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载入史册的消息
1977年深秋的某一天，大学招生恢复考试的决定公布了。这个决定从后来陆续解禁的相关资料中知道，是邓小平先生从国家长远战略意义考虑，力排众议，果断做出的;也是十年“文革”动乱结束后，国家政治领域拨乱反正、精神领域思想解放、教育领域正本清源的成果之一。我后来查了一下，准确地表述，是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公布的中央决定。
这个载入史册的消息，对于刚刚走出十年动乱还心有余悸的中国民众，尤其在教育界和知识界，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对于整个社会生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个决定改变了此后许许多多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人生旅程，而许多当年参加高考并被录取的幸运儿，经过几年大学系统学习，具备了厚实的基础，毕业后补充进亟需人才的各条战线，挑起了振兴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在各行各业都是骨干，为国家消除“文革”后遗症，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文化逐渐强盛做出了特殊贡献。
那时，刚满21岁的我，正在老家的一所中学做高中代课教师，教语文和政治课，还当着50多名学生的班主任。说来有点荒唐，用时下年轻人的话只能是“传说”，因为我才是个高中毕业生，居然敢教高中;更荒唐的事又要发生：跟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学生一起去考大学。这种带有“传说”色彩的事情，大概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得到的时代“馈赠”吧!
先说一下“荒唐”事的过程。我是1974年初从这所中学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到了“文革”后期，但学校教学秩序仍旧不正常，高中学制只有两年，大约有一半时间是参加“学大寨”劳动或者其他各种社会活动。没有高考目标，没有教学规范，不少老师不知道该如何传授知识，许多同学的读书兴趣也不大。我却特别下功夫，为数不多的教科书，根本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望，还把哥哥姐姐“文革”前的高中课本找出来做习题，念课文。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的学习成绩是同学中突出的。
如此努力学习倒不是我有多么高尚的理想，或者能预知后来要恢复高考，而是因为我家成分是中农，在那个以血统定终生的年代，中农子女是好事轮不上、坏事也没有的阶层，家人和亲戚中有被打成“右派”“走资派”者，却没有一人做小队、大队、公社干部的。大学停办几年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恢复办学，但招生制度却是实行所谓“贫下中农推荐，政治审查”的办法，主要体现在大队和公社干部的权力上;同时，要严格查看家庭成分，考察“政治表现”，调查亲戚状况。这种招生“制度”是全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当然，也是短命的，却是实实在在影响了无数人的前途。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永远不会获得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然而，大学梦一直萦绕心上，试图想以出众的文化课成绩让手握大权者心动，期望出现奇迹。
可是，奇迹终究没有出现，看着每年那些幸运者被推荐走进大学校门，成为工农兵学员，我的大学梦一点一点地毁灭了。别说被推荐上大学，就是每年一度的部队征兵，我因不是贫下中农子女，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至于进工厂当工人，到商店做售货员，几乎想都不敢想。一腔报效国家的热情，一次一次地受到打击，只好回到村里成为一名不合格的生产队社员，老老实实干面朝黄土背靠天的“事业”了，重复做锄地、积肥、收割庄稼、修水库之类笨工，稍为有点技术含量的活计，比如摇耧、赶车、下种，根本轮不上我，而且常常被作为嘲讽对象，永远当不成“好后生”。我辛苦干上一整天，由于不是全劳力，那是挣不到10分的满分，只给8分工，年终折合成分红款也就四五毛钱。
高中生教高中
大约过了将近两年后的一个夜晚，有位顺路人给我捎来一封信，是我就读中学校领导杨校长亲笔写的，他让我去一下学校，没说什么事。对前途彻底失望的我，从毕业后再没有进过一次校门，更没有跟任何老师有过联系，实在想不出杨校长让我去能有什么好事。我跟队长请了一天假，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去了熟悉的校园，直接找到杨校长的办公室。
杨校长一见我，微笑着问：“你毕业两年也不来学校看看?现在做什么事呢?听说你们班的不少同学当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售货员，还有被推荐上了大学的、参了军的。你当时成绩很好，应该有所发挥嘛!”
