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路是大地的皱纹，小路有多么细密，大地就会有多么苍凉。
苍凉过后，我们灵魂的大地上那一支流脉还在，一场场春雨落下来，一阵阵春风刮过来，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便有了灵魂，绿色的红色的鹅黄的草青的色彩，林林总总的故事在萌动，一个生命又一个生命在大地上婴儿般均匀地呼吸着、哭闹着、嬉笑着，轻轻嘬起自己的一两根手指头，透明的口水肆意流淌，周身散发着一股股奶香味儿，可爱、无聊，不知所以。这情景，先有的，是结局，然后我们再顺着那结局的枝蔓往上找寻，便看见了更多的枝蔓，看见了更多的绿叶，一片更比一片嫩绿、鹅黄，一片更比一片幼稚。找寻到后来，万千枝蔓终归是回到了一根藤蔓上，好比婴儿的一条长长的脐带，一个灵魂的发源地。
死亡和新生，结局和开始，黑和白，一种颜色向一种颜色的过渡，说不出的滋味，就像大地上正在蠕动着一条草木葱郁的小路。
春天里的小路，一个刚刚下过露水的早晨，好像被画家刚刚勾出一条细细的线条似的，绿得让人心疼。这路，说小也不小，恰好能容得下三五个人并排行走那么宽，鞋子踩上去，“沙沙沙”地乱响，路的两旁都是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草，草叶上挂满了一颗颗透明的将滴欲滴的水晶、玛瑙，水晶和玛瑙的表皮裹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新鲜泥土，它们格外地暗恋着人，不仅打湿了你的鞋子和裤角，而且那泥土沾满了你的鞋底，越沾越厚实，走不上几步，你肯定得停下来顿顿脚，把鞋底的泥巴磕掉，再继续往前走，但是走了没有几步，你会发现前面的小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么，路在哪里呢?没有办法，你就踩着软软嫩嫩的草丛，干脆往前瞎走吧，反正此刻，前后左右都没有了路，怎么走全都由了你的性子，只要你的眼光是向前的，你要走的路就一定是对的。
然而，几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和自己隔着一垄草丛的地方，竟然弯弯曲曲着出现了一条更小更小的路，搁一步一个空脚窝的一种路，你必须得跳着走的一种路，小到鞋子一踩就能踩倒一大片的草尖尖儿，小到不能再小了，时断时续，时有时无，严格说，一种不能叫做路的路，那就是我们的未来。
如此几次，反反复复，行走好比在做一场大梦。
举目回望，那些路全都加起来，只不过是一条路。恍然发现，那些年全都加起来，也不过是一年。等我们一个个返回的时间，有的是在春天、有的是在冬天，有的是在早晨、有的是在黄昏，死亡会不紧不慢地跟在我们的后头，拦住我们，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带走。
春天了，绵长的路，古老的大地，把一个接着一个的秘密带走。春天了，开花的开花，发芽的发芽，那么，忧郁的月亮去了哪里呢?
天上的路，谁知道好不好走呢?
