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米大如须弥山
多年前父亲去世，留下来几本日记，还有一摞书信与账簿。粗略翻翻，鲜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
尤其日记，内容几乎全部与工作有关，事无巨细，不厌其烦，读来乏味。当然还有一些政治学习的心得体会，应该是他当时的真实感受。不得不说，父亲的思想算是改造得非常彻底。
但在一九六一年的那本日记中，我意外发现有两件父亲亲手绘制的表格，值得过细探究一番。
先说其一。表格抬头为“长沙市城镇各类人口、工种口粮定量标准”，共计十七页。首页右上角有“61年一季度”的字样。
这份口粮定量标准分类之详尽与精妙，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这也反映出其时国家粮食短缺到了何等地步，而那些掩藏在背后的标准炮制者，亦是如何煞费苦心，殚精竭虑。我很好奇，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表格共分为：采矿冶金、土木建筑、水上运输、市内运输、公路运输、机械、手工业、轻化工、公安、交通、邮电、文艺、学生、居民、儿童、服务、其他、干部脑力劳动及其他脑力劳动等十八大类。每大类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小类下再细分为若干工种，再就是每个具体工种的粮食定量标准了。
共计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约三百七十余种。原则上是按劳动强度的高低来定量口粮之多少(计量单位均为市斤)。
我首先关注的当然是最高定量者，属采矿冶金类的井下挖掘工及井下运输工，每月52斤。劳动强度看来最高。其次是井下支柱维修工，每月50斤。定量50斤以上者仅此三个工种。
最低定量者则是一岁以下儿童，每月8斤。这很好理解，年纪小，吃得少。
但我发现，此份表格亦有重大缺陷，即所有工种及人员定量标准之依据与说明，均付之阙如。再细读数遍，仍百思不得其解。
如：搬运装卸工共有四个等级。甲级搬运装卸工48斤，乙级搬运装卸工44斤，丙级搬运装卸工40斤，丁级搬运装卸工36斤，劳动强度之区别在哪里?
又：家务劳动亦有四个等级。重家务劳动(甲)26斤，轻重家务劳动(乙)25斤，一般家务劳动(丙)24斤，轻家务劳动(丁)23斤，其劳动强度之区别又在哪里?
再：制香烛鞭炮工25斤，纸盒工(裱糊、衬壳、金花工)26斤，制发夹工27斤，磨刀剪工28斤，制纽扣工28斤，修理眼镜、钢笔、收音机、钟表及打字机修理工28斤，制绳索工29斤，制雨具工(含雨具修理)29斤，制鞋工(修套鞋、皮鞋、布鞋工、打鞋底工)30斤，制乐器工30斤，修缝纫机磅秤工31斤，制肥皂工(制香料工)32斤，胶轮车修理工33斤，手工搅螺丝工34斤……
如此最少相差不过一斤的细分，理由何在?
也实在想不通，凭什么糊纸盒子的要比制香烛鞭炮的每月多一斤?制发夹的要比制纽扣的每月少一斤?磨刀剪工与修理眼镜、钢笔、收音机、钟表及打字机的为何又都是28斤?
