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高邮总体的地理状况是由几条大河所分封割据的，平原事实上是由水网分割的万千孤岛，但它们又在文化心理上有着亲如骨血般的密切联系。主导南北方向的是前身为古邗沟的大运河，分割为湖西和运东地区，运东地区便是里下河平原领首的城池所在。运河水通过上河塘的水闸流经东西方向的几条大河，滋润着平原的春夏秋冬;向东归海的澄子河是一条重要而知名的河流，它引领运河水一路东去，与古邗沟东线的山阳渎交汇。澄子河是古盐河的一部分，她流淌之处冲积出许多的故事和过往。
在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中，她甚至充满了凶险：
……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
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东下，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勤王，宋廷命令他以江南西路提刑安抚使的名义率军入卫京师。德祐元年八月，文天祥率兵到临安，担任平江府知府。在援救常州时，因为宋廷内部失和，文天祥退守余杭。随后他又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并作为使臣前往元军中讲和谈判，被扣留。后脱险经高邮嵇庄到泰县塘湾，由南通南归，仍坚持抗元。文天祥所提到的高邮、高沙所在的平原都被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河横向掌控，这便是他提到的城子河(澄子河)。澄子河西引运河大水行至古邗沟东段的山阳渎交汇，向东浩浩汤汤直至兴化盐城，成为这座小城东部重要的出入口。文天祥经过这条曾经险恶的大河，还为岸边的村庄留下过《过嵇庄》(《发高沙》)诗一首：
小泊嵇庄月正弦，
庄官惊问是何船。
今朝哨马湾头出，
正在青山大路边。
澄子河两岸沿线上一沟、二沟、卸甲、三垛、甘垛、武宁、河口等古地名组成的广袤区域颇有些传奇乃至神秘色彩，由此向东是里下河平原更为纵深的腹地兴化盐城，也就是说，澄子河流域是平原往东过渡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这座城市在区域地理和文化心理上双重的“东大门”。汪曾祺在《故里三陈》中提到这座古镇以及她们的旧事：
到了会期，陈四除了在县城表演一回，还要到三垛去赶一场。县城到三垛，四十五里。陈四不卸装，就登在高跷上沿着澄子河堤赶了去。赶到那里，准不误事。三垛的会，不见陈四的影子，菩萨的大驾不起。
有一年，城里的会刚散，下了一阵雷暴雨，河堤上不好走，他一路赶去，差点没摔死。到了三垛，已经误了。
三垛的会首乔三太爷抽了陈四一个嘴巴，还罚他当众跪了一炷香。
陈四气得大病了一场。他发誓从此再也不踩高跷。
从汪曾祺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这个镇子多少有点自成一统的地位和脾气，是有文化心理上的优势的。她是小城传统意义上的“三大古镇”之一，而澄子河两岸的土地也确实以其特别的文化积淀成为区域文化版图上的独特存在，特别是她与汪曾祺颇为深切的文化渊源、现实关系，仿佛如冥冥中天意般的缘分一样，成为汪曾祺文学世界里一个独特的文化地理坐标。
一
提到澄子河岸三垛古镇，当然要讲“左厢里”以及秦观，这是这座城市乃至文学史都没有理由绕过去的话题。汪曾祺当然也多次在著作中提到这位著名乡党。小城的人们后来一直至今唱的，由汪曾祺《我的家乡在高邮》改编的一首民歌，其中就有一句颇为自豪的咏叹：“不是人物长得秀，怎么会出了个呀，风流才子秦少游?”