二
说一个故事。若干年以前，故事就发生在我身上。
小的时候，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广东一个非常偏僻的小镇，母亲是个医生，所以被上级分配到镇卫生所当药房管理员，也就是今天的取药兼收银的。同科室的还有几个阿姨，大多来自于小镇附近的村子里。大家思想觉悟非常高，一心想的都是“公家”、“大集体”，干起工作来，暗地里较劲。一天快到中午下班时间了，离家最近的小周阿姨非常负责任，就把上午收来的公家钱就势装进了裤兜里，主要是防止被小偷偷走，然后大大咧咧地回家吃午饭去了，她家离卫生所不远，有一里多路。下午，小周阿姨回来了，把裤兜里的公家钱一交，发现少了整整三块钱。三块钱哪!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字，尤其此刻丢的是公家的钱，最怕一辈子背上“贪污犯”的骂名啊!于是，小周阿姨便开始哭天喊地地找那三块钱，翻来覆去地找，发动母亲和一帮阿姨帮她找，连墙角的老鼠洞、墙砖缝隙等地方也不放过，结果一无所获。她急了，捧住脸埋在桌子上一个劲地傻哭，除了哭，什么办法都没有。卫生所的所长来了，一听说公家的钱少了，气不打一处来，劈里啪啦把她训了一通，话里话外一个意思：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补上!母亲说，当时，小周阿姨就吓瘫在地上。
实在没路了，小周阿姨就哭着跑回家想办法去了。
在家里，还是没找到那三块钱。
小周阿姨一赌气，一口气喝下了一瓶“敌敌畏”农药，打算以自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等到我们闻讯以后，正赶上傍晚时分，“敌敌畏”农药的药效正在大面积发作，非常严重，小周阿姨已经快不行了。怎么办?单位的一帮好姐妹、好同事找来一辆平板车，把她按到车上，急匆匆往县城的方向跑，我也跟在大人的后头，心里不停地默默替小周阿姨许着愿，祈祷她能平安无事，健健康康。尽管我知道，那些祈祷多半是骗人的。
天是阴天，七八月份，酷热，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这才发现，我们忘记带手电筒、马灯之类的照明工具了。小镇到县城大约四十公里的距离，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山路，离开了灯，一不小心，人就会摔进悬崖，非死即伤。路上，我们谁都知道前面的路有多么危险，但是谁都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口，我们的信心就会统统跑光的。那一刻，世界寂静得可怕，母亲紧紧抓住我的小手，急促地呼吸着，人人都是这样，天地间的呼吸声浪被无限放大，母亲的、阿姨的、叔叔的、另一个叔叔的、另一个阿姨的，还有我的……起伏着，纠缠着，犹豫着，惊恐着，一个个都默不作声地走着。
白天里的山路，到了黑夜，尤其是赶上像这样的夜，光知道恐惧不行，你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凭着感觉一点一点回忆白天的山路，或者把白天的路背下来，弯弯曲曲、歪歪扭扭地背下来，你才不会走错，才不会失足于悬崖，才不会错过给小周阿姨抢救的最佳时间。想着想着，心里就没有那么害怕了，脚步走得更加坚定了，天也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爬狮子岭的时候，山势陡峭无比，幸好一个叔叔口袋里还剩下四支香烟，大家也不管什么难闻不难闻了，纷纷鼓动他吸烟，用燃红的烟头来照明，他起初有些不忍心一下子吸完，说自己节省着能吸很长一段时间，结果大家一致反对，鼓励他也学“老美”浪费一把。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顺从了大家的意思。一路下来，我们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冤枉路，驱赶走了多少不自信和惊恐感，心也淡定了，从容了。最关键的是，在我们看见岭下散落的两三点灯花时的那一刻，整个身心一下子温暖了，热血开始沸腾上涌——
又回到烟火人间了!又闻到心灵大地了!
唯一遗憾的是，赶到县医院前，小周阿姨就已经没有呼吸了，再也无法抢救了。
三
我这一辈子，潜心书画艺术创作，立大志，刻大苦，走得最多的，是没有路的路。没有路的路，一开始，特别平坦，特别顺利，但走到最后，常常是绝路。没有路的路，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险途，是胜景。
那滋味，艰辛、惊险、刺激，并且惊喜多多。
比方说，大三那年盛夏去写生，我选择了太行山，选择了王莽岭，为的是观看王莽岭日出。王莽岭素有“自古太行天上脊”之美誉，位于陵川县城东五十公路的晋豫交界处，是山西省晋城市和河南省新乡市的分界山。相传西汉末年刘秀和王莽曾在此安营扎寨、交兵作战。登上王莽岭，俯视中原大地，险峰幻迭、巍峨挺拔、山颠六绝、七台险景、雾凇冰挂、云山幻影，构成了一方神奇的人间仙境。我想，这云海中的奇峰石林恐怕还不是王莽岭的最美。最美最壮观的，应当是王莽岭的日出了!
