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天后1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2，且请编之于令3，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4。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5。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6。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7。旌其可诛，兹谓僭8，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9，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10，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11，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12，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13;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14，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15，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16，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17。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18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19，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20。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21。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22，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23。”又安得亲亲相仇24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25。”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26，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27，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28，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29。谨议。
1天后：武则天。
2诛之而旌其闾：将他杀死，却又表扬于乡邻。
3编之于令：将这件事载入法令。
4过之：认为是错误的。
5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
6凡为治者杀无赦：
7黩刑甚矣：滥于用刑。
8僭：僭越。
9趋义者不知所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做好事的人不知道该做的，做坏事的人不知不该做的。
10本情以正褒贬：本于人情而给予赞叹或贬损。
11向使刺谳其诚伪：
12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凭着权势，滥杀无辜。
13上下蒙冒，吁号不闻：上下都被蒙蔽，听不到冤屈的呻吟。
14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父亲为冤杀却仍无动于衷，是为耻;日夜想着复仇，终于雪耻，是合于礼。
15介然、自克：
16不愆于法：并不违背法律。
17悖骜而凌上也：狂悖不堪、欺凌官吏。
18惑：不解、不明。
19礼之所谓仇者：礼义上的复仇。
20我乃杀之：我就杀他。
21暴寡胁弱而已：仗势欺人，威胁小民罢了。
22调人：官名。
23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有复仇的，全国的人民都认他为仇人。
24亲亲相仇：为报父仇，冤怨不已。
25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这是滥杀的逻辑，并不能真正除害。
26以断两下相杀：以判定杀人之事。
27议者反以为戮：议论的人反倒认为该杀。
28下臣议附于令：将臣的这篇驳论附于法令的后面。
29不宜以前议从事：不应再以之前的议论作为标准。
柳宗元的这一篇文章是当他在担任礼部员外郎一职时，作为奏章上书给皇帝的，内容是批驳陈子昂的《复仇议》。我们来看看柳宗元在文中对礼的看法：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文章从一件杀人案的处理入手，围绕“礼”和“法”的不同作用及其统一性，层层剖析，批驳了对方的错误建议，阐述了自己的正面意见，很有说服力。文章除了以极强的逻辑性见长之外，在文字方面也极具特色。举元庆之事，概以“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八字;说圣人之制，统以“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十二字，言简意赅，语句铿锵。文中假设元庆之冤情，语语相递，饱含激情，令人读之血脉贲张;假设师韫之合法，则言语舒张，以理相示，又使人气缓心平，可谓情理相济，辞短意长。