外乡人提到高邮，总说这个地方“盛产”两种事物：一是鸭蛋，二是才子。据说有人曾经当面对汪曾祺说，高邮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秦少游第一，汪曾祺第二。汪曾祺听到后，慢悠悠地说：“高邮鸭蛋是第二，我第三。”现在，高邮的人们也不无自豪地说，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虽然这种说法忽略了太多如诗词名家王磐、张綖翁婿，训诂学王氏父子等高邮著名文人，但也足可见地方对这两位乡贤特别的熟知与重视。
关于这位家在澄子河畔“武宁左厢里”著名的乡贤，汪曾祺也是颇有些遗憾之意的。他对于当时地方对秦观的研究相对欠缺也表示了不安，在散文《他乡寄意》中提到，宋代高邮出过“鼎鼎大名、至今为故人引为骄傲的秦少游”，可至今“连秦少游的老家在哪里，也都搞不清楚，实在有点对不起这位绝代词人”。
这件事对于汪曾祺以及高邮的文史界，确实是一件很有些遗憾的事情，确实有点对不起古人。汪曾祺生前，没有人能为他解开这个心结，而之后诸多的研究给了先生这个问题以明确的答案。文史界已经认可秦观故里在“高邮武宁乡左厢里”之说，而左厢里正在如今澄子河畔的三垛镇内，且有了现在的故里秦家村，以及一个标志性的下河村落建筑作为故居。之前关于秦观在这座城市的印记，似乎只有汪曾祺在散文《文游台》中的一句话“泰山庙正殿的后面，即属于文游台范围，沿砖路北行，路东有秦少游读书台”为证。
所谓读书台，大概也只是个美好的传说，不足以证实这位婉约词宗在故乡生活时的来龙去脉。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被高邮人解开了，但没有人有机会告诉这位身在北京的乡党。当年汪曾祺回家乡，在高邮师范给文学爱好者讲座的时候，那时年轻的学人许伟忠也在座，后来他成为研究秦少游的专家。据这位汪曾祺的“小老乡”研究，秦少游的老家在“武宁乡左厢里”，这位千古风流的绝代词人是个地道的“乡下人”。现存最早的秦氏宗谱大约是嘉靖七年(1528年)，秦少游十七世孙秦金编纂的《锡山秦氏宗谱》，其序云：“吾宗先望会稽，后徙淮海。” 清《锡山秦氏乾隆丙寅宗谱》(1746年编纂)序云：“吾族秦氏自受姓以后……唐时籍属会稽，天宝末分徙高邮左厢里。”秦少游二十八世孙秦瀛于嘉庆二年(1797年)编纂《淮海先生年谱》载：“先世居江南，中徙维扬，为高邮州武宁乡左厢里人。”从“淮海”到“高邮左厢里”再到“高邮州武宁乡左厢里”，应该说这反映出秦氏后裔对先祖故里认识逐步清晰、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明隆庆《高邮州志·疆域志》“厢里”条载：“今制州志所统，在城为厢，在乡为里。州有六厢八十里。”“武宁乡在州治东，辖五村三十里。”由此可知，厢在城，里在乡，里是小于乡、村的一个单位。左厢里中心词是“里”，左厢里是隶属于武宁乡某村的一个“里”。
如今的武宁已经在行政上归属于古镇三垛。当然，现实中这里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与古镇交接相拥，在文化意义上也是气韵相通且血肉相连的。武宁也是一个古老的地名。远到南北朝时期的梁朝，梁简文帝第十五子萧大威被封为武宁郡王，三垛一带及其周边广大地区是他的封地。侯景之乱，萧大威方十三岁，遇害于三垛，当地立庙祀之，庙曰“武宁王庙”。依庙名取乡名，他的封地三垛一带即为武宁乡。明代《隆庆州志》上也有明确的记载：“武宁乡在州治东，辖五村三十里，曰三垛村七里，曰柘垛村四里，曰义兴村四里，曰中临村八里，曰茆垛村七里。”当时高邮州城乡共计八十六里，武宁乡独占三十里。高邮城有四门，东门名为武宁门——因为其门面对的是武宁乡的大片地域，故取名“武宁门”，大有守望之意，也可见沿着澄子河向东到达的武宁对这座城池的意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陆续在澄子河畔的二沟、武宁等地发现的地券和家谱中，也证实了“武宁”的身世。二沟发掘的明代墓志上有“扬州府高邮州武宁乡”等字样，武宁公社港南大队发现的地券上同样有“武宁乡”等字样。1984年，高邮县武宁乡西村人秦万宝，将家里珍藏了近百年的清代中后期版本《秦氏支谱》送交本县文管会，其中多次提到高邮州武宁乡，证实了这个地方的历史以及作为秦观的衣胞之地，所言不虚。
汪曾祺在散文《文游台》中写到这位先贤：
秦少游是高邮人的骄傲，高邮人对他有很深的感情，除了因为他是大才子，“国士无双”，词写得好，为人正派，关心人民生活(著过《蚕书》)……还因为他一生遭遇很不幸。他的官位不高，最高只做到“正字”，后半生一直在迁谪中度过。四十六岁“坐党籍”改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这一年由于御史刘拯给他打了小报告，说他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叫一个才子去管酒税，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四十八岁因为有人揭发他写佛书，削秩徙郴州。五十岁，迁横州。五十一岁迁雷州。几乎每年都要调动一次，而且越调越远。后来朝廷下了赦令，廷臣多内徙，少游启程北归，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终年五十三岁。
