，前后花了两个月终于垒出一间宽两米长不到三米的“房子”来。门是半扇儿捡来的木板，窗子只是做了个方框，中间插了两根小木棍儿，以防小猫小狗钻进去。我做饭用的二尺长宽的小案板，平时用来擀面切洋芋，不用时就顶在窗口当窗扇。窗下垒了一个小灶台，安一口小铁锅，旁边横放着一只从大姑姑家借来的小木箱，装着我的日用品，箱子下堆放着柴火。最里是一个长宽约一米五左右的小炕，炕上铺了半截捡来的破席子和纸箱，再在上面铺了一张外爷家大黄狗皮褥子，还有妈妈缝给我的一床小被子，一个破布头凑两头花的小枕头，由于太窄，伸不开脚，只好斜着身子睡。地上容不下两个人站着，看书写字就俯贴在箱子上面。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和地盘，但谢天谢地我终于有一间单独生活的“宿舍”了。
每当想起这间屋子的时候，我是既爱又恨，我在这间蜗室中生活了四年多，给了我苦读的栖身之地，但也让我吃尽了苦头。冬天屋子是透风的，西北风吹打在窗台的案板上叮当作响，我不得不用柴棒子顶住以免“窗扇”倒下来。屋子像个冰窖，寒冻侵骨的土炕上，被子长期不拆洗，又脏又不保暖，老杜诗“破衾多年冷似铁”，我完全能体会得到。尽管我将衣服裤子能盖的全盖在身上，但仍如盖了张纸，我蜷缩在狗皮上像只流浪的小狗，冰得牙壳子忍不住地打颤。夏天不怕寒冰，但怕雨淋。屋顶只抹了一层泥，如果是暴雨还好，一会儿就过去了。一旦淅淅沥沥下几天雨，屋子里和外面就没了区别。有一次半夜被雨淋醒，发现被子已经全湿了，我赶忙将两三个盆儿碗儿接到滴水的地方，但全然无用，因为到处都在漏水，我将一张大塑料单子绑在屋顶的四角，等塑料单子里漏一盆水，我就倒一盆，一盆接一盆地倒，然后坐在下面听着雨声发呆，满脸是雨水和泪水，我呜呜咽咽地哭到大天亮。
就这样撑到高二的第二学期，我就病倒了。因为长年累月的营养不良，又长期睡在冰冷的土炕上受潮气侵蚀，身体完全垮掉。勉强熬到期末考试结束，平常两个多小时就能赶回家的山路，我花了大半天歇了无数次才爬到家，一头倒在爷爷温暖的大炕上，卧床不起，从脸到腿起了一身的疱疹，痛痒至极，艰于喘息。大年初一，父亲和邻居从几十里外搬请来在当地有名的名医给我诊病，医生说像是伤寒。整个正二月我都不能下炕，看着日出日落，人来人往，了无生趣。
慢慢歇缓到了春季开学，我先是报了名，领了新书，但只去了一个下午，趴在桌子上不想起来，脸上仍是一层红斑疙瘩，抬头都没有力气。我找校领导说想休学，副校长说毕业班不可以休学，我一气之下便发誓不再读书，我想在家里至少每天晚上有爷爷的热炕暖火，不受寒冻，不怕雨淋，于是辍学回家。据说一中给我发了“肄业证”，但我从来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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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身份不用申请也不用谁批准，既然回到家里，那自然是地道的农民了。也就是在那年，漳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先是将一个村分成三个自然组，我和小玩伴金德，春耕、夏耘、秋播、冬藏，都是放牛的主儿，我们先早早给自己打一捆柴草，然后抢大人的犁铧学耕地，等大人耕完了，我们牵一匹马拉着磨，站在磨上磨地，都干完了，正是烈日当顶的中午，背着柴捆回家，又饿又累，汗如雨下。不久，土地被完全承包到家庭，开始家家户户各干各活了。
九月夏收毕了，我受不了农活的苦，又想回到校园读书，于是在外爷的“攻关”下，我这个被“肄业”的学生又回到了校园，但朱承业校长命令我去重新读高一，于是我又成了高一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当年全中国学制改革，初二学生都升了初三，高一没了生源，县一中就在社会上招了两个闲杂人员组班，当时统称为“渣子班”，一开始就分文科、理科两班，我自然成了文科“渣子班”的一员。