令人惊讶者，还有类如制灯泡工的工种定量之细分程度：吹大泡、拉管、坩埚制造工为33斤，玻璃和料、吹山泡、割头、锯管、封口排气、蕊柱、喇叭、退兰(似应为退蓝)光工为32斤，玻璃烫珠裁杆、绷丝、装钩、掀头、接导丝、选蕊柱为28斤，灯泡剪丝、验光、打印工为27斤……
此外，抬埋运柩者(即抬棺材的)38斤，人力屠宰工(即杀猪的)35斤。
“文艺类”亦品种繁多。例如剧团内细分到电影演员、布景、管乐、弦乐、服装、美工、电影录音、剪接、摄制，等等，但均为29斤，这便令人有点替吹管乐者抱屈了。无论如何，鼓起腮帮吹唢呐总比拉二胡费力气，难道不能多加一斤吗?另，武功杂技演员与专业舞蹈演员为35斤，这倒可以理解。此外，其中居然没有发现文学工作者(即所谓作家)的定量标准，不知何故。
凡此种种，难以尽述。
且以为，在那个饥馑的年代，粮食定量标准乃每个人至关要紧之事，倘稍有不公，会不会引发群体矛盾甚或工种之间的争斗?但居然从未有所耳闻。
父亲对数字有一种天生的热爱，尤喜记账。他的账簿里，金额最少为一分钱(两担自来水)，次之两分钱(一盒火柴)，最多至五十四块五(每月工资)。印象最深的是有关买火柴的记载。每次买回一盒火柴，必定要数火柴根数，并记在账本上。这倒也罢，更有甚者，旁边还有条备注，云：
上次一盒总计九十五根，此次一盒总计九十一根，少四根也。
想起父亲好歹也是民国时期名牌大学统计专业的高才生，后来沦落到只能以统计每盒火柴根数来发挥特长的地步，不由得让人啼笑皆非。
即便读古书，父亲也要逞其所长。他保存的一本《训诂谐音》，乃民国四年长沙谦善书局的版本。扉页的左上角用钢笔写下“共8707字”。目录中的记数更加详细，对“平上去入”四类谐音字全部进行了精确统计，分别写下“3435”“1790”“1984”“1498”，并且用标准算术格式予以相加，得出总数为“8707”字。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对该书正文中每个字的谐音，亦全部数了一遍，且同样予以相加，以印证目录上谐音总字数的准确性。
与父亲惊人相似者，便是我的姑妈，一位守了一辈子活寡，独自将儿子哺养成人的苦命女人。且姑妈吃面条的故事，与父亲数火柴根数的故事堪称双璧。“苦日子”时期，姑妈虽然跟我们家同住倒脱靴十号，但自从祖父去世后，就一直单独开伙。那时的面条属配购品、稀罕物，姑妈吃面吝啬至极简。盐少许，酱油数滴即可，连葱花都不舍得放。每次从粮店买回一筒面条，必定要数根数。可惜我记不住具体数字了，大约在六七百根左右。煮面条之前，姑妈必定细细过数，每次一百根，半根都不许多。倘若发现有半根甚或三分之一根者，则必定将其细细拼拢，不到一根按一根计。
偶尔也听见姑妈自言自语地哀叹，这筒面比那筒面又少了多少根。
其实姑妈的书读得也不错，还会背不少古诗词。记得表哥曾回忆过，姑妈最爱吟诵的是唐代诗人元稹的《遣悲怀》。每每读到“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时，眼泪便夺眶而出，感伤自己所遇非人。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姑妈的日子尽管过得很苦，但我行我素的性格始终不改。我亲眼见她做过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她将一只鸡蛋放入一只特制的布袋中，贴身挂在胸前，试图孵出小鸡来。过些时日让我拢近去听，里头果然发出叽叽的叫声。可惜最终脱壳时，小鸡的翅膀仍粘在蛋壳上，出不来，死了。姑妈因此伤了好一阵心。
父亲与姑妈一样，也喜欢读点古诗词，偶尔还写几首打油诗苦中取乐。有段时间，某邻居养了十几只鸡，却不关养，任由它们闲庭信步，随意拉屎。其他邻居只得睁只眼闭只眼。父亲却用粉笔题打油诗一首，写在堂屋的木门上。诗曰：
鸡婆进房，跳上水缸。屙屎屙尿，不得清场。
来往同志，请你帮忙。喂鸡喂鸭，请用笼关。