秦少游从五岁到三十七岁，长达三十二年的时间生活在乡村，三垛武宁的乡村给了他生命和精神的滋养。此后他宦海沉浮，游历过三十余座城市，特别是人生最后七年一直颠沛流离，唯一在他心里没有变化的可能就是左厢里的田园生活。那里的生活简朴而从容，却像是漫天的油菜花一样灿烂无比。在广西横县，他写下《宁浦书事》数首，多有思乡怀旧之情，比如其二：“鱼稻有如淮右，溪山宛类江南。自是迁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岚。”而在其三中则有了更伤心欲绝的意味：“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作石，一齐忘了家乡。”
这个地方的乡土是恬静美好的，是出才子的，也是令汪曾祺向往的。他的小说集《菰蒲深处》便取自于秦观的《秋日》：“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也许秦观去后几百年，人间确实是寂寞的，正如王士祯感叹的“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幸而小城总被文学宠爱，后来出了汪曾祺。汪曾祺十九岁时也出走他乡，才子的命运似乎总是相似，所以汪曾祺便也怜惜秦观一生困厄悲情，而乡人竟然连他的出生地也搞不清楚了。不过，后人到底有心，终是研究出了结果，也算是对这位三垛武宁左厢里走出的才子的安慰，更是了了汪曾祺一段对故人的遗憾之情。
秦观在诗词史上有多重要已经不言自明，他对高邮的过去以及未来也当然是举足轻重的。当年秦观在高邮，苏东坡为了他来过六次，可见苏轼对这位从里下河走出来的“有屈宋之才”的才子的重视和爱惜。
苏东坡在得知秦观的死讯后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二
汪曾祺写过的澄子河边的一沟、二沟、三垛这些宁静古镇，也并非总是恬静如水。作为平原的过渡地带以及水路要地的咽喉之地，它们承受了战争的苦痛，甚至连命名都因为战事而来——它们像是尘封的剧本，不再登上舞台展演，但过去是有过冲突、矛盾和激情的。
据学人黄继林研究，“三垛”原称“三墩”，因有三个土墩而名。后因岳飞于建炎四年(1130年)在此抵御南犯金兵，三战三捷而名声远扬，为避光宗赵惇之讳而改称三垛。建炎四年(1130年)，高邮军升为承州，管辖兴化和高邮二县，绍兴五年(1135年)，承州废，领县属扬州。承州存在时间虽短，却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三垛之战有一系列战斗，涉及的地域包括到今江都东北部、兴化西部、姜堰西北部，这块地域基本在承州的范围内，起始之战在承州州城附近的三垛，故称“三垛大捷”，也称为“承州大捷”。
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命高太保率骑兵攻楚州，并不时派兵刺探岳家军动向，亦想骚扰攻打。一日，岳飞率少量骑兵引诱高太保退向三垛方向，在离高邮城十余里处的河边，金兵突然连人带马陷入伪装好的既深又宽的沟中。金兵不会游泳，死者大半。岳家军大杀回马枪，高太保仅区区数骑，落荒而逃。这里是岳飞专为金兵设下的陷阱，此战使这里至今留下地名“一沟”。不久，复仇心切的高太保率千余骑兵再到承州进逼三垛。岳飞成竹在胸，率兵西行迎敌，交手后佯装撤退。高太保害怕中计，派兵探路，但过了一沟后平安无事。高遂大胆放肆直追，在一沟东十多里处，高太保千余骑再次纷纷坠入深沟中，一时马匹狂嘶，金兵乱嚎。岳家军英勇出击，金兵的人马尸体几乎填平了这第二道沟。这个岳飞抗金的第二道壕沟，至今称“二沟”。
岳家军在澄子河流域三战皆捷。据《宋史·岳飞传》载：“飞屯三墩为楚援，寻抵承邮州(今高邮)，三战三捷”，最终“杀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又在江都邵伯擒敌军四百余人，献俘于临安行在。历史的风云如落花流水般东去，成王和败寇也在人们的传说中烟消云散，生死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过到底也会留下一鳞半爪，在已经默默无闻的日常里顽强地保存下来。也许你会突然听见人马嘶鸣或者闻见硝烟战火，这是一片土地值得回顾的过去。
“东团营”“西团营”“南壕”以及 “五里”( 传为岳飞驻军之处，是大破金兵之处，因距三垛五里而名)，这些古旧而结实的地名仍然生在澄子河的两岸，就像是河里的一朵朵浪花，虽然平凡朴素，但真实可靠。这些地名以及故事，汪曾祺在文章中多有提及，有些是他去过见过的，有些是他听说或者看书得来的，终究似乎并不与这个城里的大少爷有什么深刻的联系。
澄子河上更为重要的一次战斗，汪曾祺并没有亲历甚至听说过，但却和他有着一种更有深意的联系，那是苏中抗战第一大捷——三垛河口伏击战。