新的高一年级，就这么两个乌合之众的班，但校方仍然高度重视，当成宝贝。文科班的班主任是已经退休又请回来的张继业老先生，老人家干瘦干瘦的，走路背着手驼着腰，唯喜抽烟和看戏，抽一口就咳得要断气。县秦腔剧团的美女有两个是他干女儿，老人家挣的工资，既不给儿子也舍不得自己花，全给干女儿买吃喝了，换来的是看戏时坐特殊座位，并给我们炫耀说：“我看戏1排1号，看电影15排1号，全场最好的位置，你们一辈子都坐不到的。”只要我们没课，他就守在教室里，如果有事就把我们反锁在教室里。我和边疆有次从窗子里跳出去到北渠上玩，被老人家瞅见了，就在渠沿上边骂边找，我们藏在麦浪中，他假装看见了，威胁着喊：“我看见了，你们赶快出来，不然我一石头就把腿砸折了。”“边疆!你出来，你不要学他漆永祥狗油儿。”我们迂回在他背后跑回来，他骂累了返回来时我们已经在教室了，死不承认，于是他就打自己，然后拎着铺盖卷儿不干了要回家(颇有“太爷老师”的风格)。我们太了解老头的脾气了，先是无人理会，等他快走到校门口时，再有同学出面去拉回来，他就又接着干了。老人家上地理课，最喜欢将地名配成绝对，比如“汉阳”对“汝阴”，“武功”对“文治”之类，他特别欣赏我，是我一生难得的与班主任短暂的和谐生活，每次考试他都拿我的卷子当标准答案，哪怕是我错了，那也是对的。
语文老师高平先生，绝对是大帅哥，而且操一口标准的男中音普通话，漳县广播站遇到重大新闻什么的，都请高老师诵读稿子，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有一比。老师写一笔秀美的楷字板书，下课后我们舍不得擦掉。他常常坐在宿舍门口，一个一个地让我们轮流背书，我们用漳县话一开口，他就大吼“用普通话”，于是我们羞答答地用漳县普通话背课文。
历史老师赵康兴先生，漳县盐井人，是绝对的权威。他戴一副近视镜，阴阴地笑着。瘦瘦的个儿，但腿脚麻利，是一个舞拳弄棍的高手，每天早晨都要练功，他还是学校武术队的教练，所以学生有点怕他。老师画一手好画，学校板报大都请他画插图。两个儿子赵华、赵强比我们小，在上初中，跟着他练武。老师的心爱之物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他的车永远都是崭新的，辐条锃亮，遇到水遇到泥，他就扛着车走，决不让车沾水和泥，这车子他儿子都不让骑。赵老师不苟言笑，但有时有些冷幽默，一针见血。他的教案经常更换，讲课绘声绘色，能将过去的历史讲得活灵活现，我大学上了历史系，也有受赵老师的影响。
政治老师范兴业先生，武山人。范老师先后在武当、马泉、柯寨等中学教书，后来在一中教学，在漳县待了一辈子，把一生贡献给了漳县的孩子们。那时条件非常艰苦，老师带着儿子提高上学，既当爹又当娘。范老师圆圆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特别像《小兵张嘎》电影中那个被嘎子扣了西瓜的翻译官。老师特别内秀，吹拉弹唱，样样能行，我们参加歌咏比赛，记得有一首歌叫《我们爱唱四化歌》，就是范老师为我们改歌词编曲的。老师板书一般，但毛笔字特好，教室的标语都出自他手，他还能做一手的好木活，闲时就见他在房间里刀砍斧剁地忙活，老师们家具坏了，也都是范老师给修理。老师的政治课上得最好，他不是那种一年一换教案的人，而是在旧课本上圈画得密密麻麻，将新内容加在上面，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是政治课绝对的权威。