其实姑妈与父亲这对姐弟，因种种缘由，平时相处得并不太好，但两个人的某些秉性及日常行为却如出一辙。我有印象，两人连在脸盆里搓毛巾的动作都一模一样。一般人是左右手互相搓，但姑妈与父亲不然。他们永远只用一只手搓，另一只手攥着毛巾不动，换只手亦然，且发出一模一样古怪的、咕叽咕叽的声音。
至于那年父亲得了水肿病，姑妈竟然也得了水肿病，这便只能说是命运对他们姐弟俩的过分拨弄了。正所谓一事无成百不堪。此即为我的父辈在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再说在父亲的日记中，另外一份他亲手绘制的表格，即一九六一年为全家制定的用粮计划安排表。近六十年过去，这份表格应该属于一件特定时代的特殊文物了。
此表格系用圆珠笔垫拓蓝纸复写而成。如今拓蓝纸应该濒临淘汰了，但从前的用途极为广泛，尤其是单位开具发票保留存根之必备。
如图所示，表格最左边为我们全家人名字的简写。往右依次是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指标及折合两数、每日的平均两数、每日安排的用粮两数、全月合计两数、尾数、每人保留八两作为周转粮后的实际找尾两数。从备注中还可看出，该年九月我即满十周岁，定量将增加一斤，由25斤变为26斤了。
另需说明，因父亲当时在坪塘石灰厂工作，属集体户口，且每周只回家一次，不在此表计划之列。但他要求全体家庭成员必须严格按此表用粮，绝对不能超量，以免月底断顿。
从此表中亦可看出，当时的计量单位还是沿用一市斤等于十六市两的老秤。而父亲竟然将全家每人每日安排的用粮数精确到两、钱、分、厘、毫。如我二哥每日的平均用粮数为13.9354两。
看着这张表格，我不禁大声朗诵起来：十三两、九钱、三分、五厘、四毫。于是疑惑也随之而来，尾数的“四毫”，有几粒米呢?且自然而然地，终极追问来了：
一粒米，到底有多重呢?
那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算术成绩虽然不好，但喜欢钻牛角尖。上述提问一时令父亲有几分难堪。但他到底不愧为学经济的高才生，此等问题于他不过小菜一碟。转眼之间便对我说，这个问题虽然无聊，但我还是告诉你一种方法。
我赶紧洗耳恭听。
父亲说，方法其实简单。先数出一百粒米或者一千粒米，称出它们的重量，再除以一百或者一千，不就成了?
我大悟，摸摸脑袋，嘟哝说，我原来光想到把一粒米放到秤上去称。父亲便有些不屑，说如今哪里找得到这样的秤呢?除非用戥子。先前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作戥子。那次算知道了。原来这是一种发明于宋代，专门用来称金子、银子、人参、燕窝之类贵重物品的精密小秤。
但我们的讨论随即遭到母亲的讥讽。她说我们这是花子穷快活，并且不无挖苦地批评了父亲精心炮制的用粮计划安排表，竟然算出一斤后面的四位数“毫”来，却根本不去考虑能不能具体执行，终究不过纸上谈兵。
父亲不以为然。他认为母亲根本不懂得统计学的价值与意义。
当然，我也再没打算去数一百粒米、一千粒米，还要去称，去除。饿肚子的人，毕竟干不出吃饱了撑的事情来。
至于计划用粮，最后还是按母亲的办法做了。她将家庭成员每人每月的粮食用一杆老秤分别称好(绝对没打算精确至“毫”)，分发给每个人自行保管，除开两个妹妹。每人每月八两周转粮预先扣出另存，以防不虞。且用细竹筒做了几只小米升。做饭时由母亲亲自监督，可少不许多，各自将自己每餐用量小心翼翼舀出来，放在属于自己的那只碗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七八只形态不一的各式饭碗，由母亲分作两层放入一只生铁炉锅里蒸。每天放学归家，必定听见炉锅底部的瓷瓦碴子因水开发出啵啰啵啰的响声，煞是诱人。
记得母亲还采纳过一个被到处推广的“先进经验”，即在蒸饭时加入少许食用碱，效果果然不错。蒸出来的饭呈半透明的浅黄色，显得比平时多很多，既软且烂，口感也好，几乎不用下饭菜，三扒两嚼便进了肚。母亲暗暗高兴。不料吃了几顿不行了，肚子比以前饿得更快。后来才明白，碱是刮油的东西。那时我们肚子里本来就毫无油水，再用碱这么一刮，更加饿得发慌，遂很快中止了这个自欺欺人的把戏。