我苦笑着说：“杨老师，您说的这些都没有我的份，我每天下地干粗笨活，挣8分工。”
杨校长叹息着说：“现在就是这样，学习好不一定能有好工作。”接着，他转了话题：“找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咱们学校今年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要多招两个班的学生，原有教师不够用，正式教师一时又分配不来，就决定从往届高中生中找几位代课教师。我们查阅毕业生档案，看到你原来学习成绩不错，人品也好，计划让你来，你看行不行?”
一听是这事，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我也才是高中毕业，怎么能教高中生呢?况且，我这人不是能说会道的，怕教不好学生。”
杨校长说：“平时能说会道者并不一定就能当好教师，关键是要有丰富知识和敬业精神。我们决定让你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能胜任。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学校的其他教师大多曾是你的老师，对你印象不错，肯定愿意帮助你。你也要虚心向他们请教，慢慢地就熟悉工作了。”接下去，他又具体给我讲了学校目前的情况，谈了准备让我教什么课，工资待遇，食宿条件等等。他让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如果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过几天就来工作，其他有关手续由学校去办。
回家的路上，我想，有熟悉的领导、有自己的老师帮助，我就试试看，反正也不是正式教师，干不好再回家劳动;干好了也算找到个“前途”了。家里父母亲明白我不是一个能挣10分工的全劳力，当个代课老师也不错，他们让我自己决定去不去，只是叮咛：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好好做。
在新生入学前半个月，我正式去学校报到，做起了代课教师。我的学生只比我小三四岁，基本上都是农家子女，并不歧视我这个新入行的代课老师。我当然是虚心向老教师求教，精心备课，诚心诚意跟学生相处，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学校领导也满意。
艰难的报名与轻松的考试
大学招生恢复考试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已经快有两年教龄了，教学和管理班级都已经熟练，工作井然有序。但是，考试消息把我的大学梦重新唤醒，总觉得一辈子不上大学会遗憾无穷。因此，听说一些高中老同学去报名参加高考，我也怦然心动，想去试试。
然而，我还是顾虑重重：即使能考上好成绩，就一定能进了大学校门?“文革”刚结束，但“文革”的不少做法并没有结束，不是贫下中农并且社会关系复杂能通过层层政审关吗?再说，要去考试就得有复习功课的时间，学校领导已经不是杨校长，不会宽容我;索性不当这临时代课教师，回家集中精力专门复习，可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政策允许12届高中毕业生都能考，报名的人很多，(据后来教育部门公布的数字，那年全国一共有570万考生步入考场，录取了27万人)录取人数有限，考不上的可能性太大了，丢了这个代课教师位置，还是回到生产队干劳力活，别说人们咋议论，自己都觉得没脸见人。
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要好高骛远，安心做代课教师就不错，“文革“已经结束，教育开始走上正规道路，好好干几年或许能转正。新的学校领导针对我们几个年轻教师想考大学的心理，在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上明确警告：谁想考也可以，但不能影响工作;如果自己复习功课耽误了教学和班级管理的工作，是坚决不允许的，后果如何你们自己想去吧。听了这话，我感到真不是滋味，领导也太缺少点温暖了。可又不能说什么，领导是从工作角度考虑的。我只好老老实实备课上课，管理学生。
眼看报名截止期快到了，一位老教师对我说：“你怎么还不去报名?这可是难得的机会，错过去将来要后悔的!”
我说：“我不准备考了。学校领导不给复习时间，怎么考呢?”
他说：“凭你原来的基础不复习也不会差到哪里，况且这两年你教书不正是复习吗?还是要去报上名。学校的工作我替你分担些，你也辛苦一点，挤时间复习嘛!”
