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挥就的《过华清宫绝句》真是绝了。为博贵妃一笑，唐玄宗令人不惜昼夜兼程，快马加鞭从南方为其送上荔枝;较之西周时因“烽火戏诸侯”而做了亡国奴的周幽王来说，同样是为一笑，“褒妃一笑倾周”的代价实在是太大。
荔枝长于亚热带，属常绿乔木，其生长环境决定了想在长安城吃上荔枝那是何等的困难。不过对于特权的皇室贵胄们来说，想吃荔枝只需动动嘴巴罢了，而老百姓们只能“望荔兴叹”矣。
回溯专制时代的帝王将相史，“特供”和“特权”就像一对孪生兄弟，自古便与应运而生。宫廷皇室里的“御用”品便是“特供”的典型代表。但凡当权者心系何物，不论此物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还是地上跑的，不惜以任何方式，任何代价，择其优奉上之。其稀贵之处，既在于特，更在于“特供”所赋予的权力崇拜。
“特供”的核心在于“特”，字面上有“特殊，特别”之意，目的当然是要同普通区分开来。当“特”与权力相结合时，特权便无所不能。特权伸向哪里，“特供”就会如影随形。特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部分人的衣食住行用自然都非常将就，否则就体现不出与平头老百姓的差距，那权力拿来何用?计划经济时代如此，当前的各种食品特供现象依然如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供”，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普遍存在于体制内的机构内，它与职级挂钩，官职越高，“特供”也就越多，这同当时的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而时下的“特供”，则是异化为权力自肥，中饱私囊的结构性“调整”，“特供”不过是部分机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幌子罢了。在“特权”的庇护下，不仅当权者，就连体制内的其他人也能分一杯羹。
说到“特供”的东西，可谓名目繁多。从“特供食品”到“特供烟酒”，再到前不久炒得沸沸扬扬的“特供空气”，不一而足。据悉，近期华北地区持续大雾，京津等地空气中被测出含有多种有毒物质，老百姓的健康大受影响，但同一片雾天下，中南海的空气则是“特供”的，无毒无味，二十七层净化，安全第一。如今连空气都可以“特供”，以后再有什么匪夷所思的“特供”，也就不足为奇了。
谈到“特供”，那就不得不谈谈食品安全了。从被报道和尚未揭发的食品安全案件来看，老百姓可谓谈食色变，甚至有的患上了“食品恐惧综合征”。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现状下，于是有关“特供食品”的讨论又回到了舆论的焦点。如果多数人都想通过特权来“特供”体系，从而使自己免受食品安全之苦，其结果必定导致“食品金字塔体系”的瓦解。这样一来，社会经济将面临着极大的冲击。
“特供”是按照“食品金字塔体系”来规划设计的，然制度一开，最初可能是食品，仅限于特供商店，在特权的指挥棒下，于是深入到诸如医疗、教育等领域。“特供”被滥用的结果，不但无法满足特权阶层日益膨胀的“特供需求”，而且严重干扰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只要“特供需求”的持续存在，各种改革便会沦为笑柄。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试想特权者吃的是“特供”、住的是“特供”、甚至玩的也是“特供”，那治下的老百姓作何感想?于是一些不法商人，假借“特供”之机，搜刮民脂民膏，大发横财。到那时难道当权者用一句：“何不食肉糜?”的荒诞雷语来糊弄老百姓就能万事大吉了?试想如果特权者没有特权，不享受“特供”，而是“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办民之所需。”时刻牢记自己不过就一平常人，也是一日三餐一张床罢了。
正是在特权的袒护下，“特供”才有恃无恐，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如屡禁不止的贪腐一样，不加强权力监督机制的改革，不打破权力部门化和利益集团化的怪圈，“特供”只会一直“特”下去。鉴于此，198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明确指出：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固定供应点的所有食品一律按市价、按市民定量供应;价格和经营业务接受物价、工商部门的监督。“特供”作为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时代产物，如今已被废除，然而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并未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消弭于耳，却是以各种花样繁多、明理按就的“特供”大行其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某些地方，法治大于人治说得头头是道，然而对于那些善于“特事特办”，工于“灵活运用”的当权者们，特权之下，“特供”就大张旗鼓地出场了。
“没有规矩，不能成其方圆。”对于“特供”而言，须将“特供”还之于市场，按市场规律来办，不该行政插手的，特权就要退避三尺，哪怕退一尺都会导致不可预见的恶果。这就需要确实加强对特权的监督，限制特权的滥用，铲除特权思维的生存土壤。唯有此，特权现象、“特供”现状才会有所收敛，直至退出历史的舞台。
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好，还是经济体制变革也罢;其目的都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而“人民当家做主”的首要前提，便是消除“特权”这颗毒瘤，否则人民只是当家却永远做不了主。说到底，“特供”的本质在特权，特权的表现在“特供”，当特权凌驾于法理之上，特供就会继续“特”下去。
“特供”者，特权也!或许有一天，当你看到连马桶都需“特供”时，别大惊小怪，说明特权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