幸亏作为城里人，我家尚未如乡下一样饿到吃树皮、吃观音土的地步。不过直到小学毕业，我的身高仅为一米二六，体重才五十二斤。这是我的一本小学生手册里面记载的，应该不会错。
回忆至此，居然还是不知道一粒米到底有多重。想想，饿肚子的年代毕竟已经过去，我亦干过不少“吃饱了撑的”事情，何妨再干一件。不过没有打算去找一斤等于十六两的戥子。太麻烦。最便捷的办法是先上网去查。不料网上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极度无聊”。即便如此，此君还是无私地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
考虑到每粒米的重量不可能绝对相同，南方出产的大米与北方出产的大米亦有差异，只能取其平均值。一粒米的大致重量为0.01859克。
未料刚刚了却此番夙愿，脑子里却无端跳出一句偈语：佛观一粒米，大如须弥山。这样想来，哪怕面对的是一粒不足0.02克的米，亦绝不能等闲视之了。
失而复得的“万元户”
岳父是位名老中医。很多年前，在小古道巷自家屋里开了间儿科诊所，尤擅小儿痘麻科，远近闻名，医术十分了得。
虽说是位观念极为传统的老中医，但老头子从来西式派头十足。雪白的头发整整齐齐梳向脑后，额头极高，且泛亮。出门必定西装革履。尽管步伐矫健，仍虚持拐杖，以示风度。尤其春秋两季，端坐于诊室内开方号脉，玻璃(即尼龙)吊带西裤，配雪白纺绸衬衣，领口袖口皆扣得严严实实，手臂上竟然还戴着袖箍。在小古道巷内，俨然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无奈一九六五年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时，岳父被列入打击对象而抄家，且抄了个底朝天。
被查抄物品之清单原件共计七张，现存我处，乃从岳父的遗物中觅得。老头子活了八十九岁。清单的抬头为“没收与抵交罚款补税的现金及实物收据”，每张清单均盖有“长沙市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鲜红大印。七张清单的开具日期分别为：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三月八日、三月十八日、四月一日。
令人费解的是，岳父无非开间私人诊所，何至扯到投机倒把上去了?
兹摘录若干查抄存单、现金及实物如下(收据数目均为大写)：
1、银行存单十四张，伍仟玖佰元
2、现金玖佰元
3、公债贰佰壹拾伍元
4、英纳格手表叁个(其中25钻壹个)
5、金戒子陆只(未计重量)
6、银行存单六张，叁仟贰佰元
7、光洋壹块(折合肆拾伍元)
8、小古道巷十七号房屋土地契约书共肆张
……
另有“金耳环、金牌子、碎金片子、座电扇、留声机、唱片、大木柜、酱色毛线、蓝色呢裤、毛料、旧湘绣被面、旧皮背心”等，不一而足，甚至包括“旧皮鞋”一双。据老婆后来回忆，岳父原本还用纯金打了一尊毛主席像，重约二两，收据中却未见提及。
可堪庆幸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关部门给岳父彻底平了反，且一次性退还了一万二千块钱。转瞬之间，岳父又成了彼时人人艳羡的“万元户”。
支票是岳父本人去领回的。但其所属银行乃工农桥支行，不能异行提现。岳父家住在小古道巷，距离较远，颇有不便，故只能取出全部现金，转存至离家最近的南门口支行。
这便构成了一个比较惊险的问题。要取出的，可是整整一万二千元现金。那时候，人民币最高面值为十元。即便全部为十元一张，一万二千元也有一千二百张。其时，我在一街道工厂谋饭，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二块五角。连整带零不过四五张。再过细一算，更吓人了：一万二千元，超过我三十年工资之总和。
我的天!