在老教师的督促下，到了报名截止期前一天，我才去县招生办报名。报名分文科、理科，按我原来读高中时的兴趣和成绩，应该报理科;可是想到这两年教的是语文、政治，又没有时间复习，考理科难度太大，权衡一番，最后还是报上了文科。考文科至少语文和政治不用复习，历史和地理跟语文、政治课有关联，平时备课也还翻着看，并不陌生，这就把主要科目算复习了，当时还不考外语，就数学一门需要多投入点精力，负担不重。
学校领导知道我们几个人都报了名，并不宽容，不光日常工作一样不减，还又增加了几项可搞可不搞的活动，我当班主任，只得一项一项去落实。直到考试开始，我没有少上一节课，没有少干一件工作，更没有请过一天假。甚至在考试前的一个星期日想临阵磨枪，学校还组织全体教职工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劳动，干了整整一天。
正式考试那天，我到了考场得知，全县光文科考生就四百多人，理科考生更达数千人。其中，有我的老师，也有我的学生，还有我的同学。看到如此之多的考生，我感觉特别轻松，心想，这么多考生中，只能有极少数幸运者被录取，绝大多数会落选。我本来没有充分复习，考不上是正常的，权当做一次作业吧。有这样的心态，在做卷子时毫无压力，不光会做的题顺利答出来，模棱两可的题也有一部分判断正确了。
交完最后一份试卷，自我感觉不错，觉得也就是像平时做完一件该做的事而已，不再去想这事，甚至于都没有找标准答案估计分数。那时高考可不像如今，一人参考，全家紧张。我参加高考，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都不太清楚，也没有人过问，直到考完回了一次家才告知他们，父亲问能不能考上?我只回答：没把握。此时，学校临近期末，学生复习紧张，教师也忙碌起来，我每天有许多事要做，把参加高考这事完全丢到了一边。
初选的花絮与简单的志愿
大概过了有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高考有了初步结果，公布出预选者名单。那时候实行预选和终选办法，只有预选上的考生才能报志愿、体检，然后接受严格的政审。学校刚放寒假，我已回到村里。一天晚上，听到大队高音喇叭广播：“现在广播我们大队参加大学考试被预选上人的名字……”
我正在家里干杂活，毕竟是参加考试者之一，自然想知道有没有我的名字，特别跑到院里专心听广播。高音喇叭把全村预选上的几个考生名字念了好几遍，其中有“白占平”，却没有我。我知道这位“白占平”是个从某座大城市里回老家插队的知识青年，也知道他参加了考试，预选上是可能的。我为自己没有能预选上多少有些遗憾，但想到没有充分复习，早已有落选的思想准备，也就没有放在心上，继续去干自己手里的活。父母亲安慰我，考不上就考不上吧，好好当老师，等转正机会。
第二天晚上，一位大队干部到了我家，对我说：“你被大学预选上了，明天去县里开会报志愿。”
我吃了一惊，说：“昨天大队喇叭广播的名单上没我嘛，咋又有了?”
那位干部说：“嗨，也不知道是县上通知错了，还是咱们村里广播错了，不是白占平，是你杨占平。白占平今天高兴地去了县里招生办一看，不是他，是你，难过了一阵只好回来了。县招办特意让他带回来叫你去开会报志愿的通知。听说全县考文科的四五百人，预选上的才有十几个，你能预选上也是咱们大队的光荣嘛!”
