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是有一张脸，两张脸，还是多张脸?这件事不但渐渐地令人备感疑惑，甚至也渐渐地令脸备感疑惑。从人体构造的意义上讲，每个人只能拥有一张脸，无论怎样贪婪的人，都无法拥有两张脸。这个判断就像一只母鸡一次只生一枚鸡蛋一样准确无误。但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却不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可以拥有一张脸，还可以拥有两张脸、三张脸，甚至多张脸。虽然如此，那些终生只拥有一张脸的人也不必悲观，你可以在这唯一的一张脸上演绎丰富多彩的表情。就是没有表情的脸，也不是制造表情的机能失灵了，没有表情的脸，也是丰富多彩中的一“彩”，这与0在数字家族中不可或缺的意义等同。人一过百，形形色色，不仅指人的脾气禀性，也指每个人挂在头颅上的那张脸。上帝造人时，大约没有仔细研究过社会学，因而造得老老实实本本分分，极少造出两张完全相同的脸(双胞胎是个例外，也是个疏忽)。帕慕克在《白色城堡》中把威尼斯学者和土耳其人霍加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写成外貌几乎不可区分，这令人起疑。“脸学”也是分类学。唯如此，才使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辨认不至于陷入一团乱麻的纠结与无路可走的迷宫之中。从一张脸开始，人便无处可逃。脸使人认出了西施是西施，东施是东施，武大郎是武大郎，武二郎是武二郎，丘吉尔是丘吉尔，希特勒是希特勒。美容手术改变了上帝赋予人的原始脸部的轮廓与线条，在上帝眼中，这大概属于“阴谋家”一类的活动，但由于它的指向是美，上帝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也就默许了。
脸不仅是一种“此在”的形象符号，还是一种历史。霍克海默认为人“在衣着和外貌、外在形式和情感方式方面是历史的产物”。脸是“凝滞的往昔”延伸到今天的永远不会凋落腐烂的果实。每张脸都带着历史与经历雕刻的线条，在今天的呼吸中鲜活显现。它们被历史所塑造又携带着历史的影子，穿越历史的漫漫长夜，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展现自己的遗传、变化、风韵、气质、形象、规格、妩媚与芬芳。照相术的发明，使脸这一符号能够以最小的流失固定下来。这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阳光下，看到已经逝去时光中的某种明晰，并且会得出一个结论：不管美艳丑陋，平庸峥嵘，同一个时代的人大致长得都很相像。晚清人有晚清人的集体相貌，民国人有民国人的集体相貌，1960年代的人有1960年代的集体相貌，1980年代的人有1980年代的集体相貌。时代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的相貌——起码是人的气质。记得曾经看过上个世纪20年代一个班级的清华学子的毕业照，20年代的那轮太阳照耀与提纯的青春、睿智、梦想与飞扬，洋溢在每位学子脸上。由书香、沉思、责任酿成的美，雕像般定格在沉落的时光里，却令今天的观者无比感动。美的、有特性的、令人过目不忘的脸，固然有家族的遗传基因，但时代精神还是会以某种方式进入一张脸中。鲁迅先生曾被后人目为美男子，现在我们无论如何也寻不到一张有如此气质的文人的脸了，那是在“大风与长天的寂寞里”，在大爱与滴血的献祭中，塑成的一张脸。而在资本至上的时代，文人的脸则是另外一种镜像了。