所幸小舅子刚好退伍不久，带回来两套军装兼两只军挎包。我心生一计，说，何不一人穿它一套，再系根军皮带，斜背军挎包，俨然作军人状，哪个小偷扒手敢拢边?小舅子拍手叫好。遂各骑一辆单车，一路威风凛凛，直奔工农桥银行，提取那笔巨额现金。
动身前却有个小插曲。小舅子天生英俊，穿上军装更显相貌堂堂。待我上身，那副模样却引得老婆笑得直不起腰来。她笑说看你这副样范，一副近视眼镜戴起，穿得三不六齐，哪里像个解放军?像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分子还差不多!无端遭她一顿讥讽，我恼羞成怒，把军装一脱，说，老子不去了!小舅子只好拼命打圆场，方才作罢。
头一次面对如此多的现金状如小山般堆在眼前，喉头不免发紧，且分明听得见心跳。小舅子细声说，我们一个人数一遍，好不?我说好。我们一个人数一遍。结果数错一遍，再重数一遍，腋窝里都暗暗沁出冷汗。
退赔款悉数到手后，岳父特地买了套西装犒劳我。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套西装。当时却暗忖，老头子送我西装，恐怕还藏有试图改变我的形象之意吧。
年轻的时候，我委实不修边幅，甚至故作玩世不恭状。冬天穿件烂棉袄，还故意把破洞抠大，让棉花露出来更多。当然这是结婚之前的派头，谈恋爱以后必得收敛，但仍不喜正经穿着。拍结婚照时固难免俗，总得穿套西装，却是从照相馆里借的，背后还印有“凯旋门”三个好大的字，形状极为滑稽。
岳父虽然后半辈子吃亏不少，仍积极追求思想进步。晚辈当中有谁入团入党，包括入少先队，他必有奖励。若有谁偶尔讲几句落后话，必定遭他断然制止。不过我却听他自己在背地里咕哝过，凭什么只退一万多块钱?利息恐怕都不止哦。还有那个金毛主席像，肯定被哪个私吞了，估计是那个戴眼镜的!
并不顾忌旁边的我，也戴了副眼镜。
曾经，我还保存了岳父的一张地契。此张地契也有些意思。其正式名称为“土地所有权证”，上面钤有长沙市人民政府一方大印，且确为方印，并有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及房地管理局局长的亲笔签名。签署日期为“一九五二年四月三日”。个人以为，此两人的毛笔字应该临过些碑帖，堪称上乘。
虽然地契上只有区区“零亩壹分贰厘玖毫”，但据此应该可以证明，当时土地仍明确属私人拥有。数十年后，小舅子从事房地产开发，且小有成就。我觉得这张地契由他保存更有意义，便转交给他了。
从那些清单可以看出，岳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便颇有些家底。老婆后来也常常回忆，小时候，岳父经常叫两部人力车，一家大小去甘长顺吃寒菌面，去玉楼东吃湘菜，去长沙盆堂洗澡，去兰陵剧院看《刘海砍樵》《追鱼记》。即便后来的“苦日子”时期，她家也没吃多少苦，还经常有猪肉罐头吃。
并且在几个兄弟姊妹中间，岳父也最宠爱她。
比方说，岳父经常会预先在每间屋子的门角弯里丢几枚硬币，然后动员她去扫地，并暗示她，门角弯里也要扫干净啊。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岳父逼她喝牛奶，她不喜欢，竟然趁其不备，将喝不完的牛奶偷偷倒入厨房里的煤槽内，再用煤耙子将煤和匀，以彻底灭迹。
自从被抄家后，老婆家里元气大伤。虽然生活仍能将就，岳父从此却变得小心翼翼。又过两年，老婆已然成了待业青年，或称社会闲散劳动力，“闲”在屋里，很会料理家务了。有时去碧湘街买回一大把干酸菜，想剁成碎末炒大蒜辣椒，再放几粒浏阳豆豉，是一道既便宜口味又极好的下饭菜。老婆做事麻利，可左右开弓使两把菜刀，上下翻飞，目不暇接。但岳父偏偏不准她剁，只准她切。说是让隔壁邻居听见，以为家里还有钱买肉，在剁肉饼子，又去街道上反映。
搞得老婆生闷气，其实她只打算剁干酸菜。
反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婆家的日子比我家岂止好过一点。何况到了八十年代初，鬼使神差，一夜之间又成了万元户呢?愈至晚年，岳父愈喜怀旧，尤好忆吃。有一年，岳父七十大寿，合家前去玉楼东聚餐。老头子用筷子指着发丝百叶跟酱汁肘子，颇为不屑地说，如今哪里还找得出那时候的味道?