听到这里，我终于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大学梦似乎要变成现实了。当然，预选上并不等于肯定能入学，要过政审关、体检关，还有一部分人落选。但不管怎么说，已经有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希望，我禁不住喜上眉梢，家里人看到我预选上了，也十分高兴，问这问那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我多年来大学梦做了一次又一次，毁灭也一次跟着一次，但愿这一次不要再破灭。
第二天，我去了县招生办，得知全县一共有一百多人被预选上，其中文科考生还不到二十人。招生办的几位工作人员组织考生填报志愿，解释有关事项，然后每人发给一份表，希望大家按照填表要求，参考《山西省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指南》，好好考虑;也可以回家跟家人以及亲戚朋友商量，两天以内交来即可。我问工作人员：“老师，我家在村里，回来几十里地，能不能现在就填好表格交了?”工作人员说：“只要你不修改了，当然可以。”
我大略翻看了一下招生学校材料介绍，发现文科专业比较少，招生数也不多，尤其外省学校，每校在山西也就招三五人，最多十几人，便打消了报外省学校的念头。本省学校文科中最理想的是山西大学中文系，这也是文科考生共同的想法，感觉文科中最好的是综合大学的中文系，而后来成为热门的财经类、新闻类当时还不被人们看好。
那年，考生的成绩不公布，但大家对各自的分数有所了解，我在全县文科考生中成绩排名靠前，就打定主意报上山西大学中文系，不报其他学校，只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中填上“服从”。我想，能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就算达到了目的;如果进不了中文系，其他学校就不是愿望，随便什么学校、专业都行，上不了继续当教师。我也不准备回家跟家里人还有亲戚朋友商量，因为是刚刚恢复高考，绝大多数人对高校填报志愿根本不懂，我即使回去商量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建议。于是，我把正式表格一一填好交给工作人员，然后去医院体检，把该我做的事都做完，不想再跑第二次。招生办的人说，你就回家等通知吧。
那时，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还不厉害，更不存在花钱办事的陋习，多数人都是老老实实在家等通知。尤其像我这类人，便是让我去找人，也想不到能找谁说上话，甚至对自己报上志愿的山西大学，光听说在省城太原，具体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我从县招生办回家后，简单告诉父母亲报志愿的情况，他们说，你按自己的想法报了就行了，能不能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就看你的命运吧。我想着如果上不了大学还得教书，趁假期准备预备下学期的课。
假期结束，一切照常，我继续回学校给学生上课，做班主任工作。几个老教师知道我被初选上，觉得应该没问题能上了大学，他们是“文革”前的大学生，给我介绍一些大学读书的情况，让我做些什么准备，我也开始计划着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拿不到通知书总是忐忑不安，又不能表现出焦虑情绪来。那时候通讯方式落后，没有手机，更没有网络，我当教师的学校也就一两部座机电话，自然没有什么内部渠道获得高考信息，唯有等待从邮局获得正式通知。
难忘的师生感情
大约过了将近一个月，我还没有接到通知书，以为没希望了，也不去想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落选。忽然，一天中午，我父亲面带喜色地来到学校，交给我一个信封，说：“上午邮差送到大队，中午有人捎带到家里了，我和你妈不敢打开，赶紧就给你送来了，你看是不是大学通知书?”
我接过信封，看到下面是一行大红字“山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心跳起来，有一种感觉：我被录取了!迫不及待地打开，果真是录取通知书，而且就是山西大学中文系，可以说终于如愿以偿。我拿着通知书，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不禁掉下泪来。没有抱过多的期待，却得到了收获，让我感慨万分。我多年的大学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下午，我拿上山西大学入学通知书给学校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毕竟是知识分子，“文革”前念过大学，尽管考试前不太善解人意，但对我能够考上大学还是很高兴的，说：“你是咱们学校参加高考的教师和学生中考得最好的，给学校争了光，也用成绩证明了自己。离开学报到还有些日子，我们很快确定接替你工作的教师，你把手头的工作交待交待，就回家准备吧。”
我特别找到那位督促我报名的老教师，感谢他的鼓励。他说：“我当时就看好你有能力考上，事实证明我没有看走眼。你现在才是个高中生，教高中总是有些困难，尤其是现在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规，有了升学压力，继续当代课教师会更难。去读上几年大学，即使毕业后还当教师，那就大不一样了。”我说：“一定会努力学习，将来毕业后做什么工作还不好说，但是，肯定比现在强。”其他教师同事和我的学生，很快都知道我考上山西大学中文系，以各种方式祝贺，让我沉浸在二十多年来最为幸福的状态中。
1978年3月18日，我拿上山西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和简单的行李，怀揣着无限希望和对大学校园一无所知的复杂心情，被父亲用自行车带着，去了离家五里的三等小火车站，图省钱买上最便宜的慢车票，去太原报到。
刚进车站，看到的是一个让我难以置信的场面：我教过的50多个学生齐刷刷地站在那里，等着送我。我有点词不达意地说：“你们怎么，怎么不上学，都来这里了?”