1945年4月28日，新四军第一军分区主力团五十二团、三分区特务五团、一分区特务营及高邮、江都两县的独立团在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刘飞的率领指挥下，与从宝应调往兴化驻防，并由伪军八十七团三营及日军山本旅团谷川大队两个中队、西垣大队一个小队的三百多日军护送的、全部日式武装的伪军马佑铭特务二团，在澄子河边的新庄至野徐庄一线约3.5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展开了伏击战。这场伏击战共歼敌1800多人，俘虏山本顾问等日军7人和少将团长马佑铭、中校副团长韩永恩等伪军958人。三垛河口伏击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受到新四军军部的通令嘉奖。
打这一胜仗的主力部队又与那部天下闻名的《沙家浜》故事原型的英雄们有密切关系。
脱胎于沪剧《芦荡火种》的京剧《沙家浜》，剧中主要人物郭建光的原型，一说为刘飞。刘飞，原名刘松清，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八里区罗家田村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1月率部参加红军，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政委、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奉调到新四军工作，转战大江南北。
1939年5月，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大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日军火车站，火烧日军虹桥机场，声威大振。9月下旬，刘飞的部队在江阴顾山镇遭遇了国民党顾祝同“忠义救国军”的袭击。在对敌作战中，刘飞被一颗子弹击中胸部。这一弹打入刘飞的肺部，紧靠心脏，可谓性命攸关。团长叶飞知悉后，当即派人送刘飞到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江抗”击退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大规模进攻后，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更大冲突，从苏州、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地区(即东路地区)西撤至扬中境内，而以刘飞为首的四十多个伤病员和十多个医护人员则被留在了阳澄湖上。“江抗”一撤，日伪军立即严密封锁了阳澄湖及其周边村庄，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与“江抗”结下深厚情谊的群众都自发起来供养和保护新四军的伤病员。他们一旦发现日伪军靠近村子，就马上把伤病员转移到小木船上，隐匿进阳澄湖的芦苇荡中。等日伪军走后，他们又迅速将伤病员接回村庄，在厨房、牛棚、猪圈、草堆里建起隐蔽的病房。
在严峻的形势下，还是有伤员遭到日伪军的捕杀，也有伤员因缺少药物治疗，并且在反复的转移和折腾中伤口发生感染，并发败血症，不治身亡。到10月底，就只剩下三十六个伤病员了。这三十六个伤病员集体签名，向上级报告要求重建“江抗”，并经陈毅批准，重建“江抗”。
1945年春，刘飞组织指挥三垛河口伏击战，成为一次著名的战役。汪曾祺未必知道，《沙家浜》故事原型的刘飞以及三十六名伤病员后来组建的部队，便是日后在自己的家乡三垛打了著名的“三垛河口伏击战”的新四军第一军分区主力团五十二团。
同样是芦苇荡，常熟的沙家浜和里下河的芦苇，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在汪曾祺的文学世界里有着某种神秘而富有意味的联系。汪曾祺并没有走进过沙家浜的芦苇丛中，现实里，他对芦苇的接触和理解只限于家乡的芦苇荡。他像远走他乡的秦观一样，无论脚步走到哪里，心里的草木四季总是梦里家乡的模样，落在纸上最美最真切的，也一定是儿时早年的美好记忆。
毋庸赘言，《沙家浜》对于汪曾祺的一生是意义非凡的。1970年5月15日，京剧《沙家浜》的定稿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剧团的演员和汪曾祺与当时的许多领导对坐改稿，洪雪飞、万一英等演员轮流朗诵。读到某一个段落时，需要现场修改，汪曾祺很快便脱口而出：“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他的才华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嘉许。在定稿会议中表现出色的汪曾祺，于1970年5月2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百万军民一起集会，拥护毛泽东5月20日发表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新华社当天发布的通稿中，汪曾祺的名字出现在了一长串几百个人名的接近结尾处。“九叶派”诗人唐湜在温州看到报纸后四处奔走相告：汪曾祺上天安门了，咱们知识分子有救了!