我倒觉得实在好吃，乃大啖。发丝百叶果然细如发丝，既鲜且脆，酱汁肘子落口消融。
所以结婚后老婆仍嘲笑我，说，你们屋里，穷得要命。我亦只能解嘲，说有人愿意上当呵。试举一例。跟老婆谈恋爱时，穿得出去的唯有一件涤纶衬衫，没有换洗。周末偷偷约会，白天得将其洗净挂在竹篙上晾晒，又生怕不干，时不时去看看。太阳移到哪里，便将衣服移到哪里，跟着太阳走。
一则老启事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长沙《大公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湖南电灯公司”的启事：湖南电灯公司启事
敝公司锅炉房每日所出之煤渣觅主出售，如有愿承销者，请至敝公司稽查课或材料课接洽可也。
原文繁体竖排，未断句。
此则近百余年前的启事，令我颇感兴趣。因湖南电灯公司的创始人陈文玮，乃我祖母的父亲，即我的曾外祖父。
据查，当年湖南电灯公司的三台水管式锅炉系从德国瑞记洋行购置(同时购入160千瓦发电机组三台)，为正宗进口货，号称“洋炉”。但如今看来，即便洋货，彼时设计与技术亦不成熟，煤炭燃烧不甚充分，效率较差。所幸大量煤渣仍可堪利用，这便有了“煤渣觅主出售”一说。
我所以感兴趣者，是从这则广告中，似可解读出当时湖南电灯公司在其运营管理上，已然具备强烈的“废物利用”意识。这应与时任湖南电灯公司总经理的陈文玮不无关系吧。
曾外祖父少时从绸缎庄小伙计起步，个人商业头脑从来精明，在长沙还开过一家叫颐庆和的钱庄。
可惜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文夕大火”中，位于南门口下碧湘街的湖南电灯公司办公楼、发电厂机电设备、器材库、沿街线路及电灯等俱遭焚毁。
世事如棋。二○○四年，有关部门在湖南电灯公司的旧址建了个纪念墙。此为长沙市首个以“文夕大火”为题材的纪念性建筑，坐落于现今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
我还专门去看过一次，拍了几张照片。
某日偶然翻书，浏览岳麓书社出版的《湖湘文库》书目时，看到有本《湖南近现代实业人物传略》，便想，既然曾外祖父是湖南电灯公司的创始人，可能会收入其中吧。便找来一翻，果然有也。
一本《湖南近现代实业人物传略》，仅收六十三人，曾外祖父陈文玮忝列其中，也算不错了。
陈文玮(1855年-1935年)，字佩珩，晚号遁奥，长沙人，为近代实业家、诗人和画家。曾捐湖北补用道，未赴任。后在长沙开设钱庄及绸缎庄。其诗曾被民国总统徐世昌选入其著述《晚晴簃诗汇》。一九○五年与周声洋发起成立湖南总商会，任会长，是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创立商办湖南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发刊《湘路周报》杂志，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
一九○九年初，在长沙的外国商人运来大批洋油，在大西门及太平街一带开设商铺零售。市民争购洋油照明，外商大获其利，且进一步谋划在长沙开办电厂，意图垄断湘省的电力行业。“急图抵制”外商的陈文玮深感不安，遂与另两人发起组织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拟集股二十万银圆(股息八厘)，安装电灯一万盏，并呈报清政府农工商部立案，请准予专利。陈文玮亲撰为开办电灯公司所呈农工商部之文件，一九○九年某日的《长沙日报》副刊曾全文登载，情理并茂，值得一读。