一个班干部说：“我们跟新老师请假了，专门来送您的!”
我说：“还是上课要紧啊，你们这样，会让其他老师有想法的。”
“没关系，老师们也都愿意让我们来送您。”同学们一齐说。
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心里感到非常欣慰：我这个临时代课教师，教出这么深的师生情来。
火车进站了，我跟父亲和学生们挥手依依惜别，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大学求学之路。
不隆重的报到与复杂的同学结构
报到那天，天空下着细雨，感觉是要洗涤我们这些大学新生几十年的尘土，干干净净地开始新的生活。我下了火车坐上学校接新生的大轿车，去了位于太原市坞城路的山西大学。
校园里好多栋楼房粉刷一新，五颜六色的彩旗飘扬，主楼上大幅标语写着：“热烈欢迎七七级新同学!”在报到处，人来人往，各系有工作人员和七六级同学热情帮助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并且带领着去宿舍安顿好。我注意观察了一下，绝大多数新生都是一个人报到，很少看到多年后家长陪同或者开小车专程送的情况。因为，我们这届同学多数人是往届生，来自农村、工厂、军营、学校、知青点，工作或者劳动多年，所以，大家的生活经验丰富，适应能力很强，不需要家人的帮助。
没多久，同学们之间就都熟悉了，也知道了好多我们这届学生的特殊性，最突出的是年龄差距很大，我们班最大的比最小的年长15岁，四分之一是“文革”前毕业的“老三届”高中生，他们都已经成家，有了孩子，其中几个同学有三四个孩子。记得班级第一次集合开会，几个年龄看上去有三四十岁，服饰、话语、形态显得非常老成的人招呼大家：“同学们，请大家按小组就坐，一组这边，二组那边……”
我们几个相对年轻些的同学都觉得他们是老师，低声说：“他们几个是老师吧，教什么课呢?”
几个人听到有议论的话，马上笑着自我介绍：“我们几个也是新生，咱们班主任让招呼大家的。”
为了增加同学之间的互相了解，班主任老师让每个人都简单介绍自己入学前的情况，我听到的有农民、工人、知青、干部、教师、军人;有大队支部书记、部队排长、车间小组长;像我一样当教师的还是比较多的，来自农村的占了一半多。听完介绍，我打消了自己原来还有的自卑心理：觉得出身农家，没见过世面，不是党员干部，在同学中该是比较低层次的;结果表明，跟我差不多的同学不在少数，还有不如我的。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央恢复高考，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并不强调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看重的是能力。比如跟我同宿舍四年的一个同学，是六六届高中生，家在农村，老婆孩子一大家，但他多年没有放弃学习，报考文科，各门成绩都很高，尤其是数学得了满分，连附加题都答对了，是全省文科唯一的一个数学全满分考生，在同学中传为佳话。
太爱学习的一届学生
让人欣慰的是，不论我们年龄差距多大，成长背景如何有别，家庭状态多么不同，当大家成为同学之后，心情都是一样的，不受歧视，不用自卑，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用一首词中的话描述就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同学们都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每一堂课都是认真听讲，准确记下笔记，没有随意逃课的现象。由于学校教室紧张，我们上课不在一个固定教室，自然也就没有固定座位，每次上课，大家都愿意往前面坐，为的是离老师近些，听讲清楚。课间总是围住各科老师求教问题，而且还经常找到老师家里讨论，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很多给七七级教课的老师感叹：“这届学生实在是太爱学习了，提出的问题经常把教师就难住了!”