老师都是好老师，学生也都认真地在学习。“二进宫”而且又是从高一读起，我开始有些压力了。因为全村大大小小的孩子，因为包产到户每家分头牛或羊的原因，都成了放牛娃，只有我和在马泉中学读初中的一个学生仍在念书，我想如果再读三年仍然回家种地，恐怕是无法给父母也无法给自己交代，更对不起年迈的爷爷、外爷和外婆。于是，我便有了些小小的志向，我初中的同学梁见明在渭南师范毕业，我便超越了想当公社广播员和想当兵的目标，把渭南师范定为我奋斗的最高目标。
我的身体仍然孱弱不济，暑期收割时节，我先到大姑姑家帮忙割麦，回家后正是雨后光景，无法下地，我就帮父亲牵马驮粪往地里送。我站在马头前感觉有点迷糊，就抱着马头想立住脚，却一头栽倒在马蹄下，等我醒来时已经被父亲背在爷爷的大炕上，七嚎八吼的一堆人在围着叫我，原来我是昏死过去了。妈妈用筷子撬开我的嘴，灌了半碗蜂蜜水，又拍又打的才苏醒过来，后来一查是严重的低血糖，于是天天输盐水，直折腾到九月开学，面色黄蜡，身如芦柴，真成弱不禁风的“林妹妹”了。
要想考大学，这样的身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我开始发愤锻炼。我坚持每天早上起来跑操，即便寒风雪飘，也从不旷操。体育课在单杠上拉引体向上，我一个也拉不上去，但坚持每天拉，后来可以用标准姿势一口气拉二十个。每到下午没课的时候，我就登上学校后面的泰山庙，既健身又可以找僻静处背书。李二娃的爸爸是百货公司经理，二娃从百货公司院里偷来两个磅秤的大圆秤砣，我俩晚上当哑铃来练臂力，结果第二天农民卖药材粮食的排着长队，就是没有秤砣称重，在院子里吵嚷，二娃中午吃饭见着魂吓丢了，饭也没吃赶来告诉我，我们也没胆儿再送回去，索性就每天晚上练几把。这种苦练还真起作用，尽管高考时我仍然不到五十公斤，但身体明显地逐渐好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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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上高中，我仍然住在自己修的宿舍里，我暑期挖药材卖了些钱，换回来几米的牛毛毡，铺在我的屋顶上，这样下雨时即便仍然渗漏，也比以前好了许多。舅爷的客店没有营业执照，时好时坏，有时客人住一段时间，分文不给就溜了，所以就干脆招租给了远山的学生，院子里除我外又住了五六个年级高低不等的同学，一下子热闹起来。农村包产到户以后，爷爷贷款买了一匹马，时不时就给我驮些吃的用的，土炕时热时冷，勉强能抵挡一下寒冰，较前也好多了。
虽然避开了学物理、化学，但课业仍相当重，而且数学是必须要学的。说到数学，可以算是我高中学得最神奇的一门课，从我抄作业也抄不对，到高考时考88分(总分120分)，是我六门课的最高分，这中间的变化要归功于三位女老师。
第一次上高中时，教数学的是董玉玲老师。老师苗条的个儿，声音有点嘶哑，是临时顶替的。有次不知是期中还是期末考试，考前头天晚上，董老师匆匆来到教室，在黑板上演了一道习题，也不讲解就又匆匆走了，我觉得老师的眼神充满了期待，有点儿暗示的意思，于是就多了个心眼儿，把那道题抄在纸上，非常认真地核对了好多遍，确认无误后当晚背了下来。第二天考卷上果然那道题是100分之外20分的附加题，我将其他题胡乱算了一下，就把这道题默写在了试卷上。
过了两天，在路上遇到同班好友张建成，他数学很好，告诉我这次数学考试全班只及格一个人就是我!我是打死也不会相信的，他说不信咱俩打赌，我问赌什么，他说赌十根油条。那时刚实行市场开放，县新华书店的小门洞里有家炸油条的小摊，每天早晨上学经过那儿，油条的香味儿让我们馋得口水成线地流，能吃根油条就成了奢望。所以这家伙脱口而出赌油条时，我想他要输定的，就爽快地答应了，甚至已经感觉到油条在嘴里的滑爽脆香味儿了。
我俩当即跑到董老师房间去看试卷，还真只我一人及格，而且是61分!我仔细看了试卷，我的分数原来是59分，老师把这个成绩给划掉，硬给写成了61分，大概她觉得60分一看就是勉强加的，61分好看点自然点吧。