兹节录一段：
窃长沙自开商埠，外人争先恐后，络绎而来，凡湘中自有之利权，每为攘夺而莫可挽救;华商势微力弱，往往落人之后，后悔已噬脐。顷又有洋商在小西门外议办电灯，擘画经营，不遗余力，若不急图抵制，匪特利源外溢，损失遍及于湘垣，抑且交涉日多，纠葛蔓延于官署。职道等各有保商之责，势难放弃地方自有之权利，拱手而让之他人。……唯有赶办电灯，职等组织于前，政界维持于后，他日电灯普遍，洋油输入之数，必然锐减于前，非但预杜觊觎，不使利权旁落已也。爰约同志，主持自办，众议佥同，拟集股本洋二十万元，设备电灯一万盏，一面筹办机厂物料，妥议章程，一面予省城先立公司，遴派谙习工师及早部署，以为先发制人之计。惟此项公司与他项公司迥别，必得援照北京、镇江、汉口各电灯公司成例，准予专利。嗣后华商只准附股，不得另设，方可保全。为此公恳大人俯赐批准，先行立案，并请援照湘省矿产不许外人开采定案，咨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归本省绅商自办，外商不得仿设，以保利权而省交涉。一俟开办有日，再将详细章程禀呈察核批示祗遵。
如是，农工商部很快予以批准，批文如下：
据禀已悉。该总协理等拟集股在湖南省城设立电灯公司，系为自保利权、振兴公益起见，所请先行立案及援案归本省绅商专办之处，均应照准。仰即妥订章程，招集股份，迅速筹办。除咨外务部及湖南巡抚备案外，合行批饬该总协理遵照可也。此批。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瓦解。同年五月一日，湖南电灯公司厂房装机竣工，正式发电。发电时间从晚上六时至十二时，最初供应长沙城内照明灯两千盏，至一九一九年已达两万盏，且二十四小时供电。自此，长沙市民开始用上电灯，逐步告别了“洋油灯”时代。
此举应视为长沙步入现代化之重大历史事件，曾外祖父功不可没。
是年十月，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乘机发动新军起义，长沙光复。曾外祖父旋即受任为湖南都督府财政司司长，负责清理大清银行湖南官钱局事务。但不久即自请解职，仍理商务。一九一二年，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曾外祖父被推为评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军阀混战，湘政不安，乃退职家居，在长沙筑晚香别墅，从此不再干预政事，仅寄情于书画。
据我一位表哥回忆，此栋别墅颇具规模，上下两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不说，厕所里还装了抽水马桶。这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长沙，恐怕首屈一指，领风气之先了吧。
又查孔夫子旧书网，亦有《陈佩珩先生人物画册》(画八帧，照片一帧)，《陈佩珩先生纪游图咏》(画十帧，照片一帧)之介绍，云“其画以山水人物见长。上追宋元，下及四王，对陈老莲笔意领会颇多”。