我们课余主要的去处就是图书馆，或者借书还书，或者在自习室读书、写作业。像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学生，第一次进了学校图书馆，真的是大开眼界，那一架一架的现代图书、古典文学、外国作品，还有线装书、工具书，更有大量的报纸杂志，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态，感觉这才是大学的重要之处，没有藏书丰富的大学一定不是好大学。
图书馆管理自然有一套体系，我们每个学生凭学生证可以办借书证，每次五本，看完还了再借;同时，借书证还可以在图书馆设的自习室学习，看书。课余时间，这里是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各系同学都早早去占位置，用人满为患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是秩序却是特别好，安静到哪怕有一点响动，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到了大三大四做课题研究，那就是几乎天天泡在文科图书馆，跟工作人员都熟悉了，自己需要的书在哪个位置，一清二楚。可以说，四年大学印象最深刻的首选是图书馆。
十几届高中生聚集成的七七级大学生，社会经验丰富，看待事物的眼光犀利，分析研究问题深刻，无论在名牌大学，还是在一般学校;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求知欲望特别强烈，突出表现在课堂上老师组织讨论时，总是非常热烈，大家抢着发言，当时正是举国上下全面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时期，鼓励突破框框，提出新的观点。记得北京大学一位学生就提出了“深刻的片面”概念，受到大家的认可。不光课堂讨论热烈，晚上回了宿舍也是继续讨论各种学术课题或者社会现象，当然也聊各自的人生经历，对未来充满向往。
中文系学生的一大特点自然是喜欢文学创作和研究，但是也明白打好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大一大二时，同学们都是主要攻读基础课，尤其是外语，多数同学没有基本知识，需要从字母读起，从单词起步，像我在入学前基本上没有接触过任何一门外语，因为在读中学阶段，教学秩序不正规，学校缺少外语教师，领导也不重视，认为那是外国资本主义东西，根本就没有上过外语课。事实上，后来跟同学们交流，像我这样情况的并不在少数。好在我们都是成年人，虽然记忆力不如青少年，但大家就用笨办法，每天把单词写在小本子上，随时随地背诵，考试时候都顺利及格。至于专业课，都是同学们重视的，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从文艺理论到写作基础，都要完全理解接受。特别有记忆的是，为了很好地理解唐诗，几乎每个同学都背诵了几百首。
到了大三大四，基础课减少，同学们根据各人的兴趣爱好，有选择写诗歌写小说的，我们班好几个同学当时就经常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作品，一位同学的中篇小说在一家省级文学杂志发表后，被权威的《小说选刊》转载，影响广泛;有几位同学加入了省作家协会，经常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几个喜欢诗歌的活跃者还自己筹集资金编辑出版了文学杂志《春天》。
做文学研究是多数人的选择。我们年级十几位同学自发成立古典文学学习小组，请专业老师当指导，确立课题，定期讨论，完成了一部书稿。而我自己则是跟四个同学组织成现代文学学习研究小组，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现象、作家作品展开研究，特别是发挥本省的优势，选择以赵树理、马烽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为研究方向，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去自己学校和校外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把这些作家的所有作品都从最开始发表的报刊上搜集起来。最难忘的是，在老师的介绍下，我们去省作家协会，分别找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采访，跟他们谈文学，谈人生，让我们受益匪浅;同时，对评论他们作品和创作道路的文章、书籍也整理出来，对全面开展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们小组的几个同学，在高捷教授的带领下，还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课题中马烽、西戎专题的编辑任务，出版了一部研究著作。到了大四，我还撰写了几篇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山西大学学报》和《山西师范大学学报》上，读书期间能够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的学生并不多，对于我而言，也是大学时代的重要收获，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一学期吃一次过油肉