消息传到山西，汪曾祺在农村插队的儿子也因此改善了处境。然而时代风云变幻，后来汪曾祺又变成审查改造对象，被送进学习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写下十几万字的检查材料。一部剧作给他的荣誉和不安都是生活的安排，世上事对错如何，一句话难以说明白。
不过历史并没有埋没这位才子的情怀，多年后，汪曾祺写老高邮生活的一批文章付梓并且名扬天下，故乡也算是给了他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安慰和福报。就像是京剧《沙家浜》与汪曾祺，以及故事原型与高邮小城东的澄子河畔割舍不断的联系一样，都是一种绝美的天机与情缘。
三
汪曾祺在小说《关老爷》中记录了澄子河边这几个自西向东镇子上的风情。关老爷是个遗少，颇有些古怪的来头：
老关老爷死后，关老爷承其父业，房屋盖得更大，田地置得更多。一沟、二沟、三垛、钱家伙都有他的庄子。他是旗人。旗人有族无姓，关老爷却沿其父训，姓了关。关老爷的二儿子是个少年名士，还刻了一块图章：汉寿亭侯之后。其实关家和关云长是没有关系的。
而这位老爷确实有些派头，这从他的起居中可以看出：
关老爷在一沟的食单如下：
凉碟——醉虾，炸禾花雀，还有乡下人不吃的火焙蚂蚱，油汆蚕茧;
热菜——叉烧野兔，黄焖小公狗肉，干炸活鯚花鱼;
汤——清炖野鸡。
他不想吃饭，要了两个乡下面点：榆钱蒸糕，面拖灰藋菜加蒜泥。关老爷喝酒上脸，三杯下肚就真成了关公了。喝了两杯普洱茶，就有点吃饱了食困，睁不开眼了。
他还要念一会经。他是修密宗的，念的是喇嘛经。
他要睡了。庄头已经安排了一个大姑娘或小媳妇，给他铺好被窝，陪他睡下了。
关老爷田产所在地以及他“看青”前驻扎的地方到城里也不过十多里，他跟着田禾先生去看收成的种种行为，无非是表现自己生活的阔绰。小说原文中写他是要带着一包的翡翠戒指分发给那些他“宠幸”的女人的。他在这些地方骄奢的行为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旗人身份的一种“行为艺术”。那些菜单，那些程序，那些女人当然在俗世里被他所拥有，但更多的是为了表达一种虚拟的氛围，就像是脸上那油面，是一种腐朽的体面。汪曾祺面对人物以及故事往往是宽容的，即便是有些德行异于常人的，他也没有轻易用好坏去判断，这是一种平易的精神状态。对于关老爷的行为优劣，明眼人已经能够轻易判断，小说家要做的是把表达本身做到位，而不是帮着读者去判断。
汪曾祺写这样的人物是有底气的。他有个人阅历和家族的底气，这足以让他有气韵娓娓道来一个同样充满底气的独特人物。不仅是人物有底气，这个地方也颇有些底气。这些古老的地名也能够承载小说中的这些看似荒唐而又并不完全失真的人世。关老爷的遗老身份还未可知真假，但他脚下古老的土地是扎实的：一沟、二沟可不是一些朴素的农家子弟，它们也有过像三垛那样的荣光。比如说一沟的龙裘庄，那是出过监察御史陈萱的地方，再往前，这个地方可以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后来改名龙虬。汪曾祺还题过一句词：“龙虬文化七千载，国士秦郎有几人?”