于是，看王莽岭日出，画一幅大型山水画《王莽岭日出》，成了我的一大夙愿。但是，王莽岭是险峻的、奇秀的，如果你不是有心计的人，连路也很难找到。
读研期间，我曾经四上王莽岭，取景写生，激发灵感，印象最深的，当数1992年的夏天。
那个凌晨，天还没亮，我带上手电筒和一把砍刀，早早就上山了。山路的狭窄程度出乎我的想像，最窄处仅仅容一个人侧身通过，一不小心，就有坠入深谷的危险。我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一股脑儿地钻了进去，左砍右削，披荆斩棘，一路前行。其间，杂草丛生，荆棘横陈，走一步，砍几刀，便汗流浃背、浑身精湿了。但我依旧狂舞着砍刀，一为吓唬毒蛇，二为开辟小路。不久，便砍到了大峡谷的小溪边，只见这里溪水潺潺，一股股清凉扑面而来，我跳将过去，把小溪当成了上山的小路，一鼓作气爬到了山头。当我爬至王莽岭的观日台，手表上的时间恰恰是五点一刻，猛一回头，抚云崖、试胆石、寒武石林、勒马崖、隐仙崖、石库天书、西寨门、天桥、羊肠坂、老猪洞、一线天、东哨台、仙女散花台、抚琴台、弈棋台、点将台、烽火台等景观，全都被我踩在了脚下，果然视野开阔，天地在我胸。放眼东方，美丽的峰峦正沉浸在金鳞一般的云雾中，“千峰万壑争攒聚，云山幻影瞬息变”，眨眼之间，那云雾的颜色又幻化成绚丽的五色，橘红色、红色，如纱如幔，飘游曼舞。终于，一轮红日偷偷探出了半颗脑袋，当红日跳跃过远方的一道山头，一时间霞光万道，群山尽染，大气磅礴。更奇妙的是，伴随着太阳逐渐升高，云海随着气流的变化开始涌动，转瞬间风起云涌，红霞烂漫，远峦近峰全都淹没在烟波浩渺的云海之中，古老而神奇的王莽岭仿佛正轻轻挪动莲步，温情脉脉而来。我一下子惊呆了，好一个王莽岭日出!好一幅《王莽岭日出》的山水画啊!
下山后，我踏访了王莽岭山脚下的锡崖沟，锡崖村由从北向南十七个自然村组成，这里虽有美山好水、肥田沃土，但由于被大山阻隔、交通闭塞，依旧长年贫困。从1962年至1991年，全村八百三十口人苦战了三十个春秋，终于在头上壁立千仞，脚下万丈深渊的悬崖峭壁上，硬是用钢钎、铁锤凿出了一条七点五公里长的“之”字形“挂壁”公路，谱写了一曲人与大自然抗争的英雄壮歌!
当即，我怀着一股强烈的创作激情，历时四个小时，一连完成了《王莽岭日出》、《穿过锡崖村的响水河》、《锡崖沟云海》三幅国画作品。
前后五六年之间吧，我多次在太行山的锡崖沟、抱犊村、老龙口、八里沟、郭亮等风景区采风、写生，先后创作出《当代愚公有锡崖，争看东方裸大魂》、《周家铺印象》、《新绿》等大批国画作品来。
我的“太行山系列”创作之路，是不是在一条绝路上行走呢?