在生活上，七七届学生是特殊的一代，除了少数带工资上学的，大多数人要靠助学金维持。那时候，国家规定助学金每人每月最多19元，名额有限，我们班有好些老三届同学，家在农村，老婆孩子一大家子，生活困难，只有他们能领到19元;像我这样家在农村，但没有成家没有负担的，每月给17元。我这17元主要用于伙食费、购买教材和参考书以及其他必须的开销，四年大学没有跟父母亲要过钱，事实上，就是要，家里也拿不出来，父母亲辛苦一年的收入，也就勉强够他们过最简单的日子。我觉得自己已经成年，过去两年当代课教师每个月有35元的工资，那可是家里的主要收入;现在上了大学不能再给家里挣钱，还要多花钱，感觉情理上过不去，打定主意上学期间决不跟家里要钱。每次放假回家，父母亲问我：助学金够不够花销?不够家里贴补上些。我总是说：够了，不用家里再出钱。
为了节约开支，我精打细算，平时每天的伙食费三餐不超过两毛钱，只能吃豆腐、便宜蔬菜，有时光买一两个馒头就是一顿饭，就这都感觉比在老家伙食好多了，因为老家一年四季基本上是粗粮，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白面或者大米以及肉菜，当代课教师也是为了省钱，偶尔吃点细粮。四年大学，我一个学期只敢吃一次两毛五分钱的过油肉，就算奢侈了，从来没有到饭店吃过大餐，衣服也就是每季一套，几乎没有同一季节超过两套以上的。有时候星期天从学校进城，一毛五分钱的电车票都舍不得，要步行一段，坐一毛或者五分钱的距离。
这样勤俭的生活，在现在的大学生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我们许多从农村到大学的同学，就是那样走过的，我根本不是特例。有时候，看到一些带工资或者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吃好饭菜或者买零食，内心里说没有一丝馋意，那肯定是假的;但是，自尊心会占上风，不愿意让别人同情而施舍，总是赶紧躲开，免得难堪。往往那个时候就会有点阿Q心理自我安慰：现在读书时期苦点没什么，等到工作以后有了工资收入，一定要去吃大餐，穿好衣服!
充实的准备进入社会
四年的大学，学习上是紧张的，但也是充实的，收益丰盈的;生活上是艰苦的，但也是快乐的，没有怨言的。我们不攀比哪个同学吃得好穿得漂亮，而是一门心思用在读书上，用当时的话语说是：我们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许多人的规律都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读书、写作、背课文。同学之间的感情是那样真挚，如果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尽力帮助，尤其是那些成了家，老婆孩子在农村的年长同学，困难肯定比我们单身青年要多许多，大家都是尽力帮助。事实上，这些年长同学的学习热情更高涨，他们把生活压力当作学习的动力，不想落在年轻同学后面。
作为文科学生，自然非常关注国内外大事。四年中，正是国家拨乱反正，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推动改革开放，振兴经济、文化的特殊时期，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比如中央召开了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南部边疆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农村全面推行土地承包制，工厂打破大锅饭生产方式，开启了商业自由交易，一部文艺作品会产生万人空巷的景象，等等。我们同学们都是积极勇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分发挥文科生的多才多艺、思想活跃的特点，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比如我们年级同学把风靡一时的话剧《血总是热的》移植过来，自己导演，自己演出，效果出奇的好;我们一个同学当上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并且成为全省学生会主席，能够把广大同学的诉求表达出来。学校的各种课外文体活动，总能看到我们年级同学的身影。
现在回想起来，四年真是短暂啊，一晃，就到了1981年底，该毕业离校走向社会了。那时候大学生实行全部国家分配制度。由于国家改革开放全面铺开，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届恢复高考后的学生，更是非常青睐，工作去向都不错。我们山西大学七七级中文系一百三十多人，十几位留校当教师，十几位到了中央机关和外省单位;十几位主动到基层锻炼，多数人留在了省级和地区机关。大家以充实的知识和突出的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工作。没过几年，就有不少人获得了晋升、提拔的机会。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一多半同学都已经退休，大家经常以各种理由相聚，在一起聊当年的学生生活，聊现在个人的状态，聊社会现实问题，聊文学艺术走向，激情依旧，讨论热烈，只是心理更成熟了，心态更平和了，许多同学重新回归专业，用诗歌、散文、小说、影视这些文学载体，追记逝去的年华，表达对现实的感受。
1977级大学生，即将退出社会的主流，但是，这代人留下了许多话题，留给历史一段特殊记忆。我们没有辜负邓小平先生，没有辜负时代，没有辜负家人，没有辜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