此两种画册均是曾外祖父八十岁那年，分别由长沙市万福街藻华印刷局及长沙市长治路鸿飞印刷所胶版影印。一时名家，如夏敬观、谈月色诸家，多至几十人，均为陈氏题咏赞歌。此两种集子均由徐桢立题签。徐氏善画，亦是近世知名学者。此两种集子虽属晚近，然存下来者并不多见，可作研究乡贤的好资料。
另有《晚香别墅题咏》一册，系曾外祖父在居所与众多湖湘名士会聚，友人或赠墨迹或吟诗题咏之汇编。内有杨廷瑞、吴士萱、王运长、徐博立、徐显立、徐桢立、徐闳立、余肇康、李澄宇、傅熊湘、袁德宣、夏敬观、袁思亮、程颂万、陈夔龙等名士之墨宝。
此册题咏，孔网标价六千八百元。因不事收藏，望梅止渴也罢。
一九三五年，曾外祖父在长沙去世。终年八十岁。
我手头侥幸残存曾外祖父胶版印刷之山水画作散页十帧，应为《陈佩珩先生纪游图咏》，但已经记不清是如何到我手里来的，推测应该是祖父居住在倒脱靴时，留存在什么柜弯箱角里被遗忘了。其中若干张画意题款都蛮有趣味，录其《湖堤试马》一幅之题款如下：
余少有马癖，乡居尤便畜牧。多方物色幸得一驹，调良善走。每值夕阳西下必骑绕湖堤一周。有时弃鞍辔以手足御驶亦能驰骋如意。远近之有同嗜者闻得良马，无论识与不识，咸策骑登门请与驰逐。往往并辔疾驰吾马常先于诸马，皆叹誉以为神骏。忽忽六十余年尤仿佛忆及之。
我幼时也喜欢马，亦喜欢画马。当然远不及曾外祖父，可“幸得一驹”，且为“良马”，还有人找他比赛。
却记起在倒脱靴老屋的墙壁上，我也用毛笔画过一幅关公骑马图，持青龙偃月刀，高约两尺，墨汁淋漓，令母亲哭笑不得。后用石灰水重新刷墙，此画仍隐隐可见。母亲晚年曾写过一篇回忆文字，其中还特地忆及此事。借此摘录，以为怀念。
王平四岁就自学画……特别会画马，倒脱靴巷内小有名气。有一天下班回家，看见房内门旁墙上他用毛笔画上一匹尺多高的大马，马上还骑着手持大刀的关公。我望着真是啼笑皆非。那匹马直到几年后刷墙时才刷掉。他有画的天才，可惜我没有能力培养他……
再说曾外祖父之胞兄，即我祖母的伯父，叫陈启泰(1842年-1909年)，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亦值得一提。
据《湖南省志·人物志》载，光绪六年(1880年)，陈启泰任监察御史(类似现今的巡视组组长)，以反贪腐著称。曾奏劾浙江巡抚任道镕庸鄙猥琐，难胜重任;奏劾湖广总督涂宗瀛、巡抚彭祖贤侵吞公帑，搜刮百姓;奏劾云贵总督刘长佑及粮道崔尊彝、知府潘英章勾结京官周瑞卿贪贿，事涉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等，因起大狱，被罢官八十余人，令朝野瞠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升任江苏巡抚。后又奏劾苏松太道蔡乃煌贪渎虐民，两江总督端方使蔡行贿庆亲王奕劻，然其所奏未得批准，由此积愤成疾，于两年后去世，时年六十七岁。
难怪有后人叹曰，陈氏“直言朝政缺失，被目为清流党，声名远播。惜遭时忌而不能久居其位”。
另，陈启泰的独生女儿叫陈征，嫁给了袁世凯的第六个儿子袁克桓。
某年冬天去北京，远房表哥告诉我，成贤街内的孔庙里，有个明清进士碑林，找得到陈启泰的名字，遂一起去找。那日刚好大雪过后，入孔庙，在大成门及先师门两侧，有偌大几进碑林院落，极安静，仅闻檐角偶有寒鸦聒噪。因石碑字迹原本模糊，且多为雪花遮蔽，得一一拂去，殊不易，只好作罢。
此后便再未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