四
若干年以后，我们簇拥着母亲又回到当年下放的那个小镇，寻访当年的旧居旧人。物事人非、沧海桑田呐，一切都出乎我们的想像：母亲当年的一帮姐妹只剩下一个。卫生所的所长早已作古了。吸烟的那个叔叔也不知道现在何处。我们的旧居已经修建成了一个宽阔的文化广场，广场上一些放风筝的人一边遥望着天空，一边满世界嬉笑着追逐着，似乎都在寻找着什么。
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母亲那个唯一在世的小姐妹家。
病床边，母亲把嘴凑近阿姨的耳朵，手指着我说，他，你认不认得?阿姨丝毫没有反应，母亲连续喊了几遍，结果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阿姨的家人说，阿姨十七年前得了一场脑血栓的大病，由于没有及时抢救，从而落下偏瘫、耳聋、失语的后遗症，实在没有办法啊!母亲哭了，哭过以后，母亲依旧指着我跟阿姨说，他，就是当年的那个老小呀，整天跟在你屁股后头讨吃讨喝的“瘦猴子”，现在他已经成了画家了!你高兴不高兴啊?看见母亲那焦急的表情和口型，阿姨疑云重重，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母亲干脆指着墙上的一幅《开国大典》的年画说，这……你，知道吧?他，就是画画的人，画家……无论母亲怎么表达，阿姨就是听不懂母亲在说什么。但是母亲很有耐心，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比画着。后来，倒是阿姨的儿子聪明，从里屋拿出了一个装针剂的纸盒子，指着纸盒子上面的一个小图，拿起阿姨的手在纸盒子上比画了比画，最后指指我，无比骄傲地朝我竖了竖大拇指，意思是说，他是我们的骄傲，是大画家!这夸张的神态，把我们都逗笑了。索性，母亲让阿姨的儿子代表阿姨，和母亲进行一问一答。母亲说，当年我们下放没少挨批斗，也没少得到像阿姨这样的好心人的帮助，如今我的儿女都有出息了，想见见你们，可是……你们怎么都死的死、病的病呀?阿姨的儿子也流泪了，说，伯母你别难过，我妈妈她也整天想你们啊，虽然她现在耳朵聋了，不会说话了，但我们做晚辈的心里都知道呀……我们再也听不下去了，一个一个都哭了。
待情绪稍稍平静，阿姨的儿子问我，你是画家?真的是?我没有回答他，只是点了点头。他喃喃自语道，不对啊……画家大部分都是很另类的，要么剃光头，要么留长发，你……不像。我说，怎么不像?我就属于那一小部分。他继续问，那你说说，你画画都去过什么地方?有没有我旅游过的地方多?我反问，你是说国外还是国内?他说，国内有哪些?我说，全国各地我都去过，大都写生过，什么黄山、泰山、太行山、九寨沟、锡崖沟……只见阿姨儿子的眼睛越睁越大，最后，只好认输说，怪不得你是个大画家呢，去的地方真多啊!
要上车回广州了，阿姨全家人怎么也舍不得让我们走，大家哭作一团。母亲说，我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但是，我感觉还是当年在这里的时光珍贵幸福啊!是的，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一个人的苦难能用多少年来回味呢?
突然，阿姨的儿子跪在母亲跟前说，伯母，我妈妈有罪呀!当年，小周阿姨丢的那三块钱卡在抽屉夹缝里的时候，是我妈妈第一个发现的……但是，她当时，却把钱偷偷藏在了裤兜里。你是知道的，那三块钱真的救了我们一家六口人的命呀……
母亲呆住了，等回过神来，立即给了阿姨的儿子几个响亮的耳光。
母亲哭着指着阿姨对他说，这顿打，算是你替你妈妈挨的!
阿姨的儿子说，伯母，我知道你恨我妈妈……我妈妈她这辈子就犯了这么一个大错……
母亲质问，就三块钱……你妈妈，就……把人给逼上了绝路啊!
春寒，彻骨的寒。
一路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泪水是什么时候被吹干的，谁也没有说话。我想，在我们一生当中，爱，必须爱，所以爱，其实是一条无限绵长的路。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在古罗马时期，一个老基督教徒在临终之际，把这样一段文字铭刻在教堂门口的石碑上，“当我们伸手把一片面包递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在心里祈求上帝给我们加倍的爱，使接受者能够原谅我们向他伸出去的手。”爱生万物，当我们用脚步丈量着路，路显现出一种智慧，我们一个一个急匆匆上路，原本，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条路，一条路的一生都铭刻着一个座右铭。
苍茫人世间，我们多么像母亲额头上的一条条皱纹啊，多么细密，多么苍凉啊!皱纹也就是小路，是一个个从春天出发的灵魂，是命。
(选自《上海文学》2011年第9期)
过小日子的上海
于 坚