我不知是该惊喜还是认倒霉，就借了五毛钱买了十根油条，看着那小子狼吞虎咽地享用，我只能在旁边随着他的嘴动空自抽搐着嘴角，等吃到第七根，他终于开了天恩，像大赦似的一挥手说：那三根归你了!我的佛祖宗天爷爷，我一把抄起三根油条，三秒钟就吞掉了。
奇怪的是，从那以后，我突然对数学有了好感，再后来教数学的仍然是两位女老师——朱玉兰先生和卢欢凤先生。在她们的雕琢护佑下，我越来越喜欢学数学。朱老师齐耳短发，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对小酒窝，常带笑意。老师讲课时嘴里含着薄荷片，边吮边讲，我常在她的课堂昏黑酣睡，有难题不解，自习时就厚脸缩脖地往老师宿舍求教。
卢老师也是短发，瘦小精干。老师讲课也是面带微笑，细声细气，耐心至极，我不知道问过多少次老师，把老师宿舍的门槛都踏断了。我高考成功时，朱老师已经调走，先是定西后来到兰州工作。我买了一斤点心去向卢老师表示感谢，她的丈夫米良玉先生也是数学名师，问我平常看什么参考书，卢老师替我回答说：“这孩子穷得哪里买得起参考书呀!”米老师又问我有什么学习方法，我说我没有方法，只是把高中六册数学书上所有的习题翻来覆去做了好几遍，米老师忽地抬头道：“咦!这本身就是方法嘛。”
学习慢慢上了轨道，我的成绩也明显好转，在班上稳居第一。我最得意的是考试的那段时间，甚至盼望着考试，每次六门课考下来，总有三至四门课我一定是第一。地理课张老师无论我考好考坏，似乎也是第一;政治课不一定每次得第一，但八九不离十;我的同学王万斌数学成绩远比我好，可是他考试总是考不过我，因为他能思考肯钻研，可以花半天来琢磨一道题，但考试是不允许慢慢琢磨的，许多这样的优秀学生就被考试给毁了，而他们中才应该是最能出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历史课大多数情况下，我也能拿第一;语文在班上我和边疆竞争激烈，总是我俩轮换着当第一名，现在想来高平老师真是太好的老师，他可能是为了鼓励我们的竞争，也为了保护学生的自尊，所以才这样做的吧;最差的是英语，老师换来换去，我基本上不怎么学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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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过得飞快，三年转瞬就要过去，随着高考的来临，毕业生们都紧张起来，那时考前还有一次预选考试，预先通过了才能参加正式的高考。预选考试结束后，我感觉有些不妙，在家待了几天，心神不定就想到县城探探风声，我腰里系了一根绳子，想如果预选不上我就先把箱子半夜背回家来，以免白天丢人现眼。傍晚时分，我到离县城近处的坝儿上，看到老远迎面走来了李满存，他已经毕业两年，每次都预选不上，我看到他的动作像是抹泪，我俩本来就不熟，在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没敢问他，他也假装没看见我。我的心就悬了起来嗵嗵直跳，到了学校不敢进校门，最后硬着头皮去问老师，才知道我们班很惨，预选仅通过了边疆、李鹏翔和我三个人而已。
预选成功，心中妥帖了许多，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为了抓紧时间复习，我在学校灶上交了面粉打饭吃，每天早上可以吃到两个热腾腾的白面馍馍，中午可以吃到一碗土豆酱的炸酱面，香得不得了。其他预选上的都是留级生或者补习生，我们三个显得势孤力单。那一个月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复习也几乎没什么效果，我们就像腊月里的猪——昏活着，等被宰那一刀时刻的到来!