如果现在你的面前晃动着许多张脸，你仔细观察，也大致能推断它们的经历，世界上几乎不存在一张来历不明、没有一点经历的脸。一张瘦骨嶙峋皱纹交错的脸，是太阳、风、时光与生活的艰辛将生命的汁液挤干后，留下的触目惊心的沟壑。一张恭恭敬敬低眉顺目躲躲闪闪的脸，表示一生地位低下，有着蝼蚁般的境遇。一张渴望施舍的脸，没有准确的定向，只把自己的目光四面八方地放逐，把希望渺渺茫茫寄托在可能施舍的人身上。一张无所事事的脸很闲适，但也很空，可能漂浮着过量的幸福，但也会像一块长满了荒草的秋后田地，一点也不丰裕。一张望着婴儿吸吮乳汁的母亲的脸，是“爱”字的最好解释。一张纯洁无瑕的孩子的脸则是一轮小太阳。它使周围的空气变得清新，使花朵变得馨香，使果实变得甘美。一张愤恨的脸，后面藏有许多恶、破碎、怒气、焦躁、无路。一张老谋深算的脸则是将心机全部化成了庄严，庄严得寒冷，庄严得道貌岸然，庄严得密不透风。一张皮笑肉不笑的脸与一张皮笑肉也笑的脸，经历与遗传基因都不会相同。一张沦为俎上鱼肉被宰割的脸，则是无可奈何的惊惧，生命已从一双大而空的眼睛中全部流泻出去了，但那还是一张生者的脸，还有绝望、痛苦、挣扎、祈求、不甘、呼喊，而死者的脸则是完全的安详或虚无。一切丰富的表情都是生命能量的体现，它只属于生者。
脸承担的职责还远远大于身体其他各个部位。脸不仅仅是个外貌符号，还被纳入了道德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不欣赏人体之美，也许是古人认为灵魂才是人的本原吧，而肉体只是臭皮囊，是欲望、邪恶、不洁的载体，像夜间飞翔着的黑蝙蝠，终生藏在暗影里，见不得阳光。所以，总是对人体投去厌恶、嫌弃，甚至是猥亵的目光。中国没有产生欧洲那样光彩夺目的人体绘画，却产生了不少春宫图。便是在前些年，也发生过男模被社会唾弃的事件。美丽的人体自身就是一轮光华四射的太阳或皎洁干净的月亮，但没有高贵的审美目光和一颗无尘的心，大概看到的只是性，只是下流。中国人对脸加倍看重，人活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活出一张脸。我们指责别人无耻时都会说“你真不要脸”，却不会说“你真不要手”或“你真不要脚”。此时“你真不要脸”中的那张“脸”，所指当然不只是(或者根本不是)人体构造意义上的那张脸。指斥者口中这把语言的刀子已经深深地刺向了脸后面的东西，那些隐藏得很深的东西。比如，私心的膨胀，道德的败坏，损人利己的卑鄙，做人不立品的污浊……此时这个人便是生得貌似宋玉、子都、潘安，也没有用。因为俊美的脸只能给他作为物质上的保障，但与精神品格无关，精神品格在脸的后面。要不要脸，甚至关系到人的名节、性命，以及身后拖着的长长的历史尾巴——或美名或骂名。著名的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提出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论断，便是让寡妇为了保住自己的脸，自己家族的脸——贞节名声，为脸——封建礼教殉葬。在此处，卫道其实就是“卫脸”。丈夫做鬼，寡妇饿死，其脸面便如美玉般光滑，名声便如莲花般清香，如果弄得好，还可以立牌坊、上史书屁股后面的“烈女传”。丈夫做鬼，寡妇不饿死，寡妇出于人的本能甚至动物的本能，求生了，再嫁了，吃上饱饭了，寡妇的脸就如茅坑般肮脏，因为寡妇失节了，甚至连娶她的男人都失节了。男人“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也”。再嫁寡妇不但在人世遭到唾弃，就是死后到了阴间，还会被她曾经嫁过的两个男人争夺，为了公平起见，只好将她劈作两半——《祝福》中的祥林嫂。所以，二程竭力反对寡妇求生的欲望，为了“卫脸”，她们应该彻底克服吃饭喝水的冲动，泯灭再嫁的轻浮念头，消除活下去的贪心，断食断水，断欲断念，一点点消损，一点点死去。这就是戴震所痛斥的“以理杀人”。为了脸面，在理学之光的照耀下，寡妇只有在黄泉路上追赶亡夫这一条路。
当然，重视脸也不会都是负面影响。重视脸，起码让人知耻。人，最可怕的就是没有羞耻感，失掉了羞耻心，在自己所做的恶事和所犯的错误面前，或神态自若，或嬉笑如常，或遮遮掩掩，或一推六二五。在没有羞耻感的一张脸前，法律裁决，道德评判，公众舆论，都如一把刀子捅向一块又硬又臭的石头，没伤口，不见血，没反应，没震撼。那效果岂是对牛弹琴?简直就是对琴弹牛了。