1979年我第一次离开故乡昆明，受李白的影响，自觉书已经读得差不多了，要顺江东下，云游名山大川。最后去到哪里呢?李白去了长安。那时候中国没有长安，北京是政治中心，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像古代长安那样，诗人云集。或者30年代的上海，一块砖头砸过去，必然砸到文人骚客的脑袋。那时代最匮乏的东西不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太强大了，就是在工厂里的工人，马克思的《资本论》选段也是要学习得刷刷纸响。工厂每年都要搞多次政治学习考试，那论述题是什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还要结合实际，不是死记硬背就完事的。工人在一起开口闭口都是“唯心”“唯物”这些抽象概念，不一定像哲学专家那样明白究竟，但是哲学名词已经成为口语的一部分。最匮乏的东西是物质。当时我还没有考进大学，还在一家工厂工作，以现在的时装标准衡量，我们那时候的形象就是一群破衣烂衫的流浪汉。上海是一个物质中心，上海产，那就是最好的，昆明人以家里拥有的上海货多为荣。长江的终点在上海，我于是来到了上海，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夏天，我站在南京路上望着那些摩天大厦，心中荡漾着的是青年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我刚刚读完了司汤达的《红与黑》，于连是我的偶像，我想像中的于连就是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我们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一家冷饮店里喝了咖啡，很难喝，但在上海喝咖啡，这是我从30年代小说里得到的印象。后来我们决定去一家饭店里豪华地吃一顿，像那些十里洋场的中产阶级。我们走进摩天大楼中的一座，平生第一次穿过旋转门，餐厅里坐着全是穿中山装的人，像是正在开会。我跟着服务员走到其中一张餐桌坐下，菜单就压在玻璃板下面。我瞟了一眼，站起来就跑。那菜单上，最便宜的菜是十三元人民币。吃不起也不至于跑吧?那时候我老害怕着被逮捕，你进入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很警惕，戴红袖章的人到处都是，要盘问，要检查工作证。在上海的胡同里，人们已经不习惯陌生人出现，我们偶尔穿过，正在闲聊的老太太就一齐停下，盯着，看你要干什么，然后窃窃私语半天。你走进了一家大饭店——一百万人中只有那么几百个人敢于走进去的大饭店，你坐了下来，却什么也吃不起，这不是很可疑吗?所以我们拔腿就跑，在饭店里的服务员警觉起来之前。幸好没有人出来追我们。一直跑到南京路上，我们才哈哈大笑。
我们每个人身上只带着一百多元人民币，晚上住在火车站，白天旅游。实在不行要住旅馆，也是去住大众浴室，晚上浴室不营业，供浴客休息的床就出租，五毛钱一个床位，还可以洗一澡。只是床是坡形的，躺一下很舒服，长睡就太难受了，但我们总是睡得很香。
南京路上人群密密麻麻，都是来买上海货的，但商品并没有堆积如山，商店并不多，少数的几家店里，挤得水泄不通，也就为了称几斤大白兔奶糖带回去。我们中的一位，第一次出远门，怀里揣着一百多元巨款，缝在内裤上，感觉到处都是小偷。他自告奋勇，总是跟在大家后面，提醒我们这个人很可疑，那个人眼神不对，小心啊，丢了就回不去了。我在一家较小的铺子里买了一双黄皮鞋，二十二元，这种皮鞋我在“红卫兵”抄家的时候看到过一双，但昆明的皮鞋店里的皮鞋都是黑色或棕色的。除了这双皮鞋，我还买了两本书，就是我此行的收获。
晚上，我们去外滩看，外滩在中国相当有名，就像一个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名声暧昧，与男女之事有关。去过的人神秘地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而且告诉我们要在八点到十点之间，去早了，人还没有来，去晚了，人就走了，戴红色袖章的人不准大家待到十点以后。我们到了外滩，看呆了，一对对男女面贴面，搂着、抱着、挨着，一对接一对，沿着黄浦江边的栏杆排下去，一眼望不到尽头，就像解放前夕，钞票贬值，南京路上排队换金圆券的人，只是排队的目的不同。大家耳鬓厮磨，喁喁私语，嗡嗡之声像是天空里飞翔着无数的蜜蜂。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到处是高音喇叭，你在公共场所听见大声的喧哗，那必定是在喊口号、念社论、开庆功会、批判会。公众，居然发出这种声音，我从来没听过，将来恐怕也不会听到第二次。有些人居然抱成一团!没有路灯，黄浦江上有些微弱的光，只看见黑影憧憧，也够令人热血沸腾的啦。在外省，这可能就要被当作流氓抓起来。新来的恋爱者，只有在一旁等着，等先来的恋人谈完走了，才能插进去。我们走了一阵，看别人谈恋爱，很是孤独。