澄子河水是养人的，它养活的过往也是充满着自信的。就像是那个当年坐在船上的大少爷下乡一样，除了满眼的青涩喜人之外，还有满心的一种优越感。汪曾祺也出身于这种旧的士族家庭，他懂得这种优越的情绪，也经历过这种在乡土生活面前体面到极致的生活。汪曾祺经过澄子河坐的是船，在散文《我的家乡》中写道：“我到一沟、二沟、三垛,都是坐船。”这条河从高邮城引着运河水汤汤东去到兴化盐城，似乎又有一种天然的、身居上游的优越感，所以有民谚曰：
到了兴化心就慌，到了盐城不像家，到了高邮心就留。
东来西往的船就是通过澄子河沟通里下河的许多城市的，汪曾祺就是坐着船“去乡下走走的”，他后来也是乘着大运河的轮船远走他乡的。他对船有着特殊的感情，船在高邮人眼里也有一个颇为有意思的趣谈。汪曾祺，这个被家里叫做“黑少”的少爷，在《陈泥鳅》中写道：
邻近几个县的人都说我们县的人是黑屁股。气得我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有一次当着很多人褪下了裤子让人看：“你们看!黑吗?”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黑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这种船专在大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救船，因为船尾涂成黑色，所以叫做黑屁股。说的是船，不是人。
关于高邮船和高邮人黑屁股的事情，还有一个更富民间色彩的说法：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高邮，见高邮人正在用手一颗颗地剥稻子，觉得很奇怪，就问是怎么一回事。高邮人回答说，这是进贡给皇宫的，必须要保持米粒的完整。乾隆皇帝刚吃过高邮界首的茶干，对高邮人很有好感，立即下旨：“以后高邮稻子不必剥皮。” 为了显示皇上的恩宠，高邮船就用黑漆在船尾涂上记号。事实上，有一种说法更为可靠，但多少显得有些狭隘：那时湖里的渔船多，高邮人想要与外来渔人有所区分，便齐心合力地把渔舟的后尾刷上一块黑色油漆，这样好一致对外。不过这种狭隘也是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时候的一种无奈，那时候的渔民把一切的外来者都看作是“敌人”，比如邵伯湖来的叫作 “扬州刁子”，宝应湖来的叫作“侉子”，西面安徽来的叫作“贼”，东面兴化盐城芦苇荡来的更是叫作“土匪”。这种狭隘的偏见也是另外意义上的一种底气——人们总认为自己脚下的土地是天下第一的正宗，这是一种奇怪却实用的道理。
当然，民间的历史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时间长了便也如此”，而澄子河的时间确实是长得充满底气的，至少对这座城市而言是确凿的。《扬州府志》(雍正年间修)：“东堤者，高邮之东河塘也，其河曰运盐河，而其西则为官河，堤亦曰运河堤，即唐刺史李吉甫所筑平津堰。……自高邮至兴化则谓东河塘也，东河塘实自平津堰始焉。”由此可见，北澄子河最早是在唐代形成的，距今约一千两百多年。唐元和三年(808年)九月，李吉甫辞去宰相职位，出任淮南节度使。《新唐书·李吉甫传》记述，李吉甫在淮南三年，奏请朝廷免去当地百姓欠租百万石。他率领民众在高邮筑堤(那时高邮湖有几十个小湖泊)为塘，修筑富人塘、固本塘。其堤平时能蓄水，灌田万顷，水大了则向下游泄去，所以叫平津堰。向下游泄水，就形成了东河塘，就有了运盐河。《乾隆高邮州志》记载，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郡守毛泽民于此河置泄水涵管，堤南北遂成良田。元延祐五年(1318年)对运盐河进一步开修，到了明清时期又有过多次疏浚，其中大的疏浚就有十多次。
历史是谨严而静默的，但它也有内里的情绪脉络，一条河以及沿岸的流域都被这种情绪所掌控与滋养。同时，河上及附近流域的草木共同构成了一条河流的历史。浇灌和通畅土地的河流既是日常本身，也滋润着日常。水滋养着土，成为水土现实与精神的强大推动力 ，这是我们不可小觑的力量——它甚至是我们坚持往前走下去的底气和动力。
我们必须相信和依靠这种强大的底气，尤其在机械与科技迅速进入河流所主导的周边流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随着时代的汤汤大水滚滚而去，更应该静下心来回望河流浇灌出来的过往。乡土所承载的世界并非已经虚弱无力，相反，这正是现实和未来的底气所在。如果说现实比过去更加充满激情地流动着，那么就像水需要土的承载一样，日常可能更加迫切地需要乡土的支撑，而不是鲁莽地奔驰而去——因为河流的方向并不是水，而是由默默无闻的土地决定的。
大河静默无言，澄子河不过也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不管是见证文天祥抗金的勇敢，还是养育了秦观这样的风流才子，抑或是延续《沙家浜》战斗的风雨激荡，甚至是容忍关老爷那样荒唐的各种举动，河流所浇灌的日常都以包容和智慧面对万物的生长。现实和未来的河流依旧默默无言，一切的悲伤与荣光已然随河流东去，留下的，是一种可以依靠的底气，这种底气也正是我们今天匆忙向前时所要回顾、关注甚至借用的。
我们常常远行去求道，其实大道正流淌在我们的日常里。历史的福泽，战祸的灾难甚至庸常的风俗，早就给我们奠定了厚足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