脸还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有脸的人，那是有身份有地位有金钱有权势有尊严的人。没脸的人，则是卑微渺小如蚂蚁草芥土坷垃没有尊严的人。历史由前一种人决定，法律由前一种人编制，真理由前一种人发明，道德由前一种人标举。所谓日常生活，就是后一种人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地行走在前一种人所制定的一切规则所投下的或光明或阴暗的影子里。有脸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脸，没脸的人在这一点上倒也省事，因为他没脸可丢。最吃紧的是掌握国家权柄的政治家外交家们，与外国打交道时可不能丢脸。如果丢脸，不是丢了个人的自尊，那是有损国格——国家之脸的。当年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赵王在秦王的压力下为秦王鼓了几声瑟，秦的御史就要记下“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就这么不到二十字的干巴巴的记载，就把赵王的身份降得很低很低，低到随便受秦王使唤的宫廷乐人的地位，将赵国的地位降得很低很低，低到俯首帖耳的奴才之国的地位。赵王这下就把脸丢大了，丢到外国去了。秦王也不是真要听著名的赵瑟或清泠或华美的声声妙音，而他得到的胜利也大半是虚幻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并没有掳来赵国的半寸疆土、一兵一卒，但能令一位国王为自己鼓瑟，这就是为自己争了面子，为秦国争了面子。蔺相如对此无法容忍，他命令(不是请求)秦王为赵王击缻。秦王正乐悠悠美滋滋地飘在云端里，用睥睨的眼神儿觑赵王。如果他为赵王击一下缻——仅仅一下，他立即就会从云端跌落下来，跌到与赵王同等低下的位置。事情便又回到它出发时的原点，辱人者也被辱。这样，刚刚到手的胜利就完全被消解，胜利化为轻烟一缕，飘散了，甚至还未来得及好好把玩一下胜利的滋味，胜利就溜走了。秦王大怒，决不为赵王击缻。为了秦王一击缻，蔺相如以死相逼。蔺相如手捧着缻，跑到秦王面前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您不击缻，我青蛇般绚烂的剑就将刺向自己的咽喉，把我的碧血溅到您高贵的王袍上。秦王不怿，但还是勉勉强强击了一下缻，赵国的御史也立即记下“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一场风暴虽然以对抗的紧张形式暂时化解，但他们现在毕竟都处在一个水平线上。既然侮辱是对等的，那也可以认为谁也没侮辱谁。既然谁都丢了一次脸，谁都争回了一次面子，这次外事活动，便是个平局。
当然，脸更是情感符号，喜怒哀乐皆形于色，这个“色”基本上由脸的表情传达出来。中国人很爱做“看客”，如果有闲做一个“看客”的“看客”，在某个围观现场仔细观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脸：有的脸好奇;有的脸惊恐;有的脸怒气冲冲;有的脸呆若木鸡，不惊不怒，不起波澜。有的脸暗露喜色(不应该!);有的脸很端庄(真端庄!);有的脸很端庄(假端庄!)。有的脸游移迷茫，脱离现场;有的脸聚精会神，正在现场。有的脸完全置身事外，不痛不痒;有的脸完全沉浸其中，感同身受……米兰·昆德拉说，福楼拜从包法利夫人身上发现了什么叫傻，他自己则从卡夫卡笔下的K(《审判》)身上发现了什么叫惩罚寻找罪恶。我们，平庸的我们，除了能在乌龟爬行的速度上发现什么是慢，从老猫睡在太阳底下的舒适姿态中发现什么是懒以外，其实还可以在看客脸上大有差异的表情中，发现某种社会学意义。