上海我太熟悉了。我当时工作的工厂，就是从上海搬过去的，厂里的师傅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初中没有毕业，就被国家分到工厂去做工，我的师傅就是上海人，外号“排骨”，因为他相当瘦。说是师傅，其实他只上过小学，家住在闸北区。国家号召“支边”，“支边”就可以有个铁饭碗，他十八岁就跟着工厂来到云南。我们的工厂，就是这些上海人在一片坟地上盖起来的，然后运来机器，生产产品。我来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上千人的大工厂了。我师傅看不来图纸，交给我们干的活计，还得我看图纸，开始他偶尔支使我去给他买烟，后来知道我比他有知识，很尊重我，我们相处得很好。他经常给我说上海，说十里洋场，说百乐门，说城隍庙，说“小K”，上海给我的印象，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我看过王重义的连环画《十里洋场斗敌记》，怎么斗的我忘记了，只想着将来要去上海玩玩。工人们也说北京，但我从来没想到北京去玩，我想的是去北京瞻仰瞻仰天安门故宫什么的。
我们生产的产品是矿山运矿石的翻斗车，每到月底，就把刚刚漆了黑油漆的矿斗，一台台垒到大卡车上运走。那是一个欢乐的时刻，全厂一起出动来干这个活，男女工人一边推矿车，一边彼此打闹，就像在秋天乡村的打谷场上。
上海人不喜欢空谈，空谈是那个时代的普遍风气，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也是心怀全球，想着怎么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像是游击队的政委。上海人大部分不喜欢高谈阔论，技术很好，工作一丝不苟，勤俭，干净，“钻头觅缝”地过小日子。我记得有个车工，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给邻居缝补衣服，他裁剪，老婆缝，缝纫机整晚哗啦响。那老婆，长得白，很美，每天要拿个箩筐，到大路上去捡煤渣。她知道那些运煤炭的大卡车几点会从工厂门口经过，工厂门口有些大坑，卡车一过就要颠下些煤炭来。车一走过，工厂里的女人就上去抢。有一天，这个女子被卡车撞死了，尸体抬到大路边上，脸和手很白。他正在车间里车轮子，听到噩耗，戴着手套就跑，哭得个呼天抢地，风云变色。他们夫妻，感情很深。我1980年考上大学，就离开了工厂。二十年后我偶然回去，这个工厂已经倒闭，荒草丛生，厂门口挂着条大标语，要求解决职工的养老待遇，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工人在标语下面坐着发呆，我没有看见我师傅在里面，他已经老得不能出门了。
热衷于过小日子，在那个时代，是要被鄙视的。我经常听到人们揶揄某人，就说他只会过小日子。过小日子，那就是小市民。谁不是小市民呢?大市民又是谁?好像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没有鄙夷小市民的传统，市民就是市民，无所谓大小，没有贬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市民社会的颂歌。西方的看法不同，恩格斯揶揄他们民族最伟大的诗人歌德是法兰克福的小市民，“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主张歌颂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反对歌颂小市民的鄙俗风气。这种思想影响了19世纪以降的世界激进文学，成为时髦。写日常生活的上海作家张爱玲，被许多大文豪视为庸俗。她居然写这些：“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烧鸭煨汤，汤清而鲜美。烧鸭很小，也不知道是乳鸭还是烧烤过程中缩小的，赭黄的皱皮上毛孔放大了，一粒粒鸡皮疙瘩突出，成为小方块画案。这皮尤其好吃，整个是个洗尽油脂，消瘦净化的烤鸭。”鲁迅当年也住在上海，他住在四川北路。读鲁迅的文章，看不出这是一条怎样的四川北路。今年我又去了上海，到了四川北路，发现那就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在一里弄里，我吃到了上好的老鸭粉丝汤，真是美味之至。鲁迅大约对老鸭粉丝汤之类的视而不见，他的文章里从来没有提到，他吃不吃呢?不知道。我想起甘地，奈保尔说，尽管甘地在英国待了三年，他的自传里却丝毫未提及气候或季节，除了到达当天正值九月末，甘地穿着白色法兰绒登岸，因为不适宜而感到尴尬，下一次明确提到的时间，是他离开那天。