好不容易到了“黑色七月”，六门课考了三天，我只记得头场考语文，最后一场考英语，其他的次序已经忘记了。恢复高考当初，英语是不考的，后来成参考分，再后来从10%计入总分算起，逐年增多，恰好到1983年我考试的时候，百分之百计入总分，让我痛恨真是生错了时间，要么早点要么晚点，为什么偏偏是我考的这一年要全部计入总分呢?
前面说过，我最得意的是语文，但头场语文考下来，就砸了个结实。主要是那道华君武的漫画《这里没有水》的挖坑作文，严重脱题。作文要求就漫画先写一篇说明文，再写一篇议论文。我们没学过说明文，于是就扭扭捏捏起来，把挖坑人着实批评数落了一通，那年文科生语文普遍考得不好，原因就在这里。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沉沉地埋了进去。本来想语文考好点儿，给英语拉一下分数，但120分的语文我得了不到70分，也就是不及格，实在是让以语文自傲的我太受打击了。
其他几场考试，稀里糊涂地顶了下来，到了最后考英语，反正也不行，就洒脱多了。中午帮舅爷打了一阵土坯子，出一身臭汗，到时间了就去考场，胡乱猜猜，填填写写，一会儿就答完了。不让早交卷，当时借了同学的一块手表，就在考场上玩手表，翻过来倒过去地欣赏，挨到半小时过去，就交卷了事。于是我的高考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
考试完毕，向高平老师报告，老师嘴里不说，但看出来他的失望，老师当时正调往兰州，在收拾搬家，我心不在焉地帮老师装家具什物，送走了老师，觉得心中空落落的。要填志愿了，外省的高校不敢想也不敢填，就是兰州大学也觉得自己可能差得远，第一志愿填了西北师范学院，专业也不敢报中文系，就填了历史系和政治系;第二志愿填了什么，已经忘记了;第三志愿填了渭南师范——我的奋斗目标!现在想来，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胡汉三”晃晃悠悠地转回了中文系，但这一晃竟是十年!
等到高考参考答案出来了，就买了一册，回到宿舍自己凭记忆又将所有卷子答了一遍，然后给每门课打分，总分估算了401分，我觉得似乎有戏。于是就心神不定地回了家，在漫长的等待中煎熬着。
那时正是麦收时节，有天我在地里顶着骄阳割麦，突然听到山顶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说高考分数出来了，听说你娃考上了，你赶快进城吧。我扔下镰刀和草帽，裤管也顾不上捋下来，就直接杀向县城，到了学校才知道我考了363.5分(当年甘肃一本线为360分)，数学88分，和事先估分完全吻合，可怜的英语虽只有29.5分，但已经大喜过望了。
这个不起眼的363.5分，对北大、清华的本科生来说，在当年即不值一噱(当年北大在甘肃的录取分数应该在450分左右)，今日更不值一提。我曾在北大元培学院的开学典礼上，代表元培导师向新生致欢迎词，并自嘲说:“一个当年语文、算术两门课加起来考100分的老学生，对你们一门课就能考150分的骄子讲学习经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幽默滑稽的事情。”我对这些高分小青年表示由衷的佩服，他们真是太强太牛了。但我的363.5分，是我十余年费尽心力、耗干心血努力的结果，我为这个分数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我终于拿到了西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了历史系。1983年8月底，父亲借了40元人民币，我的朋友王耀州送给我30斤粮票，母亲缝了三面新被子，我穿着一身极其别扭的新衣服，拜别了老师和母校。爷爷、外爷和父亲千叮咛万嘱咐地把我送上了开往陇西的班车。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跨县境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见黄河，创造了我生命历程中的无数个第一次。我的人生彻底改变，我将离开大山，混迹于城市。长路漫漫，我像高玉宝一样，在西去的火车中，充满了幻想、向往和期待。我的大学生活会是怎样?等待我的是前程斑斓，还是布满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