以上这些张脸不管有多么漫长的历史，多么深邃的内涵，多么丰富的表情，但本质上它们还都是一张脸，还都属于老实脸一类的。善有善的血统，恶有恶的基因，甚至连轻浮也是从一而终的，一张脸还是一种操守。随着文明的发展，狡诈渐渐滋生出来了，一个人再也不满足只拥有一张脸，而要拥有两张脸、三张脸，甚至是多张脸。戴着这一张张面具，像变幻不定的烛影，摇曳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人群之中。脸在不停地变幻，每一次变幻，都是一次预谋、一种心机、一个事件，或者是一条道路。此时，不但人拥有了多张脸连一只狗或者一辆汽车都拥有了多张变幻不定的脸。里尔克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做《脸》，讲“一些人换他们的脸快得令人毛骨悚然，一张接一张，把它们换破了。首先，他们觉得，他们有换不完的脸，可他们刚刚四十岁，就已经换到最后一张了，它当然难免要倒霉。他们不习惯爱护脸，他们最后一张戴了七八天，就有窟窿，许多地方薄得像纸，渐渐露出衬底来，算不得脸了，他们还戴着它到处跑”。一张脸仅仅戴了七八天，就有窟窿出现了，这张脸不断变幻花招的能量已经是强弩之末，已经是黔驴技穷，已经接近枯竭了。它已经没有好的姿容去谄媚取悦，也没有恶的丑态去作威作福了。即便它能像一只浑身涂满润滑剂的老鼠在各种裂缝中钻来钻去;像一面哗啦哗啦的旗帜在风中摇来摆去，它的道路也已经有限。
川剧中有著名的“变脸”艺术，手法之快，迅雷不及掩耳，好看是好看，但我疑心它的指向只有一个维度——艺术，这太单薄。既然能够“变脸”，就应该指向……指向什么呢?指向混沌、指向纠结、指向迷宫、指向说不清道不明、指向有着某种深奥气息的多义性。我总是心悦诚服地认为自己属于孤陋寡闻那一类人，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好像没发现哪位中国作家写出特别善于“变脸”的典型人物，但契诃夫却写出来了。在单位时间内变脸频率最快的人是契诃夫小说《变色龙》中的主角警官奥楚蔑洛夫，相信大家都读过这篇小说。有那么一日，当警官奥楚蔑洛夫正穿着沙皇陛下发给他的簇新军大衣，用耀武扬威的脚丈量沙皇统治下芝麻粒儿般的一隅——市集的广场时，突然，突然就出了乱子。首饰匠赫留金被一只狗咬伤了手指头。奥楚蔑洛夫出自主持公平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的伟大理想，决心要管管这只狗。我们顿时觉得这人不错，简直可以称得上一个好官了。虽然在沙皇俄国，好官“是建筑在无穷小的基础上的”，可“无穷小”却不等于没有。保不齐奥楚蔑洛夫就是那“无穷小”中的一“小”呢!果然奥楚蔑洛夫看了赫留金如胜利的旗帜般举着的受伤的手指头，又听了赫留金的一番诉苦，严厉地说：“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请问‘这到底是谁家的狗?’”“这到底是谁家的狗?”使问题转向复杂、黏滞、麻烦，甚至都有些凶险了。狗，绝不是一只纯粹的狗，用纯粹的法律手段是解决不了一只狗的问题的。狗，不是一只纯粹的狗，那它是什么，难道是一头猪?当然不是，狗是一种“关系”，或者说狗处在一种关系——社会关系之中。这只狗，它是谁家的狗，谁家的奴才，谁家的裙带，谁家的门人，谁的部下，谁的弟子，谁的坐骑，谁的义结金兰(狗能义结金兰吗?)的弟兄……正所谓“寻求知识不是为了理解，寻求知识是为了决断”，只有弄清这只狗的来历——主人的家世，才能做出有目的、有原则的利好“决断”。在不了解这只狗的来历之前，匆匆忙忙做出的任何决断都是鲁莽的、盲目的、不科学的、发傻的，甚至危险的。奥楚蔑洛夫是有政治眼光的官僚——不要一提到官僚就认为他们是愚蠢的，请好好想一想，一只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一只简简单单的四条腿动物，它很可能是一个未炸响的“地雷”，或是一支潜在的“绩优股”，谁知道呢?