“没有关于伦敦建筑的描述，没有街道，没有房屋，没有人群，没有公共交通。1890年的伦敦是世界之都，对一个来自印度小镇的年轻人来说，伦敦一定叹为观止。”奈保尔认为甘地“精神内聚是强烈的，自我专注很完整”。“他的体验，发现和誓言，只满足着他自己作为印度教徒的需要，满足在置身敌意中界定并强化自我的需要，它们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奈保尔肯定是这个世界普遍的小市民中的一个，他关心的是生活世界的在场，是日子如何过。他大约会同意张爱玲女士的名言“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20世纪，文豪关心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宏大叙事成为时代写作的主潮。到“文革”时代，过小日子都已经成为罪行，“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暴力成了生活的常态。都热衷于过大日子，大日子怎么过?在广场上，服装一致、万众一心、旗帜招展、高音喇叭。恩格斯的观点只是他的观点而已，并没有使德国成为鄙夷小市民的社会，托马斯·曼、卡夫卡、伯尔……这样的小市民作家继续出现并伟大。而在中国，鄙夷小市民却成了人们普遍的价值观，真是可叹!20世纪，人们为主义、观念而活，不为过日子而活。但日子总得过，过日子事关吃喝拉撒，文化上不给这些事情正名，于是小日子总是过得偷偷摸摸、猥琐狼狈。如果不是美国的一位文学批评权威夏志清出来赞美张爱玲，我很怀疑中国读书界是否会认识到张爱玲的不同凡响，在中国20世纪这种文化环境中，张爱玲真的是太另类了!“可以不顾左派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式的写作，在20世纪的中国确实是独一无二。“文革”之后，继续革命使人厌倦，人们想停下来过过日子，绘画绣花，请客吃饭了，生活的力量卷土重来，西方写小日子的大师，像乔伊斯、普鲁斯特都翻译过来了。但鄙视日常生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小传统，积习难返，“过小日子”，一时半载是难以名正言顺的。蔑视倒没有了，但无视依然继续，而且麻木不仁，变本加厉。
现代化不幸正是建立在这种普遍地鄙视日常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上。所以我国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很少从居民如何在其中过小日子、如何颐养天年考虑。只考虑宏伟、高大、宽阔、欣欣向荣、金光大道之类的形象，等而次之的则考虑政绩、轰轰烈烈搞一把，高升。考虑经济利益，考虑如何卖掉，房子按照商品房设计。别小看这一点，从家的角度和从商品的角度设计房子是有天渊之别的。古代中国的房子是家，现代则设计成商品房了。政绩也是以高大全的形象是否确立为标准。因此，新世界的建设以摧毁日常生活的小世界为代价，毫不可惜。建立在传统和经验世界上的中国日常生活世界被视为落后、丑陋、丢脸、脏乱差。昆明城市改造，几个月就消灭了七十多个菜市场。新世界建立了，意识形态的象征在现实中得到表现，日常生活世界也消失了。无数故乡消失了，同质化的新世界席卷中国。根据图纸设计出来的形象，面子、观念、商品经济倒是确立了，但不利于过日子。过日子很难看，很庸俗，很丑陋，很脏乱差。张爱玲说，“生命是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虱子，不要因为虱子忽略了袍子本身的华美”，现在，连袍子都无影无踪了。
20世纪后半期，上海有点声名狼藉，说起上海人，大家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上海人在这方面也有点自卑，似乎会过日子是一个难以启齿的缺点。但是，生活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过日子。在这方面，阳奉阴违是个策略，面子上、宣传上、文化上、市政建设上高大宏伟，意思是“生活在别处”，人们无可奈何，但你总不能不让我低了头喝老鸭粉丝汤吧。只可惜的是，像张爱玲这样理直气壮信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种老生常谈，将小日子通过文章升华到不朽的文人实在不多。古代文人经常这么做，曹雪芹就是写过小日子的大师。“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头次让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凤姐便奉与贾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说：‘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预备着洗手。”