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万雷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他是喝醉了。他那天下午喝了不少酒。是否尸检要听您的指示。”
“那么，你断定他是无私无畏的了?”
“我们，正在调查。”他望了望老首长那犀利的目光，又补充说，“也许是他杀。”
他俩坐在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
万雷唠唠叨叨地说着。村长怎么派他做向导，送首长上路，走了两天，任务完成了，来路都已被敌人封锁，回不去，于是一直跟着首长走。“那次可真险。”他说的是途经一个小村子，刚刚在老乡家住下不久，日寇包围了村子。“要不是一位大爷认我做儿子。一位大嫂认你做丈夫。我们可能早就见马克思去了。”
康韬闭目听着。这个被现在的文艺家们编滥了的故事，的确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那是日本鬼子快投降的时候，他从陕北去鲁南上任。啊，旧事重提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是的，大嫂认领了八路军，而她自己的丈夫却被日本鬼子押走了。哦，“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增广贤文》是这么说的吗?他曾作为军内“一小撮”被揪，禁中反省的时候，想起过那家农户，那位牺牲丈夫救下八路军的妇女。当他想起那一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生命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不属于自己，才发现那孩子在自己怀里哭叫爸爸的声音还留在心中，才发现淡忘的记忆可以唤醒。于是，裤带仍归原用，没有悬梁引颈。不错，解放初期，去过几封信，问其母子安好，以后呢?以后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的哭声给人的感受并不都一样。小万说什么来着，他说，要不是跟你到鲁南，可能至今还是个山乡的农民。“是你带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一辈子忘不了……”歌颂也罢，把两眼紧闭;辱骂也罢，让两耳透风。十年动乱得出一条定律：真理不在嘴皮上，真情不在脸皮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大腹便便，多愁天年，囊橐空空，忧患家中，然而生死贫困并不是可怕的，经过“史无前例”，你可能体会到，最可怕的是没有人给你讲由衷之言。
有人敲门：“报告!”
“进来!”万师长说。
进来了一个干部，他回手关好门后，以标准的军人姿势敬礼，说：“首长好，二团三营营长廖颜骐报到。”
万师长向老首长介绍说：“这就是春华他们营的营长。你把发现现场的情况直接向首长报告吧。”
“哦。请坐吧。”康韬说。
“春华之死，完全是我的责任。”他坐下后的第一句话说。
万雷眄视那营长一眼，然后望着窗外，显得不屑一顾。
他说什么?“是我!”他?当万雷上下左右的人员来见老首长时，“我们(注意这个复数)没尽到责任”这句通用台词，仅仅表明高、中、低音阶的区别，至多是有的富有同情音色，有的富有表情音色。都没有一句打动过将军。而他仅此一句冷冷的“责任在我”，话语的坦率、冷峻、坚定，几乎使他老泪涌出……承担责任吧，我、你、他。不知其人观其师，不知其子观其父。司马迁是这样讲的吗?其师，当年正是他们批斗的对象，哪里谈得上以知识、行为、感情去教导他?其父，同他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屈指可数，哪里谈得上父亲的溺爱、管束?那么，万雷，还有团、营、连、排长们，既不是老师，又不是父亲，有责任吗?不!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官长，既是严师，又是慈父。刚才万雷就这么说。不，不，你把责任推向社会，你呢?他毕竟是你的儿子呀，哪怕是你日理万机，哪怕是你远隔天涯，哪怕是你死在九泉之下，法律和道义会把父与子紧紧相连的……
“营长同志，”康韬说，“主动承担作为领导的责任，这是高尚的。小过，检讨不能让死人复活，我希望你讲讲他生前的工作、学习、生活。”
“那天晚饭后，他说要找我谈心。任何一个战士要找干部谈话，干部是无权拒绝的，就如干部下命令战士无权违背一样。再说，我还正要找他呢。”
万雷有些吃惊地愤愤地看了他一眼，那天晚饭后他们一起去谈心?!
“我们沿着江边走。”营长说，“他说，爸爸病发了，要请假回去探望。我问了您的病情，他支吾了几句。我说：‘如果你爸爸的病不那么严重的话，最好别去。要注意影响，你今年已两次回去看望爸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