“这条狗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个人说。天啊，好险!“这条狗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狗!”这句话的威力和热度，像轰然爆响的大炸弹和熊熊燃烧的大火炉，奥楚蔑洛夫立即感到热，一只游游荡荡在大街上闲逛的狗，身上就隐藏着这么深的奥秘，包含了这么大的不安全性，这不能不让人发热、出汗、着急、上火。他让他的跟班巡警叶尔德林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脸立即也就变了，他对赫留金说：“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难道他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长得这么高大!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被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什么路数!我可知道你们这些东西是什么鬼玩意!”里尔克描写的那张脸“许多地方薄得像纸”，一张薄得像纸的脸，似乎还残存点羞耻感、道德感，即便是微乎其微，薄薄一层，有许多地方还有破洞，也还是聊胜于无。虽然它的主人不断换脸，可也许还知道为脸翻翻新，打扫打扫卫生，修补修补。比如，在一个月夜——其实月夜并不明亮，只有月亮自身是明亮的，月光下有许多黑影，这个人的房子也处在黑影中——他借着窗帘筛进来的些许月光，摘下自己的脸，左瞧瞧右看看，自己也不太认识这张脸了，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拎在手中的这张脸还是不是自己的脸?这张脸实实在在变黑了，变脏了，变丑了，变破了。他犹疑片刻，便把拎在手中的脸浸在一个装满清水的脸盆里，用过量的洗涤剂洗了又洗，用一把软毛刷子刷了又刷，泼掉了几盆脏水后，脸也稍稍像点脸的样子了，又拿出一张新纸，将破洞堵严，为它抹上脂粉，喷上香水，使它变成一张翻旧为新的脸，这才把它重新戴上，从黑影中跑出去混世界。奥楚蔑洛夫可不需要做这些麻烦事，他的脸兼有优质花岗岩的厚度和优质橡胶的弹性，怎样用也用不破，变化速度之快简直能和核反应相媲美，根本不需要起承转合，不需要沉思铺垫，不需要凝个神、喘口气等等多余的准备动作。一只岌岌可危的将要殒命的狗，由于有了日加洛夫将军的背景，在奥楚蔑洛夫的眼中立即变得不是一只狗了。不是狗又会是什么?仔细看看，当然还是狗，不过是一只沾了将军气的狗。请问，沾了将军气的狗和不沾将军气的狗能是一个品种吗?一只狗的地位，一只狗的质地，完全不在狗的自身，而在于牵着狗脖子上皮环的那只手的能量和威力。
由于这只前几分钟还疑似疯狗的狗，现在变成了一条贵族化的狗，奥楚蔑洛夫一下子就被镇住了。人被动物镇住，这是常事。动物不会说话，但动物的语言又莫测高深，谁也小觑不得，因为它是主人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打狗要看主人。我不太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过多责备奥楚蔑洛夫，他虽然在单位时间内由于狗的主人一直是变化不定模糊不清的线索，他对狗的态度也曾先后几次变脸，可你没看出来吗?其实他有相当的执政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当他最终弄清楚这条狗虽不是将军的狗，却是将军哥哥的狗时，说出的话准确又甜蜜，谄媚又无耻，“这真是一条好狗，多么伶俐的小狗”，就这么几句话已经把危险全部从市集的广场上赶走，一个很可能闹出大乱子的纠缠事件，就这样让他艺术而明晰地解开了，摆正了，捋顺了。沙皇的庞大官僚机器在一个小小的，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方，都没有发生一点倾斜。
此外还需要什么呢?正义，受伤指头的治疗，一只濒死小狗的刺心哀鸣，市集的广场上群众的欢呼?这样就会引来将军的怒气，引来将军手中呼呼作响的鞭子，甚至引来将军手指间发出爆裂的枪声，以及奥楚蔑洛夫、赫留金躺在市集的广场上的僵硬尸体?这样，市集的广场以至于处于远处的什么地方就可能裂开一道深不可测的大裂缝，说不定就让什么东西陷进去。
平衡是神圣的，不该打破。将军的狗是神圣的，不该打死。
某些终生只拥有一张脸的人，是否该稍稍研究一点关于脸的“学问”，反复阅读契诃夫的《变色龙》呢?这多半会提升处世的艺术，也多半会提升判断问题的目光——不是从这个角度，就是从那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