庸俗不堪的蟹肉，经曹大师这么妙笔生花地一写，就成了风雅韵事。现在不同，上海人一面过着小日子，就是吃了大闸蟹，也觉得脸上无光，不好逢人就讲的。文人说起上海，言语间还要解释遮掩，总是迅速站到谴责小市民的立场。在上海一个文人要获得优越感太容易了，骂骂小市民即刻“政治正确”。其实上海只是20世纪中国迷信“生活在别处”、反生活的新文化潮流的一个典型，一头生活的替罪羊。20世纪以降，中国世界对中国经验、中国生活、中国式的过日子的自卑是与日俱增，无所不在的。这方面，中国20世纪的写作与生活世界之间，真的是有点名不副实。日子过的是小日子，宣传说的是丰功伟绩，我们一直是那样英勇地生活着吗?普鲁斯特何时在上海出现?或者像乔伊斯写都柏林那样写写上海，为它立一座日常生活的语言丰碑。这家伙写煎羊腰子和出恭的那一段，真是写得好。
今年春天，我再去上海，出租车从街上经过，我立即感觉到上海出现了某种过去我没感觉到的气氛，过日子的浪潮已经在这个城市理直气壮地卷土重来。中国许多大城市，固然现代、时髦、高大、宏伟、宽阔了，汽车在奔驰，但生活世界的荒凉也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那些世界最宽阔的大街上奔走了一早上，想找一家卖豆汁油饼的小店，硬是找不到，这种大街不会为小店留下一条缝的。上海自然也免不了为大形象而自我改造，外滩焕然一新、耸入云霄、雄伟洋气，但只要从南京路两侧的任何一条小街走进去，过小日子的浪潮就汹涌而来。弄堂里甚至大街上，各式各样的洗干净的衣服、被褥、乳罩、裤衩从一家家的窗子里穿在竹竿上伸进天空，朝着太阳迎风招展，洁癖者认为这种上海风景很不雅观，我却以为这才是上海的诗意，哈哈，生活的旗帜!有的电车上，售票员还在使用那种老式的售票本，没有一票通用。看着售票大姐挎着那个塞着各种价格小票的皮包在人群里穿过来，真像是置身在费里尼的一部电影中。营业了上百年的裁缝店依然在量体裁衣，与时代流行的一刀切完全不同。上海博物馆是免费的!老牌餐馆要预约定座，里面依然有上了年纪的服务生在接待客人，这种服务生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他们把伺候顾客这一行玩到了大师水平，使得许多财大气粗的小人物感到压力。我发现上海又可以无所事事地闲逛了，无数一个式样只有一件的小服装店、咖啡馆、私人菜馆刚刚开业。那把患着洁癖的热衷于凡事一刀切的现代化手术刀，在小市民顽强的生活力量面前被磨得卷起刃来，对生活世界日复一日生产着的各种“乱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开始用加法，而不是非此即彼。我听说上海对别的城市依然在围剿的小商贩也开始容忍了，真是伟大的进步!张爱玲的上海正在魂兮归来。二十年前我去上海，住在一家大众浴室。这次是住在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始建于1846年，是一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巴洛克式的建筑。饭店介绍说，爱因斯坦、卓别林、罗素、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等名人当年都在这里住过，它曾经是远东最著名的酒店。可笑的是，这只是一家三星级酒店，因为旧了所以便宜。旧就是没有档次，低档——这个时代的真理，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巴洛克风格”也不能幸免。我捡了一个大漏，享用了落地窗帘、有着路易·波拿巴时代沿袭下来的风格的高背椅、宽阔无比光线充足的卫生间、铜质的浴缸龙头以及一百五十年前用小木块拼成的原装木地板，踩上去很有弹性，发出普鲁斯特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响声。后来我到一楼去喝咖啡，味道相当好。那是我五十五岁中的一日，坐在礼查饭店的咖啡厅里，窗外是苏州桥。想起1979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二日，我们做了一件事，去找一家咖啡馆，一定要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喝上一杯。我们终于在人民公园附近找到了一家，那其实是个大众冷饮店。我们坐在蓝色的塑料椅子上，咖啡上来了，那是一杯兑了些咖啡色粉末和奶粉的浓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